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鼎发：耿鼎发家族冤案传奇
——从一部家族传记解读胡耀邦同志依法治国、申张正义的光辉思想
谨以此书敬献给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总指挥、一代伟人胡耀邦同志和为本案平反呕心沥血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刘大年同志和所有公正执法、申张正义的国家干部！
这是一本由 5个80岁左右的老人，早在十几年前就用血泪写成的家族传记。史料中的几十位当事人（包括2位作者）都已先后离世,他们直到临终前都念念期盼全书原稿面世，借此赞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赞颂依法治国、赞颂诚信正义和知恩报国。本传记如实记述了耀邦同志拨乱反正、平反冤案、依法治国的光辉思想和丰功伟绩；记述了一个个坐牢监管15年的主人公们如何为报效国家而屡立新功的拼搏经历。这是一个由传奇的故事和传奇的人们所组成的真实的传奇案件，讲述的全都是真人真事，基本事实已收录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江苏省地方志·审判志》和《辉煌的里程》、《哈军工传》、《张震寰纪念文集》等史书，本传记以翔实史料细节介绍了这个传奇案件和传奇的故事。
传奇的案件
30年审案：1950年第1份判决、1980年最后一份判决；
56年争议反思：1946年土改前后起争议、2002年底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院50周年纪念文集《辉煌的里程》中列为重要篇章作总结；
三级法院反复判决、批答文件26份：第一批8份肯定、第二批9份否定、第三批9份再肯定；
高级法院相互否定的终审判决5份：正确1份、错误1份、再正确3份；
传奇的故事
母亲为做善事引发的小小民事纠纷何以酿成被最高层关注的惊天刑事大案？
依法执行高院终审判决何以会变成“解放十几年来全国最大的阶级复辟倒算案”？
作为毛泽东誉为“第二个黄埔军校”的哈军工派员调查，不走监督复审法律程序，何以能一举撤销了省、地、县各级法院的一致判决和终审判决？
“四清”时，总政副主任和总部首长为何奉命坐镇哈军工“放炸药”、抓“大鲨鱼”，点名要将耿鼎发材料公布？几天后，耿在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军籍。
主要靠自种几亩田谋生的寡母和学徒做工的孤儿何以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恶霸地主”、“省、地、县都有其代理人”？
哈军工全优学员、多次立功受奖的优秀教师何以会“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院长陈赓大将等前辈领导下取得辉煌业绩的哈军工，1964年何以成为全军院校会议批判的典型？为何受到高层严厉批评：“不抓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
申诉15年，庭审数百次，无数次上访，联合复查办案许多次，何以次次驳回，步步升级？当事人依法申诉，何以会被定为犯了死罪的反革命，并株连母、兄等十几人坐牢？
在胡耀邦同志“不怕下油锅”、推出“两个不管”的伟大方略指引下, 刘大年等青天大法官如何不顾个人安危风险、冲破禁区，最终推倒了最高层钦定的“铁案”，使耿氏家族死而复生？
在当时“两个凡是”的严峻形势下，上海园林局和黑龙江地质局的领导和群众，如何自觉地接受以耀邦为代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光辉思想，敢冒风险，竟将监督劳动中的耿刘氏子女评为先进，并提前恢复其干部职务？
国防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将军、委员兼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慈云桂院士等老一辈领导和专家，如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坚决落实耀邦所倡导的干部政策，使几代“反革命狗崽子们”重见天日、再使才华、屡创奇迹？
由于种种原因，《江苏省地方志·审判志》、《哈军工传》等史书不可能记载故事的详尽事实情节，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事实和情节也不便细述真切。改革开放后，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经《民主与法制》法律顾问、著名大律师、音乐家曹星推荐，该杂志在1989年第五期率先披露了本书的内容简介。23年来，广西人民、北京华文、广西师大等出版社曾先后申报选题，安排出书。因为本案“涉及刑事、民事比较复杂，又影响到省、市、县几级司法机关和军事法院及部队的关系”，加之，案件跨越了“反右”、“四清”、“文革”等几个敏感时期，因此，如何报导和总结这一历史事件，主管部门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
一、做善事，埋祸根——第一批八份正确判决
多么熟悉的面容啊！亲爱的读者，请您想想看，这张照片上的老人，模样有点像谁呢？许多朋友说很像我国已故的某位领导人，也有的说像我国某位著名的女学者、女教授。其实，都不是的，她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村妇女，是本书的主人公耿刘氏。为什么她要冒着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气，在雪地里艰难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呢？为什么她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挣扎远行？她心急如焚地要奔往哪里？莫非她的亲人在哪里暴病了，落难了，她要急切地赶去救助他？是的，是有人落难了，是要赶到30里外的县城去救助他，但却不是他的亲人，相反地，是一位曾经使她寒心、受辱，不得不长期对簿公堂的冤家对头。
