孙陇：68岁老人因撕毁两毛钱成了反革命

两份问讯笔录上的人生

我生于“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对“文革”后期的事还有些记忆，记忆最深的事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当时在工厂大院的昏暗路灯下，长辈们聚在一起谈论林副统帅的三叉戟是如何被火箭打下来的。记得一个叔叔还有模有样地拿个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的，讲述火箭的线路是如何如何飞的，似乎三叉戟就是他打下来的一样。再往后就上了小学，开始“批林批孔”和“反击右派翻案风”，等等。印象中总有那么多的批斗会，没完没了。那时也不用怎么学习，成天热热闹闹。除了这些记忆外，就还记得有一个口号写在学校的大黑板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印象很深。当然还有不能忘记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吃一次忆苦思甜饭，用野菜和苞谷面拌在一起，着实难吃。

以后，伴随着“文革”结束，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特别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此后反映“文革”的一些文艺作品和探究“文革”起源和过程的学术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时就读过不少这样的书。人们在经历了大浩劫之后清醒地认识到这场运动给国家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这些灾难不仅仅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意识、道德准则和思想信仰的破坏上面。

但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有些人企图打着为“文革”翻案的旗帜来推行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极左路线，要重演“文革”的那一幕。我不是学者专家，无法在宏观上和理论上来论述极左路线或“文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但我多年来收集了一些“文革”时期的第一手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都是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遭遇。在这些遭遇中，普通的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却成了一件不普通的事件，进而这个不普通的事件影响了这个普通人的一生。我们可以通过普通人们的经历来看看“文革”是怎样影响中国人生活的。

老人侯致鲁：两毛钱惹的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第二天，山东省滕县姜屯公社大彦南村大队68岁社员侯致鲁在家中门前的菜地里因撕毁了同村张×峦(中间“×”为保护当事人，下同)向他买菜的两毛钱人民币而被隔离审查。

9月11日，大彦南村大队向公社汇报了情况，并说明了情况，强烈要求上级机关逮捕侯致鲁。同日，姜屯公社党委经研究决定对侯致鲁逮捕，并向县公安局汇报。9月12日，滕县公安局批准逮捕。9月13日，滕县县委同意公安局意见，同意逮捕。

短短4天，侯致鲁老人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从档案文件的结论来看，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是：“当我们伟大领袖主席逝世之际，撕毁人民币，认为人民币不能花了，盼蒋思想特别严重，性质严重，民愤极大。”

从侯致鲁在被第一次审讯和张×峦被问讯时的讲述中，可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0日下午2点，同村的张×洪家因请人打灶台要招待人，遂让弟弟张×峦去侯致鲁家里买几根黄瓜。侯致鲁并不是专门卖菜的，只是在地里种了几沟黄瓜，平时邻居来买时也一般都不收钱。这次，侯致鲁同样也没有准备收钱，但张×峦还是硬把两毛钱丢给了他。侯就说：“不要钱，给你，不要我撕啦！”张没有要，转身拿着黄瓜就走了。侯致鲁于是赌气就把这张可能会影响他余生的两毛钱撕了扔在了田里。

事情到此应该算是结束了，也许按照现在的看法，可能也就是邻里之间礼让的一件事。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

张走后，侯致鲁觉得不太对劲，赶忙将田里撕毁的两毛钱拣了回来，藏到了火柴盒里。他从自己的钱里拿了两毛钱送回到张家，但是已经晚了，张回家后已经把侯撕毁钱的事告诉了哥哥张×洪。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再加上张×洪也是村里的干部，“觉悟”比较高，所以当侯送钱回来时张家兄弟自然要盘问一番，侯当然拒不承认。张家兄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到田里找，不巧的是，找到了被侯遗漏的、被撕毁的两毛钱的一角。证据确凿，侯致鲁被扭送到大彦南村大队队部接受盘问。

上面是初次审问和询问时，双方所述的事情经过。而在那个年代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在强大的攻势下，或许可能还有“某种意图”的提示下，后面审问的回答和初次审问的回答就完全是两种答案了。但从审问的记录上可以看到侯致鲁老人的无奈。下面是1976年10月10日的审问记录，也是档案材料中记录的最后一次审问。

