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良端：女儿文革被逼揭发朱德 爱看戏是喜欢帝王将相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2年第12期，作者：倪良端，原题：《朱德与女儿朱敏在“文革”中》

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居于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位置的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公正的对待：大字报围攻，逼出中南海，夫人遭批斗，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幸免遇害的女儿朱敏也受到迫害……在那黑云翻滚的岁月里，朱德与女儿之间的骨肉亲情依然紧紧相连。虽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父女不能见面交谈，但是父女的心是相通的，情感是相融的……

淡然一笑 泰然处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朱德对中央核心机密知之不多。他对会议桌以外的事，不打听，更不深究。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沉默寡言的朱德似乎更加“孤陋寡闻”了。

面对纷乱的局势，朱德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的方式。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场中有人为朱德捏了把汗，担心他的话会被人利用。

朱德不看别人的脸色，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个问题，你是反革命，他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朱德这番讲话虽然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公开讲的，但是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

不几天，林彪、陈伯达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写有“把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大幅标语，张挂在北京街头。斗大的黑字，鲜明而刺眼。

对大字报和标语，朱德一声不吭。是否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他底气十足，他相信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身经百战，指挥了千军万马的老帅，是不屑几张大字报、几幅标语的。至于“轰出中南海”，朱德早就想走出中南海了。他做好夫人康克清的工作，由她“留守”中南海。朱德约上秘书、警卫住到市郊玉泉山———离开漫天飘舞的大字报，刺耳心烦的高音喇叭。在宁静的玉泉山，朱德照常爬山，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也看看文件。可是，乐观大度的老帅还是心事重重，少说不笑，沉沉闷闷地打发着每一天的时光，消磨日子。

一天上午，朱德接到康克清的电话：揭发批判你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里了，贴到我们家的门口了，你赶快回来看看！放下话筒朱德沉思良久，嘱秘书：与别墅管理员结清伙食、住宿等费用。召集齐随行人员，说：“回家看看！”

朱德的车抵中南海西门，白花花的大字报从墙的这头贴到那头。墙红、纸白、字黑，在初春的阳光照射下格外扎眼。阵阵阴风把大字报掀得哗哗作响，如张牙舞爪的怪物。老帅感到阵阵揪心，他不是担忧大字报对自己的“揭发批判”，而是看到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南海也乱成如此局面，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痛心！

汽车靠近家门，等候朱德归来的康克清倚立门口，疲惫的脸上露出几分焦虑。朱德下车安慰康克清，牵着她的手一同去看大字报。

浏览一阵大字报，朱德甚觉乏味。

回到书房，朱德说：“只要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是了解我的。你不要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不是走资派！”康克清见朱德不以为然，不由得松了口气。一同经历风风雨雨走过漫漫路程的妻子，是非常了解丈夫的。康克清坚信：朱德说没有关系了，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朱德回到家后，门外的大字报在更换，“朱德”两字上的红叉叉在延续。门内的朱德依然平静的生活，散步时常驻足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不禁发出朗朗笑声。对大字报涉及的内容，他不作评论。

大字报不足以扳倒朱德，某些别有用心者决定将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紧张地筹备着。

红墙如山 亲情如割

中南海里贴有揭批朱德的大字报，首都体育场里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批斗朱德的大会。这些消息传到了朱德的女儿朱敏的耳朵里，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她急火攻心。

她相信党，相信父亲，相信父亲一生劳苦功高，光明磊落！虽然朱敏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她对父亲还是放心不下，必须亲自去看看。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她不敢使用，若使用时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大字报漫天、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就会从天而降扣在自己头上。

朱敏骑着自行车，奔向中南海。来到中南海西门，朱敏如往常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的证件，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地递给卫兵。卫兵瞅上一眼，说：“证件失效，不能进去。”朱敏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申辩：“几天前还有效，今天就没效了？”连忙说：“我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来看望父亲的，请你通报通报。”

卫兵坚定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违反命令。”不听朱敏的解释和请求的卫兵，说了这句话后就笔挺地站立，目不斜视，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进进出出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

朱敏豁然明了：卫兵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从卫兵坚定、镇定的神情看，朱敏意识到进不去中南海已成定局。呆呆站立门外的朱敏，用真切的目光扫视这原本熟悉而今却感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红墙那么刺眼。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使她感觉到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条不可跨越的大川界河！她品尝到了世界上对自由与亲情最残酷的剥夺，有家难归———站立在父亲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无法向老人家问问冷暖、聊聊家常、表表敬意。