就在昨天上午，在苏中一个美丽繁华的小镇上，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向忠厚老实的汪家老头被县公安局抓走了，关进了大牢。蹲大牢，自古以来，特别是在封闭、恬静的农村，可算是天塌般的灾祸，子子孙孙都会为此背上黑锅，这是会殃及九族的奇耻大辱。然而，令人惊异的是，除了汪、耿两家及其相关的亲友感到紧张、慌乱和难过以外，镇上的人们不但未寄予同情，相反地，多数人却拍手称快，赞颂人民政府公正清廉、法纪严明，认为这是他自作自受、恶有恶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忠厚老实的老头被抓进监狱，怎么会是恶有恶报呢？事情还得从七年多前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三光”说起。
1944年夏，新四军猛烈地攻打该小镇的日伪据点，日本鬼子竟残暴地倒处焚烧镇上百姓的房屋，妄图以烧光、杀光、抢光作垂死挣扎，并达到疯狂报复的目的。耿刘氏孤儿寡母不顾性命的危险，从战火中抢救下自家被烧剩的三间街面瓦房，修整完好以后，准备留给在上海学徒的儿子回家做生意。此时，适逢亡夫的堂妹说情，请大嫂将房子先租给她家饭店的厨师汪盛康暂住。耿刘氏从小就是受苦人，心地善良，最富有同情心。而且，谁都知道汪盛康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忠厚人，于是，她就一口承诺了下来。双方有文字借据约定：不收汪家房钱，但儿子学徒满师回家，汪家要及时搬出，随要随还。没有想到，汪老头虽老实忠厚，但比其年轻十多岁的、人称“白牡丹”的妻子，却特别精明强悍，娇艳逼人。解放前，她自己后来开了饭店，经常请客吃喝，有人支持，因而一直拖着不搬。解放后，她仍然我行我素，编造霸占理由。区、乡政府多次耐心调解不听，县法院1950年作出律字108号判决，责令归还。汪不服上诉，苏北人民法院1951年作出民再字甲字第211号判决，驳回汪家上诉。汪妻却一再肆意藐视法律尊严。因而，苏北人民法院不得不强制执行，将汪老头拘押到县城。直到此时，“白牡丹”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恳请耿刘氏宽宏大量、火速进城，先将人保释出狱，并立即写了承认书，承认年底一定搬让。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农民，一般都有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朴素天性。对于翻脸无情、恩将仇报的人是最鄙视、最痛恨的。乡亲们都劝耿刘氏千万不能心软，务必先执行判决，再放人不迟。但秉性善良的耿刘氏，却认为天大的事都不如救人要紧。她二话没说，天不亮就冒雪远行。
亲爱的读者：俗话说，善有善报，但耿刘氏的善心善举，竟成了她全家人几十年被沦为地主、反革命，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受尽冤狱之苦的祸根。汪盛康被她亲自保释、接出看守所不久，地方上的个别干部和刀笔讼棍早就替汪的妻子写好了再上告的状子，编造了“汪系耿刘氏的多年佣工”等理由，要求续住。苏北人民法院院长江剑农亲自另组审判庭，重新审理，于1952年7月作出1952民再字第23号判决。该判决不仅完全接收了汪家延期搬迁的要求，而且，还写进了汪家所捏造的事实和理由。
自从苏北人民法院作出民再字23号判决后，母亲总以为汪家会非常感激政府的宽容，遵守这份完全满足汪家自己要求的判决，从此不会再蛮横霸占了。但谁都不会想到，在判后不久，他们又进一步捏造事实，向刚刚成立不久的江苏省人民法院申诉。省法院随即作出了二民再（53）字第5号批答。该批答坚持了苏北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驳回了汪家的再上诉。中院和高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秉公执法，没有听信汪家及其支持者的诬告，这就大大触怒了汪家背后握有地方霸权的个别干部。他们决定支持汪家广集“证人、证据”，索性控告“耿家是恶霸地主、逃亡地主，企图复辟倒算，夺回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于1953年下半年上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于1954年7月，向江苏省人民法院下达了发回重新审理的通知文件。省人民法院鉴于案件的性质有了变化，原来只是一般的民事纠纷，如今已上升为阶级复辟性质的政治案件，且案情已相当复杂。于是，专门派员到曲霞镇实地调查，并另组审判庭，对此案重新进行了审理,作出（54）二民再字第七号判决。该判决正确地指出：“经苏北人民法院及江苏省人民法院先后调查审理，耿刘氏的阶级成份未经评定，争执的房屋地产也未没收分配，归汪盛康所有是没有根据的，……汪盛康迄今未遵判决执行是不应该的。”这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所作的5份终审判决书中的第1份，经过30年的反反复复，历史最终证明它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当地个别干部的扣押、阻挠，过了六、七年之后，直到1962年，才执行了江苏省人民法院的这第一份终审判决书。
二、晴天霹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第二批九份错误判决
