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法外之地：王立军旧事
编者按/2012年9月，王立军已经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四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但他身后，留给其曾经当政的城市的痕迹和伤痛还在。
在其赴重庆掀起“打黑”热潮之前，曾在辽宁锦州担任了5年公安局局长，他离任之前经办的最后一个大案“4·25特大涉黑案”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而随着王立军的离开和落马，诸多案件当事人和受害人均开始了申诉。
本报记者经过详细深入的调查了解到，这起典型案件的侦办过程以及资产处置过程和下一站重庆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从治警思路、打黑模式、自我包装等方面来看，锦州五年无疑成为了王立军奔赴重庆之前的全面演习阶段。
调查一
王立军锦州“遗案”
“特大涉黑案”5年未结 判决难产
“又是一年。”2013年元旦之前接到儿子判决书的期待再次落空，张俐众76岁的母亲涕泗横流。
张俐众是辽宁省锦州北镇市人，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为锦州警方“4·25特大涉黑案”的首要嫌疑人。该案共逮捕了以张俐众为首的49人。立案两个月之后，组织侦查的操盘手王立军调任重庆。
而今，王立军的警界风云已成过眼云烟，但其身后，留在锦州的这桩“涉黑大案”历时近5年，经过一审、抗诉、发回重审、重审一审，至今尚无定论。目前，羁押在看守所的49人当中，已有39人取保候审。
专业人士表示，此案对当地法院来说已成骑虎状态，“涉黑”难定，判决注定“难产”。
在检方的《起诉书》中所涉的诸多“被害人”，自案发之日起，一直在自发为首要犯罪嫌疑人张俐众奔走申诉，向各级领导递交数百人签名的申诉材料和《请求书》，联名具保：张俐众是个好人。
最后“大案”
2008年4月25日，是张俐众的案发日。
张俐众案发源起一封来自锦州黑山的举报信。举报信称，有黑社会背景的张俐众在黑山经营采沙过程中，滥采滥挖、破坏资源，破坏当地的采沙经营秩序，侵害当地群众利益。
举报信被转批到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手里。以王立军为组长的“4·25专案组”迅速成立，对张俐众等人立案并展开侦查。
张俐众在锦州北镇市应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他1974年出生，原为北镇农业银行职工，1999年下海经商，先入股经营高力板沙场，2002年之后又陆续收购了正安镇和广宁乡52家采石场。到2007年成立了景鑫石材有限公司。2008年案发前，正与黑山县太和镇新立屯乡、胡家镇数家采沙场探讨收购问题。除此之外，还从事棚菜、房地产开发等多种行业。是北镇市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07年当选北镇市人大代表，并被中小企业局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是北镇市农村“十大状元”之一。
2009年12月30日，张俐众被锦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2月5日经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理由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从立案到2009年年底将出逃在外的张俐众缉拿归案，锦州警方共抓捕60余人，其中十余人或劳教一年或无罪释放，49人羁押看守所待审。
“这起案子牵涉范围之广、抓捕人数之多，在锦州当地并不多见。”锦州市公安局一干警表示。
“这么说吧，当时张俐众就像病毒，沾着死、碰着亡。但凡和张俐众有点联系的，不管拐了多少个弯儿，都在被调查之列。被抓的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根本都不认识张俐众。”一位被调查多次后被确认“无事”的张俐众的朋友对记者说，当时的气氛一片恐慌，非常紧张。
“我出外办事的时候出示证件被抓，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列为网上逃犯。”一位关押半年后被无罪释放的张俐众公司员工表示。
“张俐众‘涉黑案’案发之后，专案组找我们调查张俐众在整合周边采石场、强迫交易的材料。调查现场十多个采石场业主当时都做了证，不存在强买强卖的问题，是心甘情愿，大家自愿与张合作。”北镇市正安采石场业主王玉昌告诉记者。
但大约一两个月以后，专案组再次找到这些业主。“当时王立军还在锦州，据说是他认为之前的取证材料‘不合格’，如果不存在强迫交易，那就没办法往‘涉黑’上靠了。” 知情人士透露。
这次取证专案组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让大家在空白的白纸上签字摁手印。王玉昌表示，“我当时不在，是姑爷替我去的，他没签字，其他人都签了。没想到，这签字的白纸后来就变成了法庭上证明张俐众强迫交易的证词。”
“当时专案组人员就告诉我们，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正安镇采石场另一位业主张维斌表示，后来据说是补充侦查期间，业主们又被召集到正安石场总部，再次被要求在白纸上签字摁手印。
“办案人员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王立军的关注、监督有关，材料凑不上，王立军这关没法儿过。”一位公安局内部人员透露。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正月，锦州警方便已派人驻扎北镇开始暗中调查张俐众。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俐众“涉黑案”，作为王立军离开锦州前主抓的最后一个大案，王立军格外重视。据传即便他人调至重庆，仍会不时通过电话关注遥控此案，多次强调“不定黑不行”。