朱敏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一个进出这道门的熟人，口信也捎不到父亲那儿。突然，眼前一亮———传达室不是有电话吗？她走进传达室抓过电话，卫兵没有干涉她，她噙着泪水告诉父亲：“我不能进入中南海看望您了……”朱敏以为如此诉说，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哪知，接听女儿电话的朱德好一会儿后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进来了。我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儿，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的时候，再回家来，好吗？”因为是在传达室，不敢多问的朱敏很不情愿地放下电话听筒，等待妈妈到来。

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朱敏急切地向妈妈询问父亲的近况。得知父亲除情绪沉闷外，其它的都过去了，朱敏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可是，未见到父亲的朱敏心里还是觉得堵得慌。朱德可能要遭批斗，康克清虽然未告诉朱敏，但是朱敏从康克清妈妈那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的语言和眼神中还是看明白了。在传达室里作为晚辈的朱敏只能耐心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点释放，力所能及地分担一点忧愁。

后来，揭批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偃旗息鼓，草草地收了场。

1967年下半年，康克清也有家不能归了。她不能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在妇联大院里。朱敏再次探望父亲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多日不见，父亲明显地苍老了，增添了许多白发，神色忧郁，心情沉重。朱德向朱敏询问了几个外孙的情况后，和往常一样教育朱敏要积极参加学习，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孩子们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放任他们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康克清妈妈呢？她身体好吗？”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跟随在朱德身边的朱敏的大儿子，嘴唇贴近朱敏的耳朵说：“被抓去游街了，我昨天看见她被造反派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一块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绷着脸的朱德没做声。在传达室里，父女俩还能说些什么呢？朱敏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见着父亲面了。

朱德步出传达室向自己的家走去，朱敏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弯了、驼了。父亲的心还是在想事，口还是想说话，但是内心的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开朗的人，容貌不会苍老得这么快，情绪不会如此低沉、抑郁、忧闷！

家书虽毁 父爱犹存

自朱德的名字见诸大字报被造反派画上红叉叉后，在北师大的朱敏一家人的日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朱敏执教的权利被剥夺了，造反组织安排她在家中“恭候”频频“光临”的红卫兵们，洗耳恭听“教育”后，老老实实写“检举揭发”朱德反对毛泽东主席的“材料”。朱敏的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应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然而，因为岳父是朱德，他在他工作的外交部也遭受到批斗。

朱敏和刘铮一次次告诉一拨拨的红卫兵们，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都是教育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为人民服务。父亲和毛主席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是亲密的战友，一同领导和指挥人民军队，创立了和建设着新中国，他一直尊重毛主席，他哪儿反对毛主席呢？这样的“交待”红卫兵自然是不满意的，指斥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问题的朱德划不清界限。红卫兵头头们向朱敏夫妇宣布：我们认定你们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为，令红卫兵和他们的上司十分气恼。他们向朱敏下达最后通牒：如果继续给父亲朱德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查找朱德反毛泽东的“罪证”。

刘铮挺硬气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抄吧，身正不怕影子斜！抄家？朱敏想：“反对”毛泽东的材料绝对没有；父亲写给我的信我一直珍藏着，若落入他们手中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造反派胡闹一阵，如鸟兽散了。朱敏夫妇冷静下来仔细琢磨“抄家”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那伙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必须防备，把父亲写给我的信藏起来。可是，简简单单的家具、空空荡荡的房间、光光秃秃的墙壁，一包信扎往哪儿藏呢？万一被造反派搜出、抄走，不仅自己难于说清道明，还会连累父亲。后果真难预料，朱敏有些恐惧。想来想去，不如抢在造反派动手之前将信毁掉。

朱敏翻出珍藏多年的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一封封、一页页、一字字地再读、重温，一句句、一段段地强记、铭刻在心里，深埋在脑海中。这些信大多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教育儿女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了一位革命家崇高的品质，无私宽广的胸怀。保存了20多年的家书，朱敏与丈夫常常拜读，讲解给孩子们听，一同回顾那些逝去的往事，以父、祖辈殷切的教诲激励孩子们跟定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然而，伴随她20多年的家书，将永远地被毁、消失，朱敏深感悲痛，却又无奈，不由得涓涓泪水流淌面庞。