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年代，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下，凭借个人的意志和权力，竟一举推翻了1950～1962年各级法院判决和高级法院第一份终审判决，引发了地方各级法院、军事法院、公检法军管会第二组九份错误的判决、批答和终审判决，使耿刘氏母子五个家庭十几年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耿鼎发被诬陷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阶级异己份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哈军工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南京五台山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除大儿子早已死在青海的右派劳改地以外，耿刘氏和她的其余四个儿女全受冤案株连，被监禁、监管达15年之久；无数干群被关被斗，12位坚持事实和正义的无辜乡亲坐牢入狱。
早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4年7月上旬，总政治部副主任率领调查组来到哈军工，断然认定哈军工阶级斗争反映十分严重。副主任向哈军工领导指出：“你们这里有‘大鲨鱼’！”要大张旗鼓地“放炸药”、“揭阶级斗争盖子。” 7月中旬，哈军工放了暑假，毛远新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休养。毛泽东对毛远新寄予很大希望，他总是按革命“接班人”的5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的侄儿。他再一次教育毛远新说：“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阶级斗争倒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过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都不知道。”王桂亭《综合调查报告》所揭发的材料给毛泽东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几天后的
全场激愤，哈军工召开万人公判大会
总部首长到达哈军工后的第7天，也就是
当王桂亭在主席台上亮相时，当王桂亭宣布撤销江苏省各级法院的判决和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时，万人大会全场沸腾，人人激动得欢跳起来，双手挥动着、高举着，经久不息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王桂亭说：这个案件是我国解放十几年来最大的阶级复辟案，耿家是江苏省最大的恶霸地主，耿鼎发是哈军工的崔治国，江苏的省、地、县都有耿家的代理人。在王桂亭的报告中，鼎发听到母亲受到了更恶毒、更骇人的诽谤和中伤，她竟被描绘成江苏最大的恶魔，她被报告人口口声声骂为“母老虎”，说她用“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用金钱美女等手段，把江苏省、地、县的法院干部都拉下水了，因而，造成了解放十几年来我国最大的阶级复辟案。请读者们想想，他们居然如此无耻地凭空捏造，残酷地伤害一个忠厚、善良、被人欺辱了一辈子的孤寡老人，真是天理难容！
现在，《辉煌的里程》已将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请问王桂亭之流，你们今天如何自圆其说？是怎么打进去的？是怎么拉出来的？关系到一个省、一个高级法院诚信和声誉的大事，你们居然敢信口雌黄！你们应该向善良的读者，包括你们自己的儿孙有一个交代：当初，你们将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老妇描绘成国家最凶恶的敌人，究竟居心何在？仅仅是为了捞功升官吗？你们那样地羞辱我们母亲——起码的人性到哪里去了？今天，如果我们不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将来一有风吹草动，王桂亭之流仍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兴风作浪、扰乱社会、陷害忠良的。现在，各个角落，程度不同的王桂亭之流并未绝迹，他们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潜在反动力，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王桂亭的“英雄”事迹报告和军事法院的判决书中，都一再强调：耿刘氏唆使耿鼎发反攻倒算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王桂亭为了蛊惑群众，令人信服，不惜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恶心情节。实际上，王桂亭不属于工作错误，而是为了贪天之功，伪造证据，属政治品质问题，犯有诬陷罪。如果不是他提前病死，法院当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王桂亭讲的罪行如此严重，难怪台下的群众，一阵又一阵地振臂高呼：“枪毙耿刘氏”。“枪毙女黄世仁”。每当听到这种呼叫时，鼎发都本能地抬起头来，他倒要睁眼看看这些人长一付怎样的嘴脸。他对自己在公判大会上的处境，并不害怕，虽然满腹委屈，但并不感到十二分耻辱、十二分痛苦。他当时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做戏的感觉，似乎一切都不是真的，似乎将来总会弄清楚的。但是一听到侮辱我们母亲，一听到那些荒唐的论调和无耻的谎言，他都会撕心裂肺般地悲恸愤怒。鼎发为善良慈爱的老人哭泣，为忠厚仁义的母亲号啕。公判大会主持人以为他害怕了，悔罪了，还说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初？还谈什么当初？当初是经过三级法院，五次判决！法大如天，岂能儿戏？即使法院判错了，那也只能进行行政诉讼，追究司法责任，怎么能堂而皇之地把责任推在一个一字不识、受尽苦难的孤寡老人身上？而且为了贪功请赏，居然编造如此离奇的案情，将一个农村老妇描绘成比美蒋特务还要神通广大的阴险的敌人，真是荒唐至极，天理难容！真是空前绝后，千古奇闻！
