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笑：共产主义之谜——一个难以猜破的哑谜

共识网转载了吴江老前辈《试解“共产主义”之谜》一文，读后感触良多，写在下面，希望得到吴老和网友们的斧正。
  
“谜”是比喻还没有弄明白和难以理解的事物。如果共产主义是个“谜”，就说明共产主义还是个没有弄明白和难以理解的事物。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岂不是说共产党的政治信仰还是一个没有弄明白和难以理解的理想吗？人们又怎么能为还没有弄明白和难以理解的政治理想奋斗呢？！那么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就是因为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信仰是宇宙的真理嘛，怎么又成了一个尚待破解的“谜”呢？吴老把共产主义当做一个“谜”，尝试着解开，可是看了全文以后仍然感到迷惑不解。再者，吴老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难道一直是把共产主义当做“谜”信仰的吗？如果共产主义真的是一个尚待破解的“谜”，岂不是说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猜谜”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迷失了方向，原社会主义阵营大部分国家迷途知返重新选择发展道路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而少数执迷不悟的国家仍然在旧轨道上滑行就是可悲的了。
 
 
（一）传统的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无法猜透的哑谜。
  
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未来新社会，但它既不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糙的平均主义”那种共产主义，也不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提倡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等序列的概念，属于同义词，而不是前后两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恩格斯语），由于找到了“能够（而且按他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造新制度的力量”（列宁语）即无产阶级，因而就能够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创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这样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一门科学研究事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确定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笔者在《无产阶级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吗？》中对此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
 
  诚如吴老在文章的开头语所说：“近代，主要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但是究竟何为共产主义，无论惧者喜者至今仍多迷惑不解。无怪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提出，对“共产主义”一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待能够确切地表达它时才用它。”《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这个“幽灵”在地球的上空徘徊了一百五十多年，至今仍在徘徊，为何不落地生根呢？那是因为“幽灵”本来就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灵魂、阴魂，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形容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否定了它的客观存在。对“惧者”迷惑不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喜者”为何也迷惑不解呢？为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总设计师，在复出以后也一再提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搞社会主义呢？难道以前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盲目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怎么可能呢？恩格斯的警告不无道理，因为它并不认为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即便是确认无产阶级负有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但对完成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和性质本身还是需要“考察”的，“考察”清楚以后还是需要“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盖棺论定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才只字没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何时才能“确切地表达它”呢？是否如总设计师所说，只有到了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资格“确切地表达它”？对目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如何理解呢？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还是超出五种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这确实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原则问题。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人的认识局限性上谈谈能否认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认识。
  
人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对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是谈不上认识的，如果有人硬要去认识，也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大道理，用不着细说。当一个事物还不存在的时候，任何人，包括伟大人物在内，是无法认识那是怎样一种存在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怎么去认识？当然，人们可以想象、设想、预测、推理，但这种想象、设想、预测、推理也只能建立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以现有事物为表象按照自己的理想愿望把它们连接起来。完全脱离现实的思维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荒诞的遐想也是如此。有关鬼神的故事，还有对外星人的描绘，不管多么离奇，总有现实的影子。“千手佛”虽然是人们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其中的“手”和“千”却是现实存在的，只是人的头脑把千只手安在一个人身上了，并且那个“佛”也有人的头、身和下肢。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也把那种东西称为“外星人”的制造物。其实这种认识仍然是以我们地球“人”为依据的，难道在茫茫的宇宙中如果真有生命的话只能是地球上这样的生命形式，不会有其他的存在方式？可是我们却想象不出其他的生命形式，这就是我们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出同我们已经接触到的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的。
  