作为被告之一的张烈，是张俐众景鑫石材公司正安采石场出纳员，据检方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职务侵占罪和窝藏罪，在羁押一年零4天之后，于2012年2月7日取保候审。
“我从来都是本分做人、踏实做事，谁能想到竟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成员。”36岁的张烈现已满头白发，“审讯的时候，审讯人员给我戴了头罩，说要用测谎仪。我感觉几个手指缠的是电线，通上电之后，异常难受。审讯的凳子扶手上固定着带牙的手铐铐住手腕。一通电肌肉收缩，两只手就硬生生地从铐子里面抽了出来，手上的皮都被豁开了。”张烈说手指上被电击穿留下对称的黑点，很长时间也没消去。至于测谎仪是什么样子，使用测谎仪是不是难以忍受，他至今也没弄清楚。
而张俐众在古塔法院一审时提出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的情节，法院委托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后，确定其左手食指指环瘢痕系外伤所致，但并不能确定该外伤形成的时间及原因，因此无法认定刑讯逼供事实存在。
被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的同案被告人杨洪大的家属介绍，古塔法院一审开庭的时候，在法警的监督下去厕所，家属抽空让杨抽了一根烟。杨告诉家人，“能活着回来都算赢了，往身上泼凉水、使电棍，被电的脸上一层水泡。”但上述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也无法得到杨本人证实。
“办案人员动用各种手段，其实是为了给王立军一个交代。”前述锦州公安局内部人员表示，彼时王立军官运亨通，有传闻说还有可能升至公安部。
“唉！不堪回首！”谈到对这段经历的感受，张烈眼圈泛红，“这一年零四天，对身体、对精神、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每个涉案人员的家庭都接近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仍被羁押在看守所的被告人张宝明，2012年7月，锦州市凌河区检察院下达起诉书之后，其妻服毒自杀。
2012年9月17日，张俐众的父亲在凌河区法院庭审的最后一天去世。
判决“难产”
“王立军都已经判了刑，他5年前‘黑打’的案子一审还没完，这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司法程序？”张俐众的叔叔张世伟如是说。
检方《起诉书》显示，张俐众为首的“涉黑案”，其侦查、起诉、审理过程极其复杂，一波三折。
2010年7月6日，被告人张俐众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等8项罪名被提起公诉。
2011年1月11日，锦州市古塔区法院(下称古塔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涉黑”罪名不成立。《判决书》表述如下：公诉机关的指控既没有具体的客观事实，也没有相对固定的证据，同时还缺少经济实力特征的证据。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俐众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罪名不能成立。
最终，古塔法院以张俐众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判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
2011年1月20日锦州市古塔区检察院(下称古塔检察院)提出抗诉，《刑事抗诉书》显示，古塔法院对被告人的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当年11月30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古塔法院重新审理，其理由为“原判违反法定程序”。
2012年3月6日，锦州市检察院指定锦州市凌河区检察院(下称凌河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2年9月11日~17日凌河法院开庭审理，并没有当庭宣判。
张俐众的代理律师、辽宁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少滨表示，从程序上看，案子从古塔区到凌河区，经过检察院的抗诉，最终撤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一般的案子不会走这样的程序，除非有人为的因素或其他因素影响。
期间，在2012年2月7日，尹常松等38名被告人同时被锦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2年5月11日，被告人庞冲被锦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至此，49名被告人，仅10人在押候审。
北京一位律师对一次取保候审近40人的解读则是，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些被告人犯罪轻微，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第二，说明这起案子审理艰难，法院骑虎难下、左右为难。该律师进一步表示，鉴于现实情况，这个判决注定难产，当地法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判决。
“涉黑”之争
“这起案子的审理确实是非一般艰难。”古塔法院、凌河法院不愿具名的知情法官如此表示，关键是“定黑”的困难。
关于张俐众是否“涉黑”的争议，一直是本案的焦点。