这是原哈军工军人俱乐部、室内体育馆和大礼堂的一角，哈军工万人公判大会主会场就设在这里，当年万名官兵、职工、家属，以多路纵队跑步向这里集结的情景犹在眼前，26年后耿鼎发旧地重访，感慨万千（1990）。
当鼎发抬头扫视台下发狂的人群时，他看到了自己的亲密同事和同学，看到他们也举着双臂，蹦跳着，呼喊着，要求枪毙“女黄世仁”。他的心被撕碎了，他为母亲悲哀，也为那些愚昧无知的同事和同学悲哀，更为他一生忠心耿耿深爱的祖国悲哀。难道伟大的中华民族就纵容这样无法无天吗？难道我们执政的党、执政的政府就容忍这样不负责任、文过饰非、乱判乱断、倒打一耙吗？任何国家，任何朝代，扶持保护弱者都被认为是见义勇为的善举，而如此大张旗鼓地去践踏、伤害一个在苦难中走过一生的老人，起码的人性何在？起码的道德何在？起码的理智何在？我们不要把一切都推给林彪、四人帮！我们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左倾路线！任何时候，做人和待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准则。珍爱生命、尊重人格、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国家领导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执政党能力的建设，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都必须以人为本。不以人为本的政府迟早是一个要垮台的政府，不以人为本的个人终究是一个品行不端、不可信赖的小人。平反后，对肆意侮辱伤害过我们母亲的人，不管他们后来如何道歉认错，我们在内心总感觉他们是一些墙头的浮草，是一些缺乏理智、不可深信、不可交往的庸人。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我们的被关押、被处理、被唾骂，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只有痛恨，没有一丝同情。鼎发的一位亲如骨肉的同学，虽感到十分震惊和突然，但也只是感叹自己太幼稚、太麻木、嗅觉太不灵了，怎么与耿日夜相处，无话不谈，竟被蒙骗了十几年呢？耿伪装得太深了！
押解前夕，鼎发恳求最后再见儿子一面
公判大会以后，鼎发恳求回家一次。他的结发妻子——杨秀兰是一位贤妻良母，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毕竟做了两年的夫妻，而且已经有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在军事法院宣判完之后，在将鼎发押解劳改之前，他恳求准许回家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总算获得了恩准。当他接近原先的小家时，妻子在一帮同学、邻里的陪同下，在门口等着。这些很亲近的人们昔日温柔爱慕的目光不见了，眼中一个个射出责备和鄙视的寒光，至今仍时时戳痛着他的心。但是，鼎发并不怨恨她们，他只把所有的账记在王桂亭之流的诬陷者身上。当时，除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外，在哈军工不可能有一个人怀疑此案的真假。鼎发读懂了她们的眼神，她们是责备自己做了江苏最大的女恶霸地主的孝子；她们是鄙视自己不该将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滔天罪行长期瞒着她们。在妻子身旁，前后左右，还像保镖一样站了一些不相识的军人和便衣。便衣也许是保卫人员，也许是秀兰的同事——黑龙江中医学院的青年医生们。在他（她）们的眼中，好像鼎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好像他会吃掉她们所保护的对象。在他们眼里，鼎发不但是一个政治上的敌对分子，而且也是一个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大骗子、伪君子。似乎他欺骗、玩弄的不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子，而且也是她们大家。鼎发多么想大喊冤枉啊！但是，他无法喊、无权喊，谁又肯听他喊？即使他全身长满了嘴，也无法喊出自己的冤屈。掌权的人们啊！请你们在规划政治体制改革时，认真地反思这个现象：为什么常常能够在一夜之间把人捧上天堂，又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打入地狱？为什么长官或权威的意志、舆论的导向可以在顷刻之间毁掉一个人，甚至于杀掉一个人？其实，鼎发后来要判死刑也好，彻底平反也罢；罪犯也好，功臣也罢；本人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啊！
鼎发恳求回家来的目的，主要想再看一眼儿子，而押解的士兵一直又在催他上路，他实在顾不得太多了，恨他也好，鄙视他也罢，他只要求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于是他鼓起全身的勇气，向其爱人说了这个意思。没等秀兰开口，她旁边的人就把鼎发怔住了：“你还有脸见孩子？你不想想这对他会有什么影响？”是啊！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孩子，在万人公判大会上，他遭到人人唾骂，个个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切污泥浊水都倾倒在他的脸上，连子弟小学的学生都停课参加了公判，他们都知道耿鼎发是一个最坏最坏的大坏蛋。如果儿子不是一岁，而是三岁，他是决不肯会见一个大坏蛋父亲的。那么，现在又何必强作儿子将来不愿做的事情呢？他只好强忍着即将奔泻而下的泪水，扭头快步走在押解士兵的前面。
我不能死，我不能就这样一死了之