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也是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素材的。他俩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中把未来新社会设想成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后创建一个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自由人联合体，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每个人尽其所能地劳动，始而实行按劳分配，继而实行按需分配，以此消灭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丑恶现象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中的每一个词和概念都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按自己的政治理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可是未来的新社会绝不是现有各种社会元素重新组合的结果，而是人们对自然物有新的认知和改造的结果，以及在这种新的认知和改造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以现有的或者曾经有过的社会元素按照自己认可的社会理想进行重新组合，组合不成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为现有的社会元素只能组合成现有的社会形态，曾经有过的社会元素只能组合成曾经有过的社会形态，不可能组合成别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绝不是像小孩搭积木那样简单，同样的几块积木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建筑物。即便是重新组合，也绝不是只有马恩设想的那种唯一的组合方式，此外还可以进行如下组合，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有产者，都过上衣食无忧丰富多彩的小康生活，只是富裕程度不同。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的目标吗？并且在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因为那里大部分家庭拥有股票，成了有产者，我国的人民也在逐步实现着。看来历史没有按革命导师设想的道路和方向发展，而是开辟了另一条完全新的道路。而苏式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创造新社会的结果，不是使无产阶级摆脱了奴隶地位，相反，是使更多的人成了失去劳动的物质条件，成了不得不受人（国家和集体）役使的奴隶。这是因为，两位革命导师是在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基础上对未来新社会进行的设想，因此就只能借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元素进行新的组合，结果就使得所有人都失去了劳动的物质条件，成了“除自己的劳动了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的是，以前的社会有多个奴隶主，而苏是社会主义则只有一个奴隶主即国家。这就应了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钟，收获的是跳蚤。”
 
  其次，让我们回顾一下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论述新社会应如何产生。
  
唯物主义历史观把未来的新社会比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子女，他们之间是母子关系，不是敌对关系，同时否认暴力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存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写道：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也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在《资本论》第七编第二十四章第6节分析“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时写道：
 
  “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地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到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和法令的关系时，写道：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些经典的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新旧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暴力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明确指出：新旧社会是母子关系，只有母亲发育到一定程度才能孕育子女，并且只有孕育成熟以后才能分娩；暴力，即便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也只能起“助产婆”的作用，“促进”新旧生产方式的转变，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仅此而已，但它绝不是孕育新社会的产婆。因此，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预测，只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才具有指导意义。至于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预测，只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不得不说的话，但也只是“设想”“预测”而已，决不能作为建设新社会的科学依据。
  
两位革命导师之所以在论战时不得不对未来新社会进行“设想”“预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母体内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不然的话，如果已经孕育了，他们一定会大喜过望，就会具体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怎样一种社会，而不必去设想预测了。正因为当时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所以才不得不开动自己的大脑，运用反向思维，对未来的新社会进行了设想预测。
 
  （二）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孕育新社会胎儿的情况下，任何创建新社会的理论学说和实践都是空想的反动的。
  
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的时候，人们凭什么去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辩解说：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他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刚猜想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承认未来的新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说“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却是不明确的：现有的社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相互斗争，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执掌政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地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对现有生产资料进行新的组合，能创建起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吗？显然不能！暴力尽管有能力破坏现存的生产关系，但它绝对无能力创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是新的更高的生产力自然生成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由暴力创造的。不但历史上无数次的奴隶和农民起义这样做的结果没有能够创建比当时的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而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能够做到创建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奋斗了七十多年最后还是剧变了，没有能够走出历史的怪圈，仍然重蹈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反抗的覆辙。这就充分证明了暴力只能起破坏和保护作用，最多也只是起助产婆的作用，绝对起不到建设作用，创造不了新的东西。马恩及其继承者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作用提到创建新社会的高度，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作用当然还有另一种方式，产生另一种“结果”，那就是两大阶级相互协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革时，生产力各要素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之相适应，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就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孕育和诞生创造了物质基础。而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就会领导无产阶级推翻旧的统治，建立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政权结构，在新的政权的保护下使新的经济得到大发展。可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何时会有何种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不可能知道这种发现和发明创造会引起生产力发生何种变革，当然就更不可能预见到建立在这种变革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谁要硬是去预见未来的新社会是什么样的，用得着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就犹如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也不可能到未来社会中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回来后照猫画虎改造现实的社会。因此，任何在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设想预测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依样画葫芦建设未来新社会的行为，都不可能是面向未来的，而只能是空想的，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因而是反动的。其实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社会也应该和必然遵循这个规律。苏式社会主义背离了这个规律，所以不到一个世纪就崩溃了。这也就告诉我们，当在资本主义的母腹内还没有孕育更高级社会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时，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如吴文中所引用的瑞典社民党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就是社会主义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一词，即我们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说：如果不加“民主”一词，则我们宁肯人家称我们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被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改造以后就升华成了社会主义，这不啻是个新观念，有很深刻的含义，值得深入研究。
  