“在古塔法院的一审判决当中，张俐众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名不成立。”任少滨表示，实际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基本要件张一个也不具备。
记者注意到，古塔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指控张俐众“涉黑”等8项罪名，而古塔法院一审判决“涉黑”罪名不成立；后古塔检察院抗诉；再后来凌河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但《起诉书》第一项控罪仍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就是说，案件审理几年，又回到原点。
在古塔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罗列了9起强迫交易罪。指控被告人张俐众等人采用言语威胁、堵路截车等手段，迫使被害人将石场等转让。而在2012年7月凌河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指控张俐众强迫交易罪为80起。
任少滨表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一项空泛的罪名，就是“母罪”，需要涉黑罪名之下的“子罪”去证实。而在这起案件中，最大的两项子罪就是寻衅滋事和强迫交易。凌河检察院的《起诉书》当中加入了多起强迫交易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指控“涉黑”的目的。
任表示，律师找被害人核实《起诉书》中所指控80项强迫交易罪行，找到的56个主体，即所谓的“被害人”，56人均对强迫交易事实予以否认，均表示合作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成，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
而对于是否“涉黑”，张俐众家人也在向法律专家及法律专业机构求助证实。早在2009年9月24日，在张俐众家属的申请下，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邀请北京部分刑事法律专家，就张俐众是否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应邀参加的专家有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高级法官张辛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起草小组负责人、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周其华，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梦福。
在该中心最终给出的《法律意见书》里，专家认为，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的“关于张俐众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具体实施的概括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受害人”请愿
2012年12月27日，记者在北镇市了解到，自2008年张俐众“涉黑”案发之后，检方《起诉书》中所涉上百“受害人”，一直在替张俐众做申诉。
据采石场的业主们介绍，北镇市土生土长的张俐众，虽然家里是农民出身，但他头脑聪明、眼光长远、办事果断干练，1999年贷了点款，开始自己承包沙场，也陆续涉足采石场等行业。几年之内，张俐众的企业有了规模也有了影响力。“家里啥背景也没有，就是挺上进的一个农村小孩，干啥都想干好。”王玉昌这样评价。
但是，令人心存疑问的是，就这样一个没钱没背景的年轻人，何以有那么大的气魄整合52家采石场？
采石场业主介绍，北镇地处山区，砂石资源丰富，经营砂石的企业本身就不少，再加上那几年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石场越来越多，遍地开花。当时经过北镇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都修完了，大量石料积压卖不出去，各家石场竞相压价恶性竞争，有的已经停产一两年经营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中旭和王英福这两位石场老板，找到张俐众商量，问张俐众能不能牵头统一价格统一管理。“这个事必须要找有威信、有担当的人，如果统一管理再管不好，那就更麻烦了。我们就觉得张俐众有能力，这几年也赚了点钱，把这几十家老板一召集，大家都同意。”在李、王两位老板的张罗下，张俐众开始收购采石场。
张维斌表示，收购这些采石场，张俐众不仅没有在价格上计较，没让任何一个采石场老板吃亏。
“我们当时四个人合股有个石场，张俐众给了20万元，每人得5万元，我们非常乐呵。”正安采石场业主王玉昌说，“钱给到手，张俐众又把我们原来的采石场返租给我们生产，他负责对外销售以及支付一切费用。这样的话我们每年还能挣上十多万元。”
“张俐众整合了北镇市52家采石场……统一价格统一管理，经营有序了，价格也提高了，我们都赚到了钱。我们不是受害人而是受益人！我们支持司法机关依法打黑，但坚决反对不顾法律与事实的任意扩大和抹黑！”这是北镇市砂石场业主写给锦州市领导的一份《紧急情况反映》中的一段话，这份材料上，有王世伟、李国江、陈殿杰等52人的签名和手印。而这52人，均为检方《起诉书》中所提到的“受害人”。
“最初，虽然知道张俐众出事，但大家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后来说《起诉书》中我们都成了受害人，律师来找我们核实情况，我们才觉得不能让假证词坑了张俐众，才想到写信、写证明材料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采石场业主们说他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为张俐众的证明材料签字摁手印。