问：侯致鲁，这几天考虑的怎么样啦？

答：这几天考虑对新社会不满。

问：你说说吧！

答：对于队里种40亩棉花和种苹果树我不满，认为多种粮食社员多分点粮食多好，种苹果社员又捞不到吃。

问：再讲。

答：平时干活天热啦，我不去干活，队长批评。队长派或有时叫我刨刨地头，我认为活重。这些我对队长都不满。

问：再讲。

答：头几个月队里分的小猪秧子，我分了个小的，没人要啦，给我啦，我给(跟)队长吵啦，人家为什么不拿小的，把小的给我，我对队长不满。

问：你对队长不满，怎么能联到新社会呢？

答：我对现实新社会没有什么看法。

问：挖你的反动思想根子！

答：我撕人民币就认为毛主席逝世啦，人民币没用啦，在撕时。

问：为什么撕人民币？

答：我对新社会不满，有变天思想。

问：你怎么对新社会不满的？

答：对队里进行套种，如麦地里种玉米，把麦都压倒啦，我记了几次。我守旧老套种法，对科学套种不懂。

问：交待（代）你的反动思想！

答：我想起以前在国民党35军73师421团当军需时，人人都买我的帐（账），说一句算一句，能当家，现在说话没人听啦，我不满意。

问：交待（代）你近几年来的坏思想。

答：就认为主席逝世啦，钱没用啦。

问：什么思想指导的你？

答：我的变天思想，是还想过去那样，我说一句算一句，人家好买我的帐（账）。

问：对其政策教育……

答：我的坏思想，还是不满新社会，有些制度如农村干活等，我不满，看不懂。

问：再交待（代）！

答：平时见了村干部不愿多说话，就(给)看不起他们一样。

问：你对干部看起看不起。

答：我对他们看不起。

问：你怎么看不起的？

答：认为他们不如我。

问：那个地方不如你？

答：(不语)

问：继续交待（代）。

答：我的坏思想都交待（代）啦！有翻天思想，认为以前我当官时说一句算一句，认为现在不如那时候好，主席逝世啦，人民币没用啦，我才撕的。

问：再交待（代）！

答：没有啦。

问：回去考虑。

答：是。

文字录到这里，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侯致鲁可以说挖空心思地把他这几十年的坏“想法”一一道出，甚至对村干部的某些行为不满也承认为对社会的不满。而问讯的人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再也深挖不出来什么了，只能说“再交待（代）”、“回去考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侯致鲁还能交代出什么。

按照审讯人的看法，侯致鲁撕毁两毛钱的举动是发泄对新社会不满的行为，这样的反动行为是有动机的，是蓄谋已久的，并且是有其历史因素的。看看侯致鲁68岁以前的经历就知道为什么审判者会因为这样一件事上纲上线。

1909年出生；

1918年前开始读书，其中有两年在县高等学校上学；

1927年在军阀张宗昌所办的济南东流水军需实施学校学习半年；

1931年开始在家务农；

1933年，投靠傅作义部队，在35军(军长傅作义)421团(团长孙兰峰，同村人)在上士军需、少尉军需、上尉军需等职；

1938年太原保卫战后回老家，到1941年期间，在家务农、做小生意、参加杜光典的游击队和在龙振标部队中当司务；

1942年后在伪鱼台县政府任办事员二年；

1946年在国民党滕县政府任科员；

1947年至1953年，在家务农；

1953年以后至1969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写讲义、刻蜡版，又在水利电力学院水泥厂当保管员，后又到武昌街道口洗染行当职员；

1969年全国疏散大城市人口时被遣返回原籍至事发时。

从上面侯致鲁的前68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有过历史的污点，虽然在土改时家庭出身划为贫农，但个人成分却被划为“伪顽分子”。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之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

从档案材料上看，为了不遗漏一个反动分子，滕县从1964年开始就到武汉调查他的情况，先后多次被讯问，“文革”中武汉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曾外调过他的情况。到1969年，迫于国际形势，全国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成分不好的侯致鲁首先被遣送回了原籍。回到原籍后，他也先后几次被讯问情况，让他交代问题。有过这样历史污点的人，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人民币，一直没有对他放松警惕的监视者肯定是放不过他的。

好在随着“文革”的结束，滕县公安局的上级——地区公安局没有批准县公安局的逮捕请示，而是按照他犯有政治错误来结案，责令对其进行批评教育。1976年10月以后他的情况我在档案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在纠正了极左思潮的情况之下，他的日子会好过些。

两毛钱惹的祸，这可谓是侯致鲁老人的一场噩梦。

15岁的“反革命犯”

一个15岁的少年，1971年事发时上四年级，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误剪了毛泽东的画像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犯”。