手握信札，朱敏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必须亲手将它毁掉吗？可是，造反派张牙舞爪、气势汹汹扬言“抄家、抄家”的怪影，绞杀着她的神经……朱敏终于狠了狠心，点燃炉火，将信的一角伸向蓝色的火苗。信笺着火了，红色火焰吞噬了信笺纸页。顷刻间，珍藏了20多年的家书化作一片片轻轻飘扬的灰烬，烟雾弥漫整个房间，似乎眷恋主人久久不愿离去！

家书焚毁了，朱敏的心病依然没有减轻，她们处境也没有因为毁了家书而有所好转。

经受了无数的人身攻击和精神折磨的朱敏，明白了不管怎样“交待”都不会合造反派们的口味。后来，朱敏只好“揭发”父亲爱看川剧是喜欢帝王将相，爱爬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爱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罪行”。朱敏这些“材料”，造反派们觉得还行，有点儿“表现”了。

朱敏夫妇虽然获得了点点自由，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回到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朱德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康克清妈妈见上一面，简单交谈几句，不可心灵沟通，表情达意。中南海的传达室，给了父女短暂温情与温馨，也为他们留下了别扭与难堪，成为永远的记忆。虽然在这时可以见到亲人，为父亲送上安慰和祝福，但是在这里朱敏领受到监视的屈辱。

一夜之间颠倒了黑白，说什么林彪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成了“林彪的扁担”。当年朱德使用过的扁担，却完好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朱敏将听到的看到的这些事，在中南海传达室悄悄告诉父亲。朱德听了，不做声。见孩子们为之愤愤不平，朱德语重心长地教育孩子们：“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孩子们不服气地说：“已经改了，教科书都改了嘛！”朱德郑重、肯定地告诉孩子们：“那不叫历史！”

父女重逢 温馨愈笃

1969年10月17日，林彪抛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惊慌失措，全国全民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朱德接到“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啊！毫无战争迹象，凭空就能打起来？”“估计会有什么鬼？”康克清问朱德。“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德这样回答，康克清非懂似懂。他俩正在议论“紧急指示”，紧急电话打来了：要朱德在24小时之内疏散去外地。

听完电话朱德愤愤地说：既然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远离战争指挥中心？一些人的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既然有“副统帅”的“紧急指示”，疏散正好趁此解脱被批斗的妻子。朱德对康克清说：“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二来我不放心你留在北京。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说。”“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的点头，我这个全国妇联副主席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呀！”康克清为难地说。“给周恩来打电话，只有总理能帮你了。”

周恩来接到朱德的电话，当即同意康克清与朱德同行，并告诉朱德：“请老总放心，全国妇联方面的工作由我去做，你们愉快地去吧。”

朱德离京非常急促而秘密，不允许他将此情告诉朱敏和孩子们。时年83岁的朱德被林彪的“一号紧急命令”，逼出北京中南海，疏散去了广东。

火车抵广州，汽车直接把朱德送到郊区从化疗养院。院方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不能超过警戒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竟然受到如此“礼遇”，真是那个年代对民主的戏谑。

与朱德同时被疏散的陈毅到了石家庄、聂荣臻到了邯郸、徐向前到了开封、叶剑英到了湖南。那些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发配”到远离北京的偏僻地方。落难的将帅们在他乡享受到了此前没有的宁静与安闲，他们忍辱负重的心灵暂时得到解脱，过着如老百姓平常而单调也充实的日子。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会，会议是没法召开的。所以，任委员长的朱德从广东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朱德和朱敏等家人团聚了。为不让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父女见面那种尴尬、无奈重演，朱德就不再住进中南海里的家了，他选择地处万寿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

自此以后，朱敏常和爱人刘铮带着孩子们来朱德家，再不是在传达室见面了，而是走进温馨的家里向老人家问寒问暖、问病问痛。三世同堂谈过去、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朱敏重新获得了父爱、亲情和温暖，她十分满足。她以女儿的心灵抚慰为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操劳一生的父亲，她用爱党爱国爱岗敬业奉献的实际行动回报父亲！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了！朱敏没有过于哀伤，年高90的父亲顺应了自然法则。她从悲哀中走出来，把几十年来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温暖、情谊深深地铭刻在心里，轻松地走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