本着对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的教导，王桂亭等人在炸开哈军工阶级斗争盖子、抓出‘大鲨鱼’耿鼎发、揭出搞复辟倒算典型的基础上，又乘胜追击，扩大战果，通过各种渠道迫害惩处了耿刘氏的所有子女及无辜亲友。
鼎发被开除党籍、军籍，押解返回老家监督劳动不久，即1965年春天，园林局在上海和平公园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3条干部学习班。局党委书记黄维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按中央文件精神，结合自己的体会，要求每位同志放下包袱，自己解放自己。报告讲得实事求是、通情达理。但会后讨论时，园林局办公室主任却乱扣帽子，他突然气势汹汹地指着韵霞，要她交代参与复辟的罪行，要她交代反动家庭如何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韵霞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心想：你既然点到我了，我就不得不把话说说明白。她一口气问了他几个凭什么：我家与蒋介石非亲非故，凭什么要配合他？国民党封我家门、抄我们家，我大舅被他们害死，小舅差一点被他们枪毙，我们凭什要配合他？我两个兄弟解放前学徒做工，跟牛马一样，小弟是靠人民助学金上的学，我们兄妹4个全靠共产党培养，才当上了国家干部，我们凭什么要配合他？办公室主任被她问得哑口无言，却触怒了他们的一位副书记。看来办公室主任完全是这位副书记授意的。韵霞已经意识到：他们是有备而来，一场冲突是躲不过去了。40多年后，韵霞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副书记暴跳如雷，他厉声吼道：现在是要你交待问题，不是让你狡辩。你先交待：你们如何用金钱、美女腐蚀拉拢干部下水的？我说：这是无中生有，天大的冤枉。房子明明是法院判给我家的？而且，不是一级法院，是三级法院5次判决，3次批答，都是拉拢的吗？拉拢谁了？能交待出人来吗？不错，我母亲的娘家亲属不少早就加入了共产党、新四军，但他们多在外地，与房子案件毫不相干，这也算拉拢吗？我们这样的亲属关系能盼望蒋介石吗？那位副书记把手一挥，很不耐烦地打断说：不要扯远！还是先交待美人计的事！我仍然被他说得莫名其妙。我说：我是有一个姨姐嫁给了一位南下的老干部，那是他们在一起干革命工作时发生的自由恋爱，而且，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好上了。我姨姐原先是包办婚姻，是从小订的亲，也是老亲关系，对方家庭是富农，我姨姐参加抗日妇女工作后，就正式解除了婚约，然后才谈上恋爱的。不料，这位副书记竟突然光起火来，非常粗暴地指责吼叫起来：不要扯别人，交待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事！”
“我听了以后，当时气得混身颤抖，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书记、一个对人对事稍有责任感的人说出来的话！他们不知想过没有，他们这样随便说出的一句话比子弹、比尖刀还要狠毒，不但会杀死一个人，而且，很可能就毁了一个家，会害死相关的老老小小。但是，我还是竭力镇住自己，我从小就了解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容许这样凭空捏造的，真总是真，假总是假。我沉下气来回答说：这完全是造谣诬陷，绝对没有这种事。可这位领导马上以恐吓威逼的口气说：对方都已经交待承认了，有材料在这里。我想：我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你说承认就承认了吗？我满腔的悲愤实在压不住了。你既然不顾我的死活，我也不管你什么书记不书记了。我跳到他面前，抬高了嗓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对方承认了也完全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我不是3岁小孩，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双方的事？他一个人承认干就干得了了吗？好罢，今天我出路费，我们一起去当面对质，真金不怕火烧，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最后，这位领导还是要我端正态度，好好想想。我完全没有的事，叫我想什么呢？”
“他们走出以后，我完全瘫软在地，我哭得伤心极了。我根本没有勇气走出这道门坎，没有勇气走出和平公园大门了。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名誉更宝贵的呢？他们竟这样公开地糟蹋我、诬陷我、羞辱我，我怎么有脸再活下去呢？这样的事给我爱人知道了，我即使满身长嘴，又怎么能说清楚呢？这样的事给我孩子知道了，他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母亲呢？我想，我再也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了。作为一个女人，遭受这样的毁誉，即使能够对证，又能怎样呢？你能堵塞人家的风言风雨吗？人言可畏啊！往往一点影子没有的人还被闲言碎语害得活不下去，何况，我的事是从这些大人物嘴里说出来的呢！我挣扎着爬起来，跌跌爬爬地迈到和平公园的河边。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不得不在此了结一生。我哭啊！哭啊！我想到被打成逃亡地主的七十寡母哭，想到正在监管改造的小弟哭，想到被开除流放在荒山上做苦工的三弟哭。他们要是知道我这样去了，会怎样过呢？他们今后没有我的接济，日子会更难过了。”
“ 特别是，想到我3个6岁到8岁的孩子，我更是悲痛欲绝。他们从此就没有妈妈了，他们今后怎么过呢？还有我那平时不管家务事的老爱人，他已经为我的家庭背了很大的黑锅，叫他一个人怎么带3个孩子呢？我想到我爱人也是苦命人，我不在家，他和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了。我一边想，一边哭。”