这份档案资料共有9项内容： 1、《案件呈批表》；

2、处理意见和调查报告；

3、群众破案意见和处理意见记录；

4、郑明仁审讯笔录和交代材料；

5、对查×枝(郑明仁的母亲)讯问笔录；

6、对郑×智(郑明仁的哥哥)讯问笔录和坦白交代；

7、对查×菊(郑明仁的嫂子)谈话记录；

8、证人笔录、字迹材料、模样；

9、证据。

先根据第二部分调查报告简略叙述一下事情的经过：1971年端午节前后，江西景德镇市景西区江村公社严台大队柏川生产队地主分子查×枝15岁的小儿子郑明仁因贪玩下河游水回来晚了，查×枝一气之下没有给儿子吃饭，郑明仁愤愤地在家里用粉笔写了两行字“没有吃进(怎)么办？”6月30日，柏川生产队两名保管员在全队挨家挨户清查生产队的物品时，发现了这两行字。因为当时当地正在闹粮荒，而字又是在地主婆家发现的，遂被上纲上线为污蔑社会主义，这两行字被定性为反动标语。按照档案中所说，当时查家就被“造反”，当时还嘱咐查×枝将字迹保存好，留作批判用。这以后的某天郑明仁的哥哥郑×智因为害怕，把这两行字给擦掉了。7月7日下午，柏川生产队民兵来到查家查看所谓的“反动标语”，发现擦掉时，意外地发现在她家正屋橱柜上的托盘中有一张剪断的毛泽东像，头部还有被划叉的痕迹。民兵们意识到这显然是一起“恶毒侮辱我们伟大领袖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上报组织，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当天晚上，柏川生产队有关人员突击提审了“地主婆”查××和大儿子郑×智，当时小儿子郑明仁因去他的姐姐家不在当地而没有讯问。经过突击审问，哥哥郑×智先承认是自己搞的，但在7月12日经过再三考虑后哥哥翻供，指出是弟弟搞的。7月13日郑明仁回到家，马上被生产队的人带走讯问，郑明仁承认是自己搞的。

档案中，有5次询问笔录，节选其中一则：

讯问笔录(四)

(1971.7.23 柏川)

问：郑×仁，你老老实实把你的罪行交代清楚？

答：我是1956年出生的，哪一个月记不清楚，我是读四年级。

……

问：剪毛主席像划(刮)都是你吗？

答：是的，确实是我。

问：什么时候刮毛主席像？

答：记得是中学的宣传队来演戏，我妈去扫祠堂，准备演戏，我哥哥砍草去了，嫂嫂不知在不在家里，吃午饭时我母亲去扫祠堂，她一去我就刮。我看到村子里一些杂七杂八的事，都叫我母亲去，帮五七大军做豆腐干，也要叫我母亲去。

第一回还是学堂发书时我划到，是用剪刀尖打了叉，又在毛主席像嘴边划了一下，用剪刀刮眼珠和嘴。以后叫我母亲扫地，还是照原样划，那时没有大刮，什么事情都要我母亲做，我认为是毛主席派来这些人叫我母亲去扫地的。

问：剪圆圈时怎样想到？

答：因到曾××家，看见他家用白纸交（绞）了点灯罩，所以我回来就用掛（挂）历做点灯罩，当时我经(尽)量不剪到毛主席像。我自己剪时没有人看到，剪下来的两头就丢下抽屉去了。

问：这个事你家里母亲、哥哥晓得吗？

答：我剪时我哥哥没有看见，我做好了放到电灯上后我哥哥看到的，但他不晓得上面有毛主席像。

问：你母亲晓得吗？

答：我母亲不晓得，也没有对母亲讲过。

问：刮毛主席像是什么行为？

答：是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了，是反革命行为。

(讯问记录：刘健吾 讯问：程东林)

根据《案件呈批表》所显示的内容，虽然大部分群众的意见是给郑明仁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即在当地由群众监督劳动，不判刑)，但公社党委的意见是“根据该犯极端反动罪名，要求依法惩办”，区革命领导小组也是建议法办。而最后的结果，郑明仁是否被逮捕判刑，档案中并没有显示。

因为此事件中的当事人当时只有15岁，现在完全有可能还健在，我试着通过网络联系到现在江村中学的一位陈老师，麻烦他帮我打听一下当事人的情况。陈老师听说此事后，马上联系，得到的回复是当时郑明仁并没有被判刑。当事人现在在浙江慈溪打工。

通读这份档案资料，最耐人寻味的是对当事人的五次讯问，从最初的承认一点点到最后连当事人自己都认为这些行为是“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了，是反革命行为”。同时，审讯者深挖当事人的思想目的和作案动机，非得把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的无意识行为说成是“怀有极大阶级仇恨的地主分子的后代对伟大领袖的蓄意污蔑”。对郑明仁这个15岁的少年来说，“文革”是一个抹不去的痛，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他剪掉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就本案来说，没有疯子般的迫害意识是不会把一句“没有吃怎么办”看成反动标语。通过这个档案资料，联系现在的实际，我想说：“文革”10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是极左思潮路线的顶峰，它毁灭的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意志和命运，它还断送了普通百姓对善良、真诚和信仰的追求，让整个民族道德沦丧。反思和全面否定“文革”，不要让悲剧重演，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