不仅是砂石场业主，记者还看到了2009年至2012年不同时期，北镇市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西区的菜农、经纪人及客商390人写给有关领导的《请求书》；张景昌等40人的证实材料；赵志荣等19人写给有关领导的《信》；王俊才等12人的《请求书》；段家乡哈山村姚家文等420人给各位领导的《信》；新立屯沙场陈宝德、刘静春“自愿合作”的证明材料；中安竹材市场杜志会等5人“合作经营无人强迫”的证明材料，等等。这些材料均呼吁、请求给张俐众一个公正的说法。
而盖有“高山子镇人民政府”公章，标题为《证实》的材料显示，张俐众到高山子镇经营采石场之后，按时上缴税金；无偿给百姓修田间作业路；2007年大雪，组织10台铲车对全镇20公里长公路除雪；为中新线公路建设无偿提供底料1万立方米。
时任黑山县段家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均在证明材料上签过字，表示张俐众在该乡的沙场承包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强买强卖的情节。
“采砂场有污染，每年张俐众都主动给附近的百姓一部分补偿；我们在田间作业，有时会踩了农民种的苞米，张俐众从来都是要求公司员工必须主动找上门，估算每棵苞米一年产生多少收入，一棵不落地给人家赔偿。”张烈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我出面好多次。《起诉书》里说的张俐众称霸一方、为害乡里，为害乡里的人能这么干吗？”
2012年12月13日，一些《起诉书》中提到的“受害人”， 在凌河法院的门前打出了横幅，呼吁纠正王立军留下的冤假错案。
调查二
争议警方“代管”扣押资产
王立军在锦州留下的最后一桩“涉黑”大案，历时5年仍无结论。而自案发之后，锦州警方“代管”首要犯罪嫌疑人张俐众的景鑫石材公司资产也已近5年。
多个当事人向记者透露，在警方接管的第一年里，景鑫石材公司的利润均汇入了锦州市公安局“4·25”专案组成员的个人银行卡里。后来，其利润则被不断上交到北镇市公安局的专门账户里。
如今，《中国经营报》记者到锦州北镇市实地走访发现，由警方“代管”的几十家石场，大部分已经停产，除季节因素外，业主反映更多的是爆破垄断经营造成成本超高、销路不畅。而张俐众的家人则关心5年来石场的经营收益去了哪里？
警方“代管”
“如果张俐众被判‘黑’，你可以处理人家资产，但是现在没判呢。那时候刚刚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就插手经营，把张俐众经营企业的权利给剥夺了，没道理。”
2008年4月25日，张俐众被立案侦查之后，警方对张的企业资金、交通工具、经营资产等陆续进行了冻结、扣押和代管。
“案发后，北镇各个石场的现金和存折、黑山几个沙场的现金包括张俐众前妻手里的70万元，都被收走了。”张俐众的叔叔张世伟表示，因为不参与公司的业务，具体的数字家里人谁也说不准。
“专案组带走的12辆车，总价值能有200多万元，这个家人心里有数。”张世伟表示，除了张俐众自己的专车、价值85万元的丰田吉普外，还有价值37万元的奥迪A6一辆，三菱吉普一辆，广州本田三辆，帕萨特一辆，猎豹吉普一辆，桑塔纳3000两辆，桑塔纳2000一辆，捷达一辆。
房地产公司账面被冻结，数额不详。“张俐众房地产公司2008年刚刚成立。在北镇和黑山两个县各建一个小区，总共十多栋楼，还没开始销售，都被冻结。”张世伟表示。
锦州市凌河区检察院《起诉书》显示，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张俐众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钱款共计2381381.66元，收缴1267000元，追缴张俐众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投资房地产开发资金17900000元，扣押机动车12辆，扣押各种生产机器设备253台，依法监管石场47处，并追缴全部资产产生的孳息。
“该《起诉书》中的此段表述，存在明显的‘未判决先定性’的问题。”北京一位律师表示。
首先，法院未判罪之前，张俐众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仍为“涉嫌”，而《起诉书》中直接表述为“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张俐众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钱款”、“追缴张俐众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投资房地产开发资金”已属定性。
其次，“冻结”的财产，可能是违法所得也可能是合法所得，法院审结后，如果是合法所得仍要返还给权利人。而涉及“收缴”的财物，一定是非法所得，因此“收缴”一词只能出现在《判决书》中而不应该出现在《起诉书》中。该律师称，作为检察机关，实在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而警方对采石场的接管，始自2008年5月。
张俐众家人称，当时张俐众在逃，警方指定一位名为卢坤的人来接管石场的管理，已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景鑫石材公司总经理韩宝顺在警方准备好的委托书上签了字。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多人证明，从2008年起至今卢坤一直在景鑫石材担任管理人员是事实。
据本报记者了解，到2009年5月，对张俐众资产的管理由锦州转移到了北镇。最初北镇市公安局干警彭绍忠作为管理人员参与景鑫石材的管理，后因种种原因去职。继任者北镇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里野接管至今。