几次想一死了之，但终究放不下女儿闵娟（左）、儿子闵伟、鼎富的大女儿沪美这3个小孩（1961）。
“天已经黑下来了，公园里已亮起了路灯。广播喇叭已响过好几遍了，马上就要关大门了，我突然惊醒过来，我不能关在大门里面，我更不能死，3个孩子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于是，我又急忙找回了不知扔在那儿的自行车，鼓起全身的勇气，向家里骑去。我一边骑，一边想，我的确不能就这样死去。如果我这样死了，那么，假的就永远变真的了。我将会再被扣上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孩子们将有一个比反革命还要臭、还要坏的母亲。他们这样小的年纪就要在耻辱中苦挨一辈子。这对他们太残酷、太不公平了。何况我的死将成为母亲和兄弟们罪行的旁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我一定要挺得住，挺过这一关，也许能弄清楚呢！从和平公园骑车两个多小时，骑到家的时候，我人真的已经瘫了。我一坐下来就泣不成声，久久说不出话来。爱人问我什么事情，我实在难以启齿。后来想想还是给爱人说了，如果他也相信这种混话，随时随地可了结自己，到时候我也顾不上孩子了。于是，我一五一十地把金钱美女的事给他讲了。爱人听了非常气愤。他说，讲其它事情，我可能了解不很清楚，但对一个完整的处女身，我是最清楚的。他第二天就找了园林管理局的领导，要求组织澄清事实真相。后来，领导上推说是根据转过来的控告材料，并无其它根据。以后就不了了之，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现在，事实已大白于天下。我倒要请善良的人们，包括那些做了不少错事、坑害了不少无辜、但多少还保存一点良知的头头们想想：当初，我要不是为了3个才几岁的可怜小孩，我是会百分之百地跳进河里的。我们有多少善良柔弱的百姓就是这样被逼死的呀！我听弟弟讲，当初在哈军工的万人大会上，他们口口声声就是这样宣的呀！我弟弟说：当时比万刀剐他的心还要残忍啊！现在，党和人民终于还给我们一个清白了，平反我家冤案的过程终于载入《辉煌的里程》史册了，读者朋友们也都看到这纯粹是人间的败类所导演的一场丑剧了。但我们一家却是在凄惨、悲愤、屈辱中煎熬了几十年啊！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痛历史决不能重演了，这正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原因。”
砸耿家店，五台山十万人批斗耿鼎发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耿刘氏及其儿女们更是被打入地狱、推进油锅达十几年之久。
一天早晨，管教员喊叫鼎发的号码，叫他出来受审。他们将鼎发反铐以后，推进了一辆囚车。当到达目的地以后，四个公安人员，一边两个，提着他反铐着的胳膊，压着他的脑袋，像飞也似地奔跑起来，他的两条腿完全被腾空了。因事先毫不知情，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因此，在这突如其来的挟持飞奔中，鼎发几乎失去了知觉，或许误以为他们要对自己秘密下手了，因而，几乎吓昏了过去。等他们像拎条布袋一样，将他拎到“主席台”上时，他才逐渐缓过神来。虽然脑袋一直被压着，但他从胯下看到了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看到了这是一个特大的体育场，以后才知道是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不一会儿，他的身旁发生了骚动，许多女孩子在打骂、折磨他身旁的一个人。不知道是心灵感应，还是一种特殊信息的传递，反正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她们在折磨的人是自己的母亲。于是，他不顾四条大汉的压制，使出全身的力气，抬起头来，拼命呼喊：“冤枉啊！我母亲冤枉啊！”谁知，丧心病狂的女造反派们更加疯狂地撕扯母亲的头发，用皮带抽打年近70的老人。四条大汉也劈头盖脸地对鼎发拳脚相加。
批斗大会开始以后，鼎发从一个个的批判发言中，才了解到：今天他和母亲之所以被批斗是因为发生了为耿家申冤翻案的、所谓震惊全国的“二.二四事件”。有的女造反派在控诉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说她们如何受到了围攻和迫害。她们坚决要求枪毙“二.二四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耿鼎发；强烈要求刀杀罪魁祸首、老恶霸地主耿刘氏；强烈要求通缉追捕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耿鼎富。从会场发言揭发知道：今天在五台山有10万人参加了批斗大会；中央门、鼓楼广场等设了分会场，总人数达30万人。从揭发发言还知道：“二.二四事件”的后台是隐藏在江苏省和中央党、政、军内的走资派，是走资派一手操纵的反军、乱军的反革命逆流。江苏省、地、县都有耿家代理人，江苏有一个“耿家店”。因而，今天的批斗大会，江苏的走资派也被押到现场来陪斗了。
在批斗大会上，泰兴曲霞“贫下中农的代表”作了揭发发言。他在会上控诉了耿姓恶霸地主阶级复辟、反攻倒算的罪行；控诉了“二.二四事件”的反革命罪行。有趣的是，他不仅是被汪家收买的专做伪证的二流子，而且从小就是做贼出了名的“
不要管我，发儿啊：你要好好活下去！
鼎发和母亲以及陪斗的江苏省走资派，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被游街示众以后，押回“娃娃桥”牢房。在即将进监狱第二道铁门的拐弯处，鼎发才正面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母亲。半年来，他因上访流落外乡，但无时无刻不心挂着母亲。刚才在批斗大会上，只听到女“八二七”造反派们殴打、折磨母亲的声响。尽管他拼命地抬头呼喊，但打手们始终揿住他的头脸，不许他转头看母亲一眼。他的头被压抵在地面上，只能设法从胯下看到母亲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的身影。现在，鼎发总算看清了母亲的脸庞，他吓得顿感天旋地转，母亲怎么被折磨成这样了？脸瘦黄得完全变了形。母亲从来不是这样的，即使在大病以后，她也一点不像现在的模样啊！她已完全被折磨成皮包骨头了。
