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章：延安时期入党的红小鬼为何从军官成为右派分子

核心提示：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像报纸上说得那么好，还有好多的人吃不上饭。如果说解放前是穷人吃不上饭，那么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吃不上饭。这样的言论简直反动透顶，枪毙都够了。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08期，作者：闻章，原题：一名小八路的人生大错车

怪人老刘

1974年入冬以来，刘振义就开始忙乎，拿着各样的食品票到副食店排队，把猪肉呀饼干呀等等的买来，把怕热的东西冻在宿舍后窗外面。有的食品票是跟别人借的，或者是拿别的东西与人交换来的。这样一点一点地攒，到离年将近，他已经攒够了两布袋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他拥有了这样多的好东西，无异于阔佬。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终于可以到东北的大庆市去探亲了。为了这次探亲，他不是准备了一冬，而是准备了好几年。东北是那样远，天又是那样冷，路费又是那样多，他不可能年年回去，他不得不采取“攒假”的方法，把好几年的探亲假加起来，多待些日子。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刘啊，你是旱时旱煞，涝时涝煞。”老刘这时的年龄还不到50岁，身体亦健壮，然而夫妻两地分居，隔好几年才能有一次相聚，所以才有旱涝之说。没想到刘振义勃然大怒，吼道：“你是混蛋！你真是混蛋！”跟老刘开玩笑的是一个年轻警察。那警察挨这一顿骂，扭脸就出了屋子。那警察在背后跟我说：“老刘这人，真是神经病！”

终于有一天，老刘很郑重地告诉说：“小靳，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已经买好了车票，腊月二十那天晚上七点，我坐火车到东北探亲。”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这样才能使人明白。1972年秋后，我到沧县交通局当临时工，在修了一年公路桥之后，被留到稽征所收养路费。稽征所属县交通局，却受地区交通局的委托，征收沧州地直和沧州市的运输车辆的养路费。因此稽征所就设在市区各个路口。那时车少，每到月初月末我们就骑着自行车送证上门。对于漏征的各地车辆，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手持红绿两面小旗，在路口拦车、查证。查到之后，补交即可，不像现在动不动就罚款。稽征所是两间孤零零的红砖房子，就在长途汽车站斜对面，临着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这时刚刚有警察，警察就在对面立起一个亭子。那亭子冬天冷，夏天热，不宜人待，所以警察就经常来我们的小屋喝水、歇着。

稽征所共有三个人，岁数最大资格最老的是刘振义，还有一个李宝义，资历最浅的是我。但奇怪的是，老刘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三个人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服从谁。这很奇怪。

我和李宝义就住在稽征所，老刘在交通局有宿舍。他那间宿舍里住两个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老叶。这老叶，老实厚道，只是有些邋遢，不爱洗脚。他在另一个稽征所。老叶比老刘年轻，有时会跟人打扑克，甚至打到很晚，回来后轻手轻脚睡下。但第二天早晨起来，脱下来的胶鞋就没了。找啊找，原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屋外。老叶汗脚，那鞋太臭。每天都是待老叶睡实之后，老刘翻身起床，蹑手蹑脚把鞋给提出去。问题是，他不一定把鞋放在什么地方，有时是放在门口，有时就有可能放到屋檐上面。几乎每天早晨老叶都光着脚到处找鞋。问老刘，老刘也不理。

老刘每天准时上班，走着。好在交通局离稽征所不太远，十多分钟就能走到。他提着一个黑色塑料包，里面放着《参考消息》、老花镜和红绿旗。那时大概刚刚有斑马线，但没人走。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在一起裹着。警察一天只上八小时，且上班时间没准。即使上班，除了管管特别出格的汽车，别的一律不管。中午饭时，警察亭子周围就横七竖八停满了山东来的拉粮食的毛驴车。但老刘绝对走斑马线，尽管马路上一个人没有，他也要等着绿灯亮了再走。这甚至都遭到警察的奚落，说老刘真是神经有毛病。

他的神经也果然有些毛病。比方说有人问路，如果问者是乡下老农，就非常热情地拉起那人的手，过斑马线，走到老远，东指西指，告诉得唯恐不详细。若是问路的有些“气派”，他就装听不见，把脸扭到一边。他手上还戴着一块表，那时戴表的人很少，他这样亮晶晶的也是稀罕。常有过路人问时间，他也是根据问者的情形，或告诉或不告诉，或连几分几秒就告诉清楚或连理也不理，甚至会说：“我的表，凭嘛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