“案子没判完，暂时由政府代管，政府把我借出来管这项工作，”里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从2011年7月开始，代表北镇市政府兼管景鑫石材的工作，“每年年底跟主管市长汇报石场的经营情况、收支情况。”里野表示目前仍为“代管”性质。
“代管”的5年时间里，质疑如影随形。“如果张俐众被判‘黑’，你可以处理人家资产，但是现在没判呢。那时候刚刚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就插手经营，把张俐众经营企业的权利给剥夺了，没道理。”多位石场业主如是表示。
“在一审开庭的时候，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有关接管期间警方的经营所得的材料。从这一点上来说，锦州警方是承认接管经营的事实的，”张俐众代理律师、辽宁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少滨认为，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如果这些资产不属涉案资产，警方没有理由接手经营；即便认定属于涉案资产，那警方代替所谓的“涉黑”成员在经营，那么经营所得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
多位法律专家表示，地方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代管”涉案嫌疑人资产于法无据，法律上不存在“代管”的概念。
张俐众家人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案子至今已有5年，这5年来本应属于张俐众的那部分经营收益哪儿去了呢？”
资金流向
“每月有财务人员收账，有现金有会计。”里野表示，根据北镇市政府要求，石场的利润存入财政专户没有动，等待将来的判决结果。
记者调查发现，自张俐众案发至今4年零8个月的时间，景鑫石材公司的收入经各个采石场总部的财务人员或汇款或提交，部分存入专用账户，部分去向暂不明朗。
据介绍，张俐众为法人代表的北镇市景鑫石材公司下设高山子、富屯、哈山和正安四个石场总部，每一个总部下辖十几家石场，各自设有会计、出纳等财务人员。
张烈是正安石场总部的出纳员，2008年11月3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据他介绍，2007年该部的年收入为300余万元，2008年到11月1日他被抓之前收入为600余万元。“这是扣除了返还给石场业主的款项，属于张俐众的纯利润，每天流水旺季10万元左右，淡季三四万元。”张烈表示。
“2008年5月16日到5月末，这十多天的时间里，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我每天将正安石场总部的收入交到正安派出所，财务人员给我打收条。”张烈回忆。到5月末，石场的收入就开始向锦州提交。“警方给了我一个卡号和一个人名，让往那个卡里汇款。我每天到银行填汇款单，直到11月1日。”
张烈的说法得到高山子石场总部出纳员的证实，他表示，先后往锦州警方给的两个人的银行卡上汇款。多个当事人向记者透露，两个持卡人均为锦州市公安局干警，同时又是“4·25专案组”成员。
记者致电两位警官核实情况。其中一位问清记者“有什么事”之后，挂断了电话，另一位的电话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据介绍，2009年5月之后，石场的收入就移交给北镇市公安局，每月来人收或者石场去送，公安局财务人员出具收条。
高山子石场总部出纳员表示，经他手上交的高山子石场收入，有这么几个数字他还记得：2008年5月到年底交170万元左右；2009年全年大概是300万元；2010年初到5月约70万元。
据了解，其他的石场总部流程大体如此，2009年5月之前通过汇款方式，将石场利润转往锦州那两个卡上；2009年5月之后至今仍在向北镇市公安局按时交款。
“每月有财务人员收账，有现金有会计。”里野表示，根据北镇市政府要求，石场的利润存入财政专户没有动，等待将来的判决结果。
为了解2008年5月~2009年5月一年时间里，各石场财务人员汇往锦州款项的最终流向，记者于1月10日致电锦州市公安局，约访局长王念洪，但采访请求至今没有回音。而刑侦支队队长刘武仁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介绍，刘武仁曾为北镇市公安局局长，2008年张俐众案发后被王立军停职，一年多以后恢复工作调往锦州任刑警支队队长。
大面积停产内因
从业主们的讲述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链条：石料积压是因为客户流失——客户流失是因为石料涨价——石料涨价因为成本增加——成本增加归结为爆破费用。
“采石场现在大面积停产，石料大量积压。”采石场场主们认为警方对石场的“代管”，使北镇这个石材供应地的景气指数一落千丈。
2012年12月27日，记者走访北镇市正安石场总部发现，每家石场都堆积着数十米高的石料堆。而且，12家采石场只有一家在生产，其余全部是停产状态。
“今年实在经营不下去了，我开工两个月就停了，再生产出来也是在那儿堆着，卖不出去。”正安石场业主王玉昌表示，采石场有的干俩月，有的干仨月，有的甚至2012年就一天没干。高山子石场业主王江表示，高山子十多家石场全部停产，原因是石料卖不出去以及成本太高。
“石料卖不出去，是因为咱们价格高，成本高你价格不高怎么办？一年下来都赔钱。”正安石场业主韩伟表示。富屯石场的张景昌表示，富屯十几家石场11月份天气冷了就都停产了，积压的石料虽然不多，但是一年下来效益也不好，因为爆破打眼成本增加了很多。
“我两个石场，以前一年的爆破成本大约11万元。爆破公司成立当年，就达到36万元。”王玉昌表示，炸药2009年以前每吨8000元，在爆破公司买就要1万元左右，涨了20%，炸药耗费量也在1倍以上。枪孔钻眼的费用每年达十多万元。“我这一年的利润还不到成本的1/3，干的越多赔的越多，只能停产。”王玉昌表示。
“爆破公司收费相当高，你不出那些费用，人家不卖给你炸药，你干不了活儿，这不就是垄断吗？”王江表示。