坐牢十多年平反以后，我们才知道当年她们是怎样往死里毒打母亲的。我们在这里不想弄脏自己的笔墨，也不想给孩子们纯净的心灵留下创伤。这样歹毒的刑罚，在描述法西斯集中营的书籍或电影中也从未见过。这些兽行与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强盗有何二致？当年亲手残害过老人的那些男男女女，现在也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我们相信你们在回顾往事时，会忏悔自己卑劣的过去。如果能有机会读此传记，你们将作何感想呢？解放前受尽苦难的善良老人竟被你们当成恶霸地主肆意摧残！莫说是天大的冤枉，即使真是地主，你们这样作为，起码的人性和人道又何在呢？当时一见到母亲因受自己的株连被害成这样，鼎发只远远地叫了一声“妈”，就泣不成声了。狱警连推带搡地将他赶进铁门，只听母亲在后面喊道：“发儿啊！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不要管我！”
过了几天，鼎发和母亲被囚车押解去泰兴。一路上，不准母子俩说话，害怕他们串供。但从囚车的铁窗可以看到沿路的大幅标语。从南京到扬州，又从扬州到泰兴，都写着“打倒耿鼎发，砸烂耿家店”、“把耿鼎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标语。当母子俩被拖进泰兴看守所时，所有号房小窗全被关死，所有犯人都在原位坐好，不准斜视，全监房如临大敌。鼎发被关进11号牢房，母亲被关进天井对面的3号女犯监房。过了几天以后，老犯人扣墙传话，都以为新押进的是一个能飞墙走壁的江洋大盗。
从南京转押到泰兴看守所不久，就将鼎发和母亲解押到曲霞镇去开“公审”大会。文革军管时期，一切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连名词叫法都乱套了。“公审”一般是指枪毙之前，对死刑犯的公判。所以，一听说“公审”，鼎发在心理上已作了准备。“怕”已经无济于事了，从被关押以来，每次批判或提审，“枪毙”、“杀头”的呼叫，已经听得很多了。 当前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设法在押解的路上，与母亲说几句最重要的话。无论是在南京娃娃桥，还是在南京押往泰兴的囚车上，都没有让他与母亲说上一句话。鼎发自从离家潜逃上访，已经半年多没有与母亲说话了。如果这次再不抓住机会，他怕万一公审执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在这次押解母子的两位班长都不凶狠。其中的一位张班长，据老犯人说，是位高中生，人称“好班长”。鼎发转押泰兴以后，张班长已把他叫到小囚窗口，教育过几次，问过他在哈军工的一些情况，对他的“犯罪”表示很惋惜。鼎发想张班长是有可能允许自己和母亲说几句话的，但不可能允许多说。
一路上，他一直紧张地在思量，究竟先说哪几句，防备后面不让说了。他要告诉母亲：自己见到了周总理，只要时间能拖一拖，或许我们还会有救；他要告诉母亲：自己与姐姐、盛哥都在马路上会过一面，他们虽不能当干部了，但还能拿勤杂工人的工资；他要告诉母亲：秀兰留他住了20多天，她和火儿对自己都很亲近；他还要告诉母亲：关在10号监房的杨老爷杨明成，为我家吃的这冤苦，叫子孙们不能忘了。万一张班长不发狠阻止，他还要对母亲说，自己一生中最对不起的是母亲，他原想在部队努力工作，作出成绩，让一辈子受苦的母亲能跟儿子想几天清福。没有想到：人怕出名猪怕壮，儿子所做的一切反而害了母亲、害了全家。如果当初自己甘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或农民，儿子反而能尽一点孝心。
就在他正准备报告班长，有几句话要告诉母亲的时候，汪家一伙所鼓动的造反派已在半路上将母子拦截了。他们顾忌在镇上反而不便下手，于是提前要求“游街示众”。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那里是要“游街示众”，分明是狠下毒手，发泄私愤。在鼎发潜逃之前，他们没有来得及弄死他，这一次，真是想要置他和母亲于死地了。他们将鼎发和母亲的头脸揿按在碎石地面上，又踢又打，头发一把把地被撕揪下来。张班长一直在喊叫阻止，但暴徒们那里肯听。就这样，边踢、边打、边拖，一直折磨过了3里长的大街。母亲一生是从灾难挫折中挺过来的，她的坚强性格、意志和体力，组合了她那顽强的生命力。一个年近70的老人，居然没有屈死于暴徒如此残忍之手，而坚持活了下来。当母子俩被拉上临时搭建的公审会大台的时候，看到母亲被折磨成这样，衣服被扯破了，小脚鞋子都拖掉了，满脸满手都是鲜血，鼎发悲愤到了极点，宁愿以死抗争。但母亲用威严的眼神阻止了他，母亲的眼神告诫他，为了她，就应该设法活下去。后来，在关押的13年中，每当鼎发身陷绝境难以求生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母亲的告诫眼神。
所谓“公审”大会，并没有公检法的人宣布什么，仍然是安排一批人上台揭发批判，完全是血口喷人，一派胡言。由于事前已拘捕了20多个坚持说真话的乡亲，并在学校里关满了不肯做伪证的大批群众，因而，整个会场以致整个曲霞镇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当鼎发被打拖着经过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拼命挣扎着想看一看自己的家人，期望能看到他的富哥（后来才知道他正逃亡在外，被全国通缉）、他的二嫂和侄儿侄女们（后来知道她们正被关押在学校里）。现在，在公审会场上，他仍在设法扫视整个露天会场，他竟没有看到一个亲近的人。除许多生面孔外，他能看到的是那些一直策划或参与诬告的人们。
