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欣旺：重庆：关于恐惧的记忆

一切都神秘隐蔽，唯有暗流涌动。谁都明白，当力量的角逐如果无法公开，那断然不会是法治的胜利：规则早已被证明只是工具罢了。

关于重庆的记忆，除却美食，大抵与恐惧有关。

2006年春天，供职法制日报社的我因工作缘故第一次出差重庆，采访的正是重庆市公安局某总队长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一事。

至今依然清晰记得，飞机延误，抵达重庆江北机场已是夜幕降临，乘坐机场巴士到市区拉着行李箱下车时，一群人冲上前来，将我包围。抢劫？恐惧感涌上心头。但瞬间所有人又全部跑远，我的衣服兜里、手提包中，甚至连衣领上都插满了名片。取下一看，都是住宿、旅游的联系方式。

虚惊一场。在解放碑找了一处宾馆住下没多久，电话响起，“先生，需要学生妹吗？”。半小时内，这样的电话响起多遍。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住进了黑店，可这酒店明明离公安局（彼时，重庆市公安局仍在旧址办公）不远。

翌日参加重庆公安局的座谈会，局领导在座，听总队长做英雄事迹汇报。既有千里追凶，也有深入虎穴，等等。会后闲时，我沿街边小路拾阶而下，两边均是低矮平房，虽然破旧，人气颇旺。偶尔会见到以《物权法》的名义强烈抗议拆迁的涂鸦。两旁皆有5元一晚的住宿广告牌，最让我吃惊的竟然还有3元一晚的。路边，时不时有30多岁的大姐神秘招手，低声说25元。疑惑间，对方看我不答话，便说20元好吗？见我往前走，叫出10元的价格，并着急地说，别走了好吗？

几年后，在新闻中看到解放碑的贫民窟拆迁，才知此地原为码头，原居民多为下层百姓，生活不易。

短暂停留，我看到的重庆尽是阴暗、还有潜藏的不安全感。那种管理的无序，充满了色情诱惑的电话，令人感到恐惧。那时候刚工作不久，毫无社会经验，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才刚开始，未及深究个中原因。两天后，乘火车回京，和同事朋友聊及重庆，便称再也不愿前往。

2009年重庆打黑开始我才发现，生活如此富有幽默感：当时见到的领导和我采访的英雄竟然都是打黑的对象。“英雄”与“黑社会”原来是同一拨人。

打黑大幕拉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做其他选题，也许还有对重庆第一次印象不佳的缘故，内心刻意回避。再赴重庆，是在2011年4月，李庄漏罪案庭审。

此时打黑已经驶入深水区，唱红在全国也有蔓延之势。而关于“唱红打黑”的争论也进入白热化的地步。新闻中说重庆一七旬老汉，家中老母去世，不在家守孝，却远赴他乡唱红，人伦尽失。

李庄案的前世今生集中展现了当时重庆打黑中的各种冲突：主政者要打黑，警察权主导一切，律师的辩护权被认为是唱反调。早先，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的辩护令主政者大为恼火，因这种辩护介入，很多案件无法办成铁案。

李庄漏罪案开审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贺卫方感叹，“这座城市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

文章直指运动式打黑和导致不公的公检法联合办案。贺卫方称，“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

贺卫方亦谈到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在他看来，“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因为李庄的被抓与获刑，很多律师私下都说，如果一年后大局按照此而定，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律师职业。这是对中国法治最糟糕的描述了，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同一时间，李庄案第一季辩护律师陈有西在博客上发表《李庄案，我们还有必要陪练吗》一文，称，“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设定，只需要一些演员……没有独立公正的法院，所有审判就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只是完成一个虚假的表演程序。只要是在重庆审理这个案件，一切结果已经确定。律师的出场，只是陪练。辩得越精彩，配合其选择性录播和报道，正中其下怀。”

在陈有西看来，“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你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

这种背景下，去重庆，做一个大家都认为毫无悬念的案件报道，要怎么做？又能怎么做？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仍然是航班延误。抵达重庆已是（4月18日）晚上11点。上了出租车，司机师傅矮壮的身板，穿着紧身T恤，留着近似光头一般的发型，一路不停抽烟一言不发就朝前开去。令我有些恐惧的是，出租车竟然离开了机场高速，开向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车辆渐稀，问话又不回答，难道碰上什么意外？我也不再问话，只是警惕地瞥着司机的举动，握在手中的手机已经拨了110的数字，随时准备拨出去。车行至一岔路口，远远地看到指示牌，左侧进入市区，右侧通往乡下。打定主意，只要车往右转，我马上报警。