据介绍，2009年初，北镇市平安爆破作业有限公司成立，总经理张杰，副总经理卢坤。石场购买炸药要到爆破公司，打眼、放炮等技术作业，均由爆破公司的技术团队来执行。而石场支付该团队的服务费用。
时任北镇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安宝金介绍，根据公安部“爆破一体化”的文件要求和省厅的指示，经过调研，成立了爆破公司。 张俐众“涉黑”案发之后，卢坤受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委托，负责管理北镇所有的石场。鉴于此，便让他牵头组织成立了爆破公司。
“石场的成本实际上是降了，原来他们需要自己养技术人员，每年2万多元费用。”安宝金认为，所谓因爆破公司收费导致石场成本增加的说法属无稽之谈，爆破公司的收费物价部门有明确的标准。
记者就此联系北镇市物价局局长，但该局长以“有事”为由挂断了电话。
石场业主认为，正是因为卢坤的双重身份，形成对北镇石场打眼爆破事实上的垄断，才导致成本“疯涨”，而负责代管的公安局对此却视而不见，最终引发经营不善等一系列后果。
从业主们的讲述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链条：石料积压是因为客户流失——客户流失是因为石料涨价——石料涨价因为成本增加——成本增加归结为爆破费用。
据石场业主反映，“公安局说代管也不管我们的死活，反正我们卖一立方米石料人家提10~13块钱，你卖不出去也没人管，你成本多高也没人管，所有的税费还要自己交。”
“原来我们一立方米石料能挣3块钱，去除各项费用张俐众也就剩1块钱。”业主们表示，张俐众管理的时候，负责对外销售联系客户，石料卖得非常好，有多少都能卖出去，统一价格没有恶性竞争，利润相对稳定。张的提成也不多，为8~10元，各种税费都由他承担。
“我们负责销售。” 北镇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里野表示，对石场的经营管理沿袭了张俐众的模式，生产不用管，各石场自行生产。“现在的销售状况还可以，还是盈利的。”里野表示。
里野并不同意“大面积停产”的说法。他表示，目前只有三户停产，估计是看今年形势不好，等形势好的时候再干。
至于爆破公司，里野表示该公司与地方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基于安全的要求，原来零散管理现在统一管理，“没毛病”，里野说。
王立军锦州旧事
虽然王立军已因罪获刑15年，但时至今日，在这个王立军曾担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东北重镇锦州，提起王立军的旧事，仍是“一抓一大把”。
有的百姓仍怀念王曾经营造出的“喊一嗓子就来警察”的那种“安全感”。然而王立军调任重庆，却使得锦州众多警察欢喜异常；王最终获罪，令众多锦州警界“预言家”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倍感欣慰；而诸多曾遭迫害的民警，仍走在申诉的路上。这种内外形象和评价的严重背离使人感到困惑。
有媒体形容，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28年从警时间里，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的江湖秘诀是三套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而正是在锦州，王立军完成了这一秘诀的集中演练，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弹性”十足，为之后的重庆模式打下了成型的基础。
极端治警
在王立军任期内，受过处理的至少有几百人。王立军留给下任乃至下下任班子的，是一摞摞的申诉材料和一批批的警察上访。很多上访民警得到有关领导的答复是这样的：“告王立军的警察太多，解决不了！”
毋庸置疑，从铁岭到锦州再到重庆，从严治警，均让王立军权威的树立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上任伊始，王立军便调集700余名警察，用53个昼夜擒获变态杀人狂许贵柱。而由此案开始启动的“倒查机制”，令13名警察被处分，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警察被“双开”，该分局副局长被行政撤职。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康宁派出所仅100多米，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但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
这是王立军治下锦州警察被“辞退”(东北称作“扒皮”)的发端。自此开始，“辞退”一个警察，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何翼原是锦州凌河区一名派出所民警，2008年他的一位多年的朋友出事被逮捕，其家属托何翼帮忙从北京找个律师提供咨询，看怎样才能办理取保候审。王立军因此将何翼辞退，理由是为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活动提供帮助。
曾任凌河分局锦铁派出所刑警队中队长的申智勇和付克勤，在找不到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最终以“文化业务素质低下，不适合公安工作”的理由被辞退，而申系大学本科毕业，二人多次立功受奖，是凌河分局公认的优秀警察。
但是，并不能因其治警严厉便认为王立军在管理上毫无“弹性”。
有锦州警察反映，对于与王立军个人关系好的干警，犯了事也没有任何追究。
“王立军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也体现了他在管理上绝不僵化。”一位刑警表示。王立军任期内，锦州出了几起影响恶劣的大案：市政协委员邢珍珠及保姆夫妇共3人在家中被杀；交通银行菊园储蓄所被劫，抢走现金15万元；市公用事业局局长在办公室被绑架勒索40万元等。
