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犯罪问题正在审查之中，在此不论。但是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却曾经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也吸引了不少人士前往观摩、了解、研究和学习。所谓“重庆模式”，也曾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如今回头看，“重庆模式”虽然已被官方否定，然而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需要从客观的立场来分析它的实在意义。

一、“唱红”虽然被利用为获取上位优势的手段，但也必须深思其中的文化贫困与社会公平问题

在薄主政重庆时，“唱红”还是打动了部分国人的。“唱红”不仅仅是重庆在唱，其他很多地方也在唱，例如老区江西就搞了很热闹的红歌大赛，参与者踊跃。在很多社区里，“唱红”是老年人的一大娱乐活动。老年人爱唱红歌，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人生记忆，也是一种晚年生活；通过唱红歌，还可以拓展社区人与人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纯粹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娱乐生活。

笔者认为，百姓热衷唱红所反映的仅只是百姓十分简单朴素的生活需求，唱红本身并意味着百姓们普遍地“留恋毛时代，不认可现时代”。百姓们内心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政治倾向，百姓的需求是简单的，态度也是趋于理性的。试想，即便是学者都有不少支持或者赞成“唱红”，为“重庆模式”背书，以一般百姓的有限认知，又如何能分辨唱红的政治内涵？所以，老百姓唱红的现象不宜做夸大解读。

事件表明，重庆大规模“唱红”，虽然很大程度是有组织性的，但是也确实与普通百姓的朴素情感有关。这就提示我们必须思考：为何“唱红”会成为很多不同年龄社会人所选择的娱乐的方式？为何重庆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唱红”活动？

笔者以为我们确实需要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思考文化贫困的现状，而文化贫困的根源又在于哲学的贫困，说简单一点就是必须思考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二、重审“打黑”：也许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契机

十八大后律师李庄正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自己在重庆打黑期间的遭遇，而最高院和重庆中院也正式受理了李庄案申诉，李庄案即将重新审理。同时，打黑期间被查办撤职的近900名警察也陆续被平反，司法界也在借此呼吁中央及时启动司法体制改革，江平先生多次表示，政治体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前提和保障，但是可以借司法独立来启动政改。

随着薄熙来案件司法进程，越来越多的材料证实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确主导了很多冤假错案，打黑变成黑打，将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老大，不惜伪造证据陷害、刑拘辩护律师，将辩护律师判监入狱。公安系统被支配为打黑帮凶。如果司法独立，那么薄熙来是不可能动用公检法的全部力量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就不可能制造这么多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

更令人忧虑的是，重庆系列打黑案以及李庄案、文强案等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不仅在重庆没有被抗诉，而且间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默许和复核。很多社会人士对李庄案和文强案均表示了疑义，而两最高院对此两案均未能予以及时干预，导致重庆事件之后最高院不得不启动平反程序。一个地方政府究竟是如何支配最高院的司法行为？这的确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笔者认为，重庆当时的唱红打黑表面在伸张“合法的正义”，而且赋予了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正确性。尽管社会各界存在很大分歧，但在中央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在两院院长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低于重庆市委书记的实际情况下，两院为了政治上“不犯错误”不得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政治忠诚代替了司法精神，使得重庆一直披着“政治正确”与“打黑合法”的外衣一意孤行、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因此，重庆事件最迫切需要反思和改革的就是必须重新定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避免司法再次被绑架成为权力的帮凶。

司法独立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独立的法律审判约束党政部门人员权力滥用。即便国家主席违法，独立的司法系统都可以动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阻止主席违法，甚至可以经过必要的程序罢免国家主席，防止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司法的作用就是，以法律的力量将权力这个魔兽关进笼子里，就像铁笼子的坚实铁架，再凶猛的魔兽都无法跳出笼子。

三、重庆事件最紧要的教训是：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

重庆事件之后，也许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便是今后中央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地方。薄熙来主政重庆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期间重庆多次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和中心。尽管有很多猜测说薄熙来与另一位大省的书记是下届常委的热门人选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普通百姓似乎也能从媒体的报道与网络留言的解读中看出点竞争的味道。

重庆高调唱红打黑，一时占据舆论中心。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也撰文介绍重庆经验，宣传重庆成就，很快就有了“重庆模式”一词。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对重庆经验作了学术味最浓厚的解读，崔本人推崇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米德的经济学理论，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在王立军事发之前，舆论对重庆一直持正面态度。直到薄熙来被撤职法办，人民才真正认识到重庆唱红打黑竟然掩藏着如此黑暗丑陋的内幕，与此前舆论所宣传的完全相反。

薄熙来去到重庆之后将王立军及一干干将调至重庆协助打黑，外界一度以为薄将干出一番重大贡献。如果没有王立军叛逃，内幕恐怕不会这么快就被揭露，薄也不会这么快被撤职。可以说，薄熙来几乎将重庆经营成为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是中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独立王国”一旦成熟，将危及整个政治体系，而不仅仅是危及到执政合法性。这与中国古代的中央地方关系比较类似，皇帝总是担心皇亲或者地方官坐大，大多数朝代都遭遇了地方坐大导致中央大权受到威胁的情形。

薄熙来之所以在重庆能一手遮天，关键在于他首先牢牢掌控了公检法机构。公检法成为薄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帮凶。其次是牢牢掌控了宣传机构，宣传为政治服务演变为领导人服务，很难听到不同声音。而且央媒也在为重庆唱赞歌，在正式媒体和舆论上也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再加上一帮帮闲学者的鼓吹，更确立了重庆和薄熙来的意识形态正统性，很少有人敢于质疑。所以，不仅公检法系统被严密掌握，而且几乎重庆全部党政机器都在为他服务。

由于现行体制是党委领导，下属机构缺乏独立性，在地方只存在极小限度分权制衡，从而为薄熙来任意滥权提供了制度保证，事实说明这种缺乏分权制衡的地方体制对国家政治秩序来说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很容易被领导人个人意志绑架而陷入秩序危机。

因此，中央有必要从重庆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训，重新理解和确立中央地方关系，若要从制度是保证地方对中央的忠诚，保证地方不会坐大，那么就需要检讨中央通过组织人事任命来控制地方的方式是否存在不足和隐患，是否是最有效的机制。如果在地方实行分权制衡，那么就需要思考如何进行制度设计。

以目前的体制来看，如果不对现有做大的体制变革的话，地方与中央关系依旧延续组织人事任命的管理方式，那么将很难避免今后还会出现薄熙来这样的地方要员。自古这就是一个难题，如今更需要智慧。这方面也许美国的联邦制不完全适合中国，那么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经验还是可以的借鉴参考的。

（作者：深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