至于列宁所说的自然科学家可以预见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未来发展问题，那是因为“某一生物变种”是在我们之外的另一种自然存在，并且“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同一类问题，这种类比是不科学的，说明不了问题。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应该重新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现有的无产阶级作为创建未来新社会的领导阶级，因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做了如上表述，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是完全错误的。那末，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其任务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应如何界定呢？
 
  只能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确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为重新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既然是要创建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其任务就应该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是否已经全部发挥了出来，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胎胞里是否已经孕育并且已经成熟。如果还没有孕育，唯一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使其尽快受孕；如果已经受孕，就应该为胎儿健康发育创造有利条件，使其尽快成熟；如果已经成熟到了临产期，就应该把产婆送到产院去，使胎儿顺利降生；如果发生了难产，就应该请来暴力用剖腹的手段助产。
 
  然而不幸的是，在革命导师生活的那个时代，当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母腹内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时，他们就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对生产资料进行新的组合，以此创建新社会，这显然背离了他们自己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继承者们则完全不顾这个错误，毅然走上了暴力创建新社会经济基础的道路，这种背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行为也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吴老对马恩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论述很感兴趣，谈了自己的认识。但是，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能够凭空建立起来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的。什么样的成就呢？马克思用“也就是说”四个字紧接着写道：“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这是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奠定了的物质基础，不需要再重新创造了。马克思说“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就把“个人所有制”同“私有制”严格区别了开来。马克思虽然说了“转化为公有制”，但是绝不是不同于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只能理解为“公平的所有制”，不然的话，就自相矛盾了，怎么可能呢？“占有”不等于“所有”，“所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四项权能，只有具有了这四项权能，才具有了所有权。况且“所有”也不等于“所得”，前者是财产被法律认定的权力，后者是财产的拥有者实际生活上的消费，即吃了、喝了、穿了、住了、用了。一个人所有的财产越多，他所得的部分占全部财产的比例越小，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事实上，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就属于这种个人所有制。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了阐述，并且认为那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不需要暴力插手其间。不知吴老对此有何认识。
  
吴老同其他理论家一样，对《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很感兴趣，可是对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解释过。咋一看，这句话似乎是同意反复。如果把“自由”理解为宪法所规定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信仰等等自由，那确实是同意反复。但是，笔者认为绝不是这个意思，它有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哲学对“自由”的解释，——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的自由不是任意而为，发展也不是数量的减少和增加，而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但只有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世界改造基础上的发展，即“自由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们自由度的大小受制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和对世界改造的程度。马克思的这句话说的是：每个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才是真实的发展，而每个人这样的发展就为一切人这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确立科教兴国的方针。这样的发展观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自由人联合体”。
 
  如果还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问推向前进的话，就应该认真考察目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否已经孕育了新社会的胎儿，成熟到了什么程度。只要这样做了，就会发现：那里的经济再也不是马恩列所处那个时代的经济了，股份制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法人所有权和知识产权这两种新的所有权成了核心所有权，知识经济异军突起，以经理阶层和“知产阶级”为核心的中产阶级成了生产中的中坚力量和社会的中流砥柱；在政治上，通过民主立宪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保障了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这就使得民选的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更多地体现民众的权益。难道这还不是人类所向往的社会吗？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就从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两方面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做了重新阐释。以此衡量，难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吗？我国是否已经达到了？
 
  （四）两个伟大发现的理论缺失把科学社会主义引上了歧途。
  
共产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两者不能划等号。如上所述，共产主义是个不定型的东西，所以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列入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是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凭朴素的感情就能够信仰共产主义，为它而奋斗，可是对马克思主义却不能这样，它是科学，只有经过学习研究理解了它的真谛，才能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哲学信仰。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这并不难，可是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绝不是凭朴素的感情就能解决问题的。并且只有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下，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理想。
  