而形象治警则是王立军的另一个癖好。推出“文化沙龙”“与欧美警务接轨”“成立女子防暴队”等多种举措，可以看出王立军对形式感的追求，这也和之后其在重庆的系列做法一脉相承。
锦州市局一位老民警成了王追求“形式感”最早的牺牲品。他用喝水的大茶缸在文化沙龙喝咖啡，这直接导致他被发配到锦州最偏远的派出所，直到退休。
总警力达到573人，占全局总警力16.5%的锦州交巡支队的成立，则实现了王立军“将更多的警察放到大街上”的愿望。“那是一个个摆在最显眼地方的政绩样本，他喜欢那种整齐划一、一呼百应的感觉。”一位警察说。
2003年12月26日，锦州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女子防暴警察大队，这是王立军形象治警的又一成就。队员平均年龄26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身着蓝黑色防暴服，头戴钢盔或红色贝雷帽，手持微冲或狙击步枪。
可英姿飒爽的女子防暴队，不久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投入实战没几天，就被嫌疑人用刀捅伤了两个，一个扎在肚子上，另一个扎在大腿上。” 一位交警告诉记者。
“再到后来，就不能说王立军在治警了，他实际上是管制，甚至已经达到变态的程度。”一警察如此评价，“一位民警因车祸眼睛受伤造成斜视，有一次碰见王立军敬礼问好，王认为刘故意斜眼看他不尊重他，一句话就从市局给撵到马家派出所。而其领导到王立军那里做解释说明，也差点被免去职务。”
王立军动用大量的技侦手段，对警察进行监听、监控，令锦州警察至今都杯弓蛇影。“请给我打这个固定电话，”记者电话联络一位李姓民警采访，收到他的短信回复。
“陌生电话都不接，我们的手机是登记的公安号，在哪个点、哪个基站打的电话，马上就能查出来，”这位李姓民警说，“监听、摄像跟踪、暗中调查这些手段在我们身上都用过。”李表示，这就是至今大家还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
部队转业的副县级干部、刑侦支队政治处主任徐大国因一句话获罪，被贬往太和分局降格为副县级调研员。“局里那时成立了个机关事务委员会，说市长让检查卫生，每周好几次，有一次我就顺嘴说了一句，‘市长也得做点正事，不能天天检查卫生’，这话传到王立军耳中，我的职业前途就画句号了。”徐大国表示。
与此同时，王立军管制的外延不断扩大，甚至波及到了铁路。据介绍，2007年，一位副省领导途经王立军管区地界，王立军动用大量警力进行超规格“警卫”。当浩浩荡荡的车队途经一铁路路口时，被一辆行驶的火车拦住。王立军强压怒火，送走领导后又返回事发道口，破口大骂并动手殴打火车司机，司机的大盖帽被打飞，扇耳光后当即宣布刑事拘留火车司机(后因无法诉讼被取保候审)，同时免除了几名警察职务。
据了解，在王立军任期内，受过处理的至少有几百人。王立军留给下任乃至下下任班子的，是一摞摞的申诉材料和一批批的警察上访。很多上访民警得到有关领导的答复是这样的：“告王立军的警察太多，解决不了！”
“很多人不仅政治前途被葬送，在交巡合并建立平台的时候，各警种被打乱，刑警去干交警的活，经侦去干刑警的活，浪费了人才，断送了很多人的技术前程。”有民警表示。
“王立军在锦州的种种做法，已经是天怒人怨。”警察张一(化名)说。但奇怪的是，在王立军调走之前，重庆来人考察王立军却是一片赞扬之声。这一点，基层民警甚为不解。市局机关的有关领导透露玄机，“快说点好的让他赶紧走吧，你说不好的他走不了怎么办？”
包装神化
从早期持枪跃马再到中期荧屏上亲身演绎，王立军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或许是意识到如此描摹下的英雄虽然高大但难脱草莽，锦州便成了王立军向“学者”转型向“学术”靠拢的起点。
打黑英雄令群众由衷敬佩、擒变态杀人狂令王立军声名鹊起、交巡平台使市民安全感倍增、倒查机制让警察作风整肃……王立军在锦州的业绩至今仍被很多锦州人所津津乐道。
“看人总得客观，王立军有罪但也不能说一点好事没做。当年要不是他来好好治治那些警察，锦州的治安还不能好。后来成立交巡平台，喊一嗓子警察就来，才知道什么叫安全感。”锦州市一位中学退休教师表示。
“王立军谁的面子也不给，就是市里主要领导也不行。”据一位知情人讲，“有一次，市里一位主要领导的亲属出了点事被警察抓进看守所，这位领导就找到办案的民警讲情，民警一看事不大就放了，调解处理。结果王立军知道后，将办案警察处理了，又把人重新抓了回来。”这个故事当中，王立军可谓出于公心不领私情，尽到了一个公安局长的职责。
“锦州百姓对他，至今仍有赞美之声，多少人崇拜他呀。王立军现在都被判刑了，还有人说那是在往英雄身上泼脏水。”张一说。他认为这种内部和外部评价的严重矛盾与割裂来源于王立军格外注重的自我包装和宣传。
王立军的自我宣传不仅蒙蔽了广大群众，连出差办案，南方的同行谈起锦州公安局长言语当中也充满敬慕。
从早期持枪跃马再到中期荧屏上亲身演绎，王立军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或许是意识到如此描摹下的英雄虽然高大但难脱草莽，锦州便成了王立军向“学者”转型向“学术”靠拢的起点。
“他刚到锦州时还没感觉，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王局长言必谈‘文化’。”一位锦州公安局行政处的民警表示。
2003年，交巡支队的出警仪式会场上撒出的红红绿绿的宣传单上，王立军的头衔已经有10个之多。“不知不觉，我们的局长已经成了国际法医、研究生导师、什么协会理事，会场上的民警都捂嘴笑，” 张一说，“而且他还经常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下面请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锦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军博士讲话!”在一次全局大会上，王立军讲话前主持人的这段铺垫，一时成为笑柄。
在重庆有“蓝精灵”忠实地记录言行，而早在2003年的锦州，王立军就已经开始使用“网络水军”进行舆论轰炸了。
