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弄清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更加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有哪些？经“中转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党有何影响？我党在不同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著作是什么？这些学习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考察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任贵祥(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敬煊(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汤涛(中央党史研究室博士)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
主持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有这样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句话是否确切地反映了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
汤涛(中央党史研究室博士):毛泽东的这句话很形象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主要渠道，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完整地概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这三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并不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的。根据现有史料，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书为英国人克卜扑所著《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此后，来华传教士所办刊物上又陆续登载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过，这些一鳞半爪式的介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反响。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才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理论基础。
日本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条渠道，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主持人:去年，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引起我国学者很大的关注。这本著作中涉及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日本渠道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细节。那么，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从日本这条渠道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
汤涛:从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来看，日本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渠道。19世纪末，日本迅速崛起，那么，日本何以崛起？其崛起有无中国可以借鉴之处？这些是当时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反映了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逐年增多。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劳资纠纷和工人失业等问题也开始日趋严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广泛传播。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继在日本问世。这引起了负笈东瀛的中国学子的极大关注，1903年至1907年前后，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著作的介绍，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后，由于中日两国距离较近，人员往来相对便利，更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研究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选读的书籍也大多为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所著述。
此外，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期间，也“特别热心地阅读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为了能亲自听到河上肇的授课，周恩来甚至还写了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的志愿书。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使用的，诸如“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也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直接引用，并约定俗成，成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通用的概念。
主持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诞生于西欧，那么，能否介绍一下从西欧这一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汤涛:西欧也是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1917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身处西欧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也感受了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因而在思想上进步很快。他们先后组织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公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进步组织等进步组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说，探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猛读猛译”，直接研读并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和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较早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与此同时，许多西欧学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大量流入中国，比如，英美学者塞克的《俄国革命史》、俄国学者柯祖基的《马氏资本释义》、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均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十月革命后，从俄国译介的书刊和著作明显增多，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渠道
主持人:那么，毛泽东为何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呢？
汤涛:毛泽东所说的这句名言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的广泛影响上来说的，反映了20世纪初，尤其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实情况。十月革命爆发后，继西欧和日本之后，俄国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上世纪20年代前后，瞿秋白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抱着“为国人开一条新路”的目的，冒险前往苏维埃俄国，并写下《饿乡记程》、《赤都心史》等著名通讯。与此同时，俄国的一些较有影响的著述，如伯伯尔的《社会之社会论》、布哈林的《俄国新经济政策》也被译介到中国。从现有资料看，1923年后，相比较日本和西欧而言，从俄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明显增多。
主持人:那么，从俄国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渠道有何不同？
汤涛:较为显著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首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推动。当时，我们党早期组织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建党思想，陆续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创办了一些宣传刊物。这从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报告中指出，所需经费大都来源于“国际协款”。
其次，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华影响，澄清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等还直接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建党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为尽快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俄共(布)还先后创办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经由中共党组织吸收并输送大批先进青年赴俄学习先进革命经验，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军事和理论素养。后来，从这些学生中涌现出刘少奇、任弼时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运动领袖、军事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持人: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哪个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从传播主体上来看，留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任贵祥(《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不错。但是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海外华侨在传播马列主义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却不为国人所重视和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我国约有华侨六七百万人，有些侨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侨居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和一般的独立国家，有些人侨居在马克思、列宁的故乡。这些华侨大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素有爱国、爱乡思想，心灵深处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荡涤，很多人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洗礼。这样，一些华侨具备了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主持人: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华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
任贵祥:首先，旅俄华侨功不可没。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大肆对华侵略扩张、掠夺，大批中国人沦为沙俄的“黄种奴隶”，形成早期的俄国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上充当“炮灰”，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欧洲(包括俄国)华侨。旅俄华工虽然处境悲惨，但又很幸运——他们是十月革命的目击者、支持者或参加者。大批华工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和苏俄红军，有些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地响应和参加武装起义。就其实质而言，旅俄华工是俄国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又是一支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
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建立“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全俄各地建立分会，会员迅速发展到约6万人。该会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为周报，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华工》编辑张玉川后被反革命分子暗杀，据国内有关档案记载，张玉川是“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据资料记载，旅俄华人“充当党员”，“到处演说”，“专以传布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
