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50年代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美术教授被安排卖戏票

本文摘自《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作者：沈志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哈尔滨就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怪话：“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讲，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属医药学领域），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安徽、河南等省也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等级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