恩格斯认为，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说的是已经变成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把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引上了科学的轨道，而不是说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只要按照马恩的设想预测去实践就行了。绝不是这个意思！
  
需要思考的是：马恩本人和继承者们为什么在两个伟大发现的指导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实践没有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时代的局限。马恩生活的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掌权只有一二百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远还没有发育成熟，其内在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当然就更不可能孕育新社会的胎儿了。在这种情况下，马恩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是全面的，必然受所处时代的局限。而他们又急于想解救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决定了其政治信仰背离了哲学信仰，政治家马克思背离了哲学家马克思。这就是利益决定的原则。
  
二是，后继者们热衷于实践马克思的政治信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没有能够利用其中正确的部分认真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发育进程，盲目实践。
  
三是，由于马恩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影响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本原”的认识。这就牵涉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二字，说明它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而是研究揭示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即阶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偏见，其结论必然有些偏颇。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的认定上，都必然存在一些漏洞。
  
《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篇，分析论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石。因此，如何理解这三部分就成了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座迷宫的钥匙。
  
全书从商品的二重性引出劳动的二重性，把劳动分解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认为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写道：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枢纽”即“门轴”，比喻冲要的地点或事物的关键之处。门是围绕门轴转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围绕着劳动二重性而展开的。
  
在劳动的二重性中，最主要的是“抽象劳动”，马克思把它解释为：“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抛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抛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尽管缝和织是不同性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结论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只有具体劳动，即具有“有用性质”的劳动，如果抛开了劳动的有用性质，岂不是成了无用的东西了吗，那还有什么价值？
  
何谓“抽象劳动”？是指从具体劳动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具体劳动的各个方面、属性、关系等。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是指从具体劳动中抽取出来的“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可是“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思维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就是说，具体劳动是整体，对劳动的抽象只是具体劳动的一个方面、关系、属性等。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只是整体的具体劳动中的生理耗费，绝非全部，两者绝不是平行的两种劳动。因此，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体力上的耗费，一种是脑力上的耗费。前者属于物理能量，只能转化，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后者则不然，大脑的生理耗费产生的不是体力，而是智力，是人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的能力，升华了，性质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虽然都属于生理上的耗费，但产生的结果和效果不同。体力是一种能使事物发生位移的力。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他能够把生理耗费转化为体力，使事物发生位移，这种能力是其他物质也能做到的，而在于他能把生理耗费转化为智力——认识和改造事物的能力，从而能以物致物，借助自然力和自然物认识和改造自然物，以小博大，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正因为人有智力，所以他才能劳动，不仅使事物发生简单的位移，而且能使物按照人的意愿发生变化，使其成为对人有用的新物，他因此也就成了万物之灵。这就是说，智力在劳动中起着主导和灵魂的作用，大脑的生理耗费较之体力的生理耗费要重要得多，作用力要大得多。体力在生产劳动中的生理耗费所取得的效果不会增加，但脑力在生产劳动中的生理耗费所取得的效果却可以倍加；前者在使用中消耗了就不再存在了，后者在使用中形成的智力却能够永远保存下来，不但本人终身受用，而且还能够口口相传和通过文字等记载工具记录下来流传久远。
  
以上是在第一编对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的阐述。到此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劳动力和劳动是什么。
  
到了第二编，在“劳动力的买和卖”中，给劳动力下了如下定义：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至于为什么把体力放在智力的前面，以及为什么说是两者“之和”而不说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我们先不去管它。这个定义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只把劳动力的运用限定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上”。这个定义只承认劳动力能够“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抛开了能够生产价值。那末，马克思所说的把劳动的有用性抛开的抽象劳动，又是如何形成商品的价值呢？离开了劳动力的使用，抽象劳动从何而来？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给劳动力下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就把劳动力排除在形成抽象劳动和商品价值之外了。马克思又没有告诉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来源，这样一来，由马克思独自批判地证明了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枢纽”的抽象劳动就成了空中楼阁，成了主观想象的产物。
 