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初，一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我国东北宣传革命。有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华工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在河北开滦煤矿，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1920年6月15日，开滦煤矿代总矿师戴莫报告称:“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大批苦工，带来很激进思想，极近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的一些坏人中”。“旅俄华工联合会”还积极设法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并通过他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在日本，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派人士和留学生的影响，这里华侨思想活跃，创办或参与创办了许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其中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间接地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刊登了华侨革命家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7、9号)等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战场，以及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在欧洲形成一批有觉悟有思想的华侨。旅欧华工主办或参与创办的《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等刊物，为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载体。
以上可以说明，华侨是马列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之一。因此，在谈到我们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时，不应忘记他们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由西欧、日本和俄国等“中转站”国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阐释，很容易出现某些不符合马克思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
主持人:那么，从不同渠道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汤涛:毫无疑问，无论是经由哪个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传入过程中均会受到“中转国”相关研究者的深刻影响。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经由西欧、日本和俄国等“中转站”国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阐释，使高深的理论往往变得通俗易懂，易于为人们掌握和运用，但也很容易出现某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甚至歪曲、违背马克思经典原著本义的地方。其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转国”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时，有可能根据自身所需有所取舍，也有可能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尚浅，对某些论断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全面，结果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曲解甚至误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这些被剪裁或错误诠释过的论断，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难免会受到误导。
其二，“中转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自身革命实践时，会逐步形成并积累起一套具有自身特色且常常行之有效的实践范式。但是，这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范式又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抛开了具体的时代环境，脱离了特殊的国情地情，那么这种范式有效性往往就消失了，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十月革命后，取得胜利的俄共(布)无疑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这其中有的可能适用于中国，有的可以供中国的革命者借鉴参考，有的则基本或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认真考察、鉴别，然后再决定何取何舍。仅以革命道路为例，在中心城市取得突破，然后迅速夺得革命胜利，这条路是符合俄国国情的，但生硬地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则是不妥的。无视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一味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固定化、模式化甚至神圣化，只会影响到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方面，上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最为典型，他们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不加分析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结果一度把中国革命推向失败的边缘，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都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不同时期还规定了有关马列主义的“干部必读书”
主持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但是，有学者提出，我们党在建党时存在着思想理论不足的弱点。您对此怎么看？
汤涛: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处于点滴渗入、逐步蔓延的译介状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一年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较之欧洲要短得多”。再加上党成立后，当时已基本成熟的革命形势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因而无暇进行长时期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总结概括工作。这样就使我们党存在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
主持人:那么，我们党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汤涛:应该说是意识到了，这从我们党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来。为克服理论不足的弱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增强了党的理论素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主持人:请谈一谈我们党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情况？
李敬煊(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我们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并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译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前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都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作为启蒙读物和教科书。延安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毛泽东还亲自规定高级“干部必读书”，提出，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194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两条路线》(上下册)，前五种均为马列著作，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明确提出:我们要读这五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说:“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列出明确的书目。为了使广大干部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要读六本马列的书。
新时期，我们党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陈云和邓小平一致“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针对党内滋生重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党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96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希望党的高级干部多读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际情况、指导工作。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过程中，强调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把握。
必须剥离一些附会、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观点，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主持人:从我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历史过程中可以总结出哪些教训和启示呢？
李敬煊:其一，必须剥离一些附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思想观点。我们党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太多不是从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开始的，而是从学习翻译过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或从西欧和日本转道而来的二手资料开始的。党成立早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到达延安后，才有较充裕的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理论水平不足的状况并未彻底改变。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一度出现过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对待，甚至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完全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剥离一些附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思想观点，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本来面目。
例如，在一段时间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曾认为，马克思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其实，这一论断是把《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义低级阶段的商品消亡论断，附加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上而产生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再如，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长时间内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们党才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些例子也告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而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随意附会和曲解；要抛弃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附会和曲解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二，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解读。现实生活中存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模糊或错误的思想观点，与我们没有读好马克思主义原著或读得似懂非懂、浅尝辄止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异常深奥、精炼的，很多著作的写作背景对很多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东西方思维、语言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等，这些都是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障碍。但是，不下苦功夫学原著，就不可能掌握得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遇到实际问题，就不可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要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马克思，他早期的著作也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的著作时候，要剔除那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原著留给我们的，并不是教义，而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正如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盲目地照搬照抄，死抱住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提法或主张不放，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其三，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到中国，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巨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领导力，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在具体的、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以新的科学理论反映新的现实，引领新的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