又是虚惊一场。车开向市区，师傅竟然说话了，很友善地解释，机场高速临时养护只好绕道。我想，如果不是敏感的行程，至于如此恐惧吗？

第二日开庭。一大早我们便赶往重庆江北法院。一大群记者提前两个小时等候在法院门前，好多人手中没有旁听证。有“群众”赶来打起标语，讨伐黑心律师。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口号内容大致相同，喊完之后，也就马上不见了踪影。

杨金柱律师出现在法庭台阶上，对媒体痛陈其在机场遭到围攻的情况。法院的保安和法警似乎有意避开，台阶下，一群记者围着拍照。斯伟江律师身着西装背着双肩包来回踱步，我上前打招呼，斯伟江对案件结果表示并不乐观。

时不时亦见到人群中有神情警惕举目张望之人。更多的人或轻声说话，或沉默不语，人们各怀心事。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

开庭后，在中新社重庆分社帮助下，我有幸临时拿到一张旁听证，快步跑进去，我看到同行们羡慕的眼神。身后仍有一大群没有旁听证的同行在雨中等候，不愿散去。

进门安检，然后是存包，尤其是手机和录音笔务必留存。进到审判大厅时又有人拿着手检设备做细致检查。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审判大厅足够容纳几百人，进去的媒体多达数十家。重庆打黑虽然从一开始就引发媒体职业伦理的讨论，但好在仍是有可能被允许进入到现场。不管出于何种用意，抵达现场就有机会看到真相，哪怕只是细枝末节。

庭审现场控辩审三方交锋激烈。控方有着先天的优势，一般情况下都自信十足，这是所有刑事审判的现实。这种情况下，如果碰到懦弱的律师，基本上很难驾驭，更别说所谓的“对抗”了。斯伟江律师勇气可嘉，对于合法权利寸土不让，审判长也不时裁定辩护人抗议有效。

由于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保存起来了，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停的写字。这倒是我的长项，但长达十数小时的庭审过程记录下来，自己有种虚脱的感觉。中途抗不住疲劳，小睡了一会。醒后发现旁边那位女同行仍在奋笔疾书，暗自惭愧不已。

庭审到了第二日，更多的旁听者带有倦意，记录的人也更少了。按照局势发展和早先的判断，大家似乎都对审判结果心知肚明，对久坐法庭却可能是无功而返便有种荒诞的感觉，恍如做梦。

说可能无功而返倒也不是夸张。在开庭之前，便有媒体噤若寒蝉——和律师们感受到的恐惧几无差别，也许大家都在掂量：如果介入，踩到的将是什么样的红线？或许，只有当这种对选择充满着恐惧感的时候，才会发现，“正视”是多么艰难。

出发前，编辑部已经反反复复讨论，论证这个报道会否碰线。更多的压力其实远非我在前方所能体会，后来才得知，我刚到重庆便有神秘指示令我即刻返京。为防止对我在前方有干扰，这份压力从未传递于我。

开庭第二日下午四点整个庭审将要结束之时，法警递上一张小纸条，主审法官看后突然宣布休庭。人们懒洋洋地讨论这个举动，但恐怕没有人将之与转机关联。到庭审后期，李庄的言语中充满绝望，他甚至想到可能不停的被这种车轮战式的审判缠住，往复轮回，再无光明之日。

4月22日检方突然宣布撤诉，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结果。大家都很兴奋，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开前，我曾再一次前往办案部门试图一探究竟，都被回绝。与进入现场的同行数量相比，后来公开的报道少之又少，想来和此前的对结局的判断有关，而我得知，即便是那位完整记录的同行稿件也因“风险”被拿下。

峰回路转的是，在最后发稿的当天晚上，重庆江北区检察院竟意外接受专访。一切都神秘隐蔽，唯有暗流涌动。谁都明白，当力量的角逐如果无法公开，那断然不会是法治的胜利：规则早已被证明只是工具罢了。

在重庆的三天时间里，每天晚上，分社同事都会送我回酒店。拉开窗帘，看着空旷的街道，迎面而来的并非心旷神怡，而是恐惧。夜色中，到底上演着多少阴谋与交易？回想起白天那些四处张望、警惕的眼神，我不由自主地起身把门反锁上，搬了茶几堵在门后——与五年前到重庆那种乱哄哄的恐惧不一样，这一次，我所忧者，是强大而无处不在的权力。

当时互联网上的新闻显示，重庆正在投资几十亿元建设中国最大的城市监控系统，以提高市民的安全感。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摄像头正对着这几天在重庆游走的我。

当从重庆返京的飞机离地那一刻，我才舒了口气，如逃离牢笼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