“王立军刚到锦州的时候，我异常佩服他，因为我是做电脑技术的，网上到处都是关于他的帖子，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当地一位技术人员表示，可突然发现，那一段时间关于王立军事迹的网帖密集得超乎寻常，“我一探测恍然大悟，敢情那帖子都是从同一台电脑里发出来的，ID再变化，硬件变不了。”该技术人员表示。
锦州织网
据知情人透露，王立军当时对很多领导干部用了电话监听、窃听、调查等手段，有问题的把小辫子攥在手里，没问题的也起到威胁恫吓的作用。
辽宁省公安厅有人透露，王立军在铁岭搞的已经很不好了，到锦州属于“保护性”调动，这个全国警察的标杆、一级英模，再不走就要出麻烦了。
在锦州，有“政府宾馆”之称的北山宾馆，有一间王立军的专用房间，不对外开放。“这种待遇不是每个市领导都有的，只有王立军敢这样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知情人表示，王立军一直在锦州精心编织着一张网。“他首先是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控制比他职位高的人。”据知情人透露，王立军当时对很多领导干部用了电话监听、窃听、调查等手段，有问题的把小辫子攥在手里，没问题的也起到威胁恫吓的作用。“这样不管王立军如何专横跋扈、张狂嚣张，没有人敢出来说话，因为他控制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知情人表示。
对下级更是如此，据说对当时锦州市公安局局党委班子其他成员，王立军在大会上也能公开骂娘。
锦州经济领域的知名人士，均是王立军这张网上一个个节点。知情人表示，很多民企的老板、国企的董事长，都是王立军的座上宾。而锦州市当时为招商引资，保护大企业利益，出台的“平安卫士卡”，则给王立军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入接触结交经济界人士提供了便利。
“平安卫士卡”在锦州民间被称为“锦州绿卡”和“护身符”，总共发了173张。发放的对象是国企和大型私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名有姓。
而时任凌河分局锦铁派出所刑警队中队长的申智勇和付克勤，却因为这张卡，触碰到了王立军的那张网而被辞退回家。
“‘平安卫士卡’明确规定，持卡人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违章，不能扣车不能扣人，一般违章不予追究。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很多违法行为咱们都追究不了。人家出示这张卡，咱就不能再行审查。”付克勤表示。
2008年1月4日，锦铁派出所接到举报有人吸毒，请示领导之后，刑警队5人出警，将当事人刘文海带到派出所询问。经核实，1小时后刘文海离开派出所。
“在这起吸毒案件中，我们没有违反法律规定8小时留置时间，严格按照规定执法，没有任何过错。没想到，此事却触怒了王立军。”申智勇表示。
申表示，后来了解到这个刘文海是王立军的朋友，此人系做钼矿发家的大老板，非常有钱，“对我们的‘辞退决定’里说，刘出示了‘平安卫士卡’之后，我们仍继续扣留审查没有放人，但在审查过程中刘确实没有出示那张卡。”申智勇表示。
王立军对申、付二人下此重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刘文海系锦州市人大代表，而当时该市两会在即，王立军能否继续当选副市长，还有赖代表的投票。2009年6月，申、付曾经核查的当事人刘文海在锦州市一洗浴中心吸毒时死亡。
申智勇和付克勤二人为此8次进京上访，但时至今日，王立军对他们极端的处理仍没得到纠正。公安部有关专家表示，所谓的“平安卫士卡”本身即是违法的。
挥金如土
有分析者认为，王立军如此挥霍，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他很难维持，如此看来，王立军把“打黑”变成“黑打”，变相攫取民营企业资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钱是什么？王立军没有钱的概念。”行政处一民警表示，从王立军身上才知道“花钱如流水”的真正含义。
当地民警称，王立军在锦州时，每天消费两三万元是一种常态。“更要命的是，他从来不签字，谁找他签字就下岗。这烂账怎么处理，那是你下边人的事，要你干吗的？”行政处负责后勤保障的人员每天都忐忑不安如履薄冰，担心“哪天出事，说不清楚”。
2007年，交巡大队一民警在巡逻中丢了一支手枪，被卖菜的农民捡到。王立军当时从他的车上拿出5万元给了农民。“这钱不知道算是公安局奖励的，还是他个人给的，搞不清楚。”民警们私下议论但没人敢问。
而关于“王立军穿的衣服从头到脚平均五六十万元”；“2004年10月，锦州市公安局在大连举办的第11届国际颅面鉴定学术会议上，王立军拿着200多万现金去参会”；“王立军的悍马防弹车十年前价值170万元，把中央警卫局的官员都惊着了”；“小民警跑官要官进贡的十万八万，王立军根本看不上眼”；“王调来不到一年就把年收入几百万元的车辆检测中心，以50万元承包给一个沈阳人”等等类似传闻，用当地警察的话说“一抓一大把”。
据一位曾经在经侦支队工作的民警反映，王立军不光花钱，还定时定量跟下边要钱。“他每年都给下边派罚款任务，逼得没办法，只好把手头的案子全放下，先到处去抓钱。”一位曾经在经侦支队工作过的民警说，当年7月份，王立军找各支队领导谈话，要求到11月份交460万元，不能干马上换人。
据该民警讲，更离谱的是税侦支队，因为到期实在完不成任务，最终没办法到银行贷款凑够450万元上缴。这一事件成了当时锦州警界的笑话。
据太和分局的一位民警称，一次搞大型活动，因市局资金紧张，局长把各分局局长召集到市局开会，跟各分局借钱，有的借五万元、有的借十万元。
有分析者认为，王立军如此挥霍，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他很难维持，如此看来，王立军把“打黑”变成“黑打”，变相攫取民营企业资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