  至此，我们知道了马克思对劳动力的理解，但是仍然不知劳动是什么，以及它的组成要素有哪些。
 
  在第三编“劳动过程”中开门见山给劳动下了这样的定义：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
  
这个定义确实很精练。但是，却没有说明劳动力是归谁所有的，是由何人使用的，以及需要那些物质和社会条件。而所有这些，却是决定劳动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历史上呈现出多种样态。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给劳动下的定义。按此逻辑，如果站在生产资料所有者立场，也可以把劳动定义为“生产资料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这说明这样给劳动下定义并非科学。
  
劳动的简单要素是什么？马克思写道：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把“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作为劳动的一大要素，并不科学，因为两者就是劳动，等于说“劳动就是劳动的要素”。这里缺少了劳动最主要的要素——劳动力。
 
  从上面马克思对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劳动和劳动的简单要素的分析过程来看，它是用了倒插笔，一方面混淆了体力、劳动力、劳动的区别，把劳动等同于劳动力，把劳动力等同于体力即生理耗费，劳动就归结成了体力的付出；另一方面，智力被大大忽略了。对前者，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做了更正，可是在《资本论》中这种错误却比比皆是，这里无法一一指出；对后者，马克思在《资本论》谈到教育费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所占的分量时，做了如下解释：“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微”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相当于一厘米的千分之一。“微乎其微”当然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重体力轻智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贯穿始终的问题。而正是智力才是形成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有用性和有限性共同决定的，同有用性的大小成正比，同数量多少成反比。抛开商品和劳动的有用性和有限性，到“抽象劳动”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语）中寻找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显然并不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其指导下考察社会主义问题必然误入歧途。何谓“幽灵般的对象性”？“幽灵”是泛指灵魂、阴魂，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马克思自称抽象劳动是“幽灵般的对象性”，实际上就承认政治经济学枢纽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存在。
 
  劳动力中的体力即生理意义上的耗费，是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可是智力则不然，它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是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在抛开具体劳动的有用性的同时，把智力也基本上抛开了，剩下的就只有体力了，就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了。可是智力是劳动的主导要素，是劳动的灵魂，抛开了智力，人的活动同其他动物的活动就没有质的区别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劳动就不存在了。
 
这种重物质轻精神、重体力轻智力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当然不能否认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物”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质，而是社会物，是实在的自然物质与虚在的精神智力的有机结合。严格说来，唯物史观不是哲学上的一元论，而是二元论，因为无论是把社会存在解释为经济基础，还是解释为物质资料生产或经济制度，它们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精神和自然物、思维和存在、体力和智力的有机结合。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信仰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实并不确切，因为那个基础不是“唯一”的物质。这也放映了马克思对自然物、社会存在和体力的崇拜，对精神、思维和智力的轻视。到他的晚年，虽然发现了“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但是并没有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没有能够揭示出科学和技术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最深刻的“本原”。自然物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存在，只有通过科学和技术才能实现这种转变。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技术上的每一个重大发明，都会把生产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一步。离开了科学和技术，自然物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社会存在，所以科学和技术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本原。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历史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二元”的，更不是主观“唯心”的，而是科学的。跨越“唯物”“唯心”，树立科学历史观，把人类对历史的终极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把科学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使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时代的需要。
  
吴老认为民主是“政治上通向自由之路”，也就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之路，对民主社会主义给以肯定，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失势后处境狼狈不堪，“特别在苏联崩溃以后，有的已直言退回到资本主义去了”，并不符合事实。那里确实“回到资本主义去了”，但绝不是“处境狼狈不堪”，也不是“退回”，而是兴高采烈地奔向了资本主义，是前进了，不是后退了。远大理想是应该有的，但既不能是空想，也不能把历史拉向后退，应该脚踏实地地站在现实的土壤上。
 
  马克思说：“民主制度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地281页）自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就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太上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是一种神秘的异己的力量，统治者是天之骄子，或者自称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臣民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个谜从来没有破解过，成了哑谜。而民主制度则把这个哑谜破解了，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真面目，那就是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政权并不神秘，它只不过应该是由民众授予的权力，只能在民众授予的范围内行使，其职责是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法不授予不可为。共产主义不再是谜，而是现实的存在，那就是通过民主立宪建立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