许多人的“揭发批判”，鼎发早就忘记了，有些他根本就没有去听。但有一个人的批判，他至死都会记忆犹新。她是鼎发的堂房表妹，她的外祖父和我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她比鼎发小3岁，他们从小像亲兄妹一样。解放初期，农村仍有近亲通婚的习俗，大人们总有意成全他们的婚姻。后来，由于他们都读了大学，都懂得了近亲通婚的害处。1964年，我们被处分回来的时候，表妹是最慷慨激愤的一个。她对我们的家史、家庭成份以及房屋纠纷也是最清楚的一个。因为这3间房屋正是由她母亲（我们的堂姑母）说情，才无偿地借给汪家住的。抗战以前，汪盛康曾在我堂姑母家的饭店做过厨师。为此，表妹曾不怕株连，伸张正义，坚持如实反映过实情。
鼎发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又一个上台批判的，竟是他从小深爱过的表妹，而且，她竟又是最慷慨激愤的一个。如果说，她是屈服于当时的高压和淫威，害怕像其它20多人那样被抓去坐牢，害怕丟了自己和丈夫的饭碗，不得不上台划清界限，鼎发是能想通的，是完全可以谅解的。遗憾的是，她根本不是这样。她居然凭空捏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情节”，以极其恶毒的言辞和极其陷媚的语调，残忍地污蔑和伤害她的舅妈和舅父。她时不时地就振臂高呼口号：我们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枪毙耿鼎发”、“刀杀耿刘氏”、“活捉耿鼎富”。她的批判发言确实使无数本来能主持正义、反映实情的群众都“反戈一击”，因为她毕竟是“了解”耿家内情的外甥女啊！
平反后，1986年鼎发从长沙国防科大调往北京工作，她母亲（我们亲爱的姑母）托他带些家乡特产给女儿，目的也是想弥合他们表兄妹之间的感情裂痕。儿时的情谊毕竟仍潜存心底，他期待着、尝试着找到了她北京的住处。然而，当他放下家乡特产，面对这位表妹的时候，他看到的却仍然是“公审”会上那副面貌，他满耳满脑响起的竟是“枪毙”、“刀杀”的口号声。鼎发知道他的努力徒劳了；他知道，如果自己与这样的人过分亲近，将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母亲。从小疼爱大房孤儿们的姑母啊！我们深知您的苦心和无奈，但我们只能对不起您了。
“公审”大会以后，在押回泰兴看守所之前，张班长竟有意给了母子两人谈话的机会。鼎发不但把一路上想到的话都给母亲说了，而且，还着重谈了孙子耿火这两年的成长情况，告诉她秀兰还在等着自己，这是母亲最揪心的事了。临上路前，母亲扯下一撮头发交给鼎发，要他时刻记住：为了她，为洗刷我们母子的血海深冤，一定要拼命活下去。在押回牢房的路上，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居然还有一些不怕坐牢的乡亲，冒着危险给鼎发塞了两个烧饼。张班长很同情他的恳求，答应将烧饼转给母亲。但母亲怎么也不肯吃，她知道犯人的饥饿是最难忍受的，她恳求张班长一定要留给儿子。后来，张班长一直把烧饼捏在手中，直到母子俩进了号房，他才把烧饼送进3号女犯囚窗。可敬的张班长一定是位孝子，他能理解一个囚犯儿子对母亲仅能表示的微薄孝心。后来，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犯人也能分到几个小馒头，张班长总肯帮鼎发送两个给母亲。
面临处决，在惊恐中煎熬了1732个日日夜夜
在南京五台山批斗大会和泰兴家乡的公审大会上，所有控诉人都强烈要求立即枪毙作为首犯和主犯的我们母子三人和“二.二四事件”其它要犯。在关押后的预审中，主办此案的公安预审科长和法院审判员，一再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方法，刑讯逼供，要我们交代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们透示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形势和中央文革、军管会关于从速、从重处决一批“二.二四事件”反革命份子的通告；他们一再警告鼎发：只有彻底检举揭发母亲、哥哥如何为主策划、组织、指挥“二.二四事件”的罪行细节，他才有可能从首恶、首犯降为主犯，甚至从犯，从而争取判为“死缓”，才有可能免于一死。然而，通过几个月的“马拉松”逼供审讯，他们却一无所获，这确实使办案人员激愤到了极点。难怪预审科长好几次暴跳如雷，又拍桌子，又打耳光，咬牙切齿地吼道：“狗日的，我看你是死定了”。
其实，从五台山大会以后，鼎发从批斗大会的规模、规格和罗列的“罪行”，已自知没有生的希望。转押太兴看守所以后，从一切“待遇”、提审架势和前前后后新犯人带进的消息判断，自己和母亲都是必死无疑。鼎发唯一指望的是哥哥鼎富能有活着出狱的一天。鼎发毕竟在完全政治化的军队里耽了十几年，1962年以后，又负责党支部工作，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有所认识的。他深知给我们母子定下的“罪行”框架是何等份量，相应的量刑幅度也是有数的。他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对其精神的摧残是极其残忍的。他一分一秒地生活在极度的恐怖之中，惶惶不可终日。40年后，鼎发回忆说：
“人处险境而不知觉时，往往能靠精神力量化险为夷，走脱险恶的环境。我们亲眼看到不少关押人员，在死亡的长期威慑下，自己提前走向死亡。有的在绝望中忧伤死去；有的在恐吓下自残自毁。犯人自残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有撞墙角而死的，有咬破血管身亡的。我们在后来十多年的关押和劳改中，吃饭都是用的儿童塑料小匙，就是因为犯人曾经用筷子捅破过喉管。不论等待死刑判决的日子如何煎熬难忍，我都不会轻易去死。为了狱中的母亲、哥哥和被关押的父老乡亲，为了受我株连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几十口亲人，我不能轻易一死了之。我一旦死了，这个案子谁也说不清楚了，它将成为铁案、死案。我只有坚持活下去，说不定还可以盼到哪位‘青天’大人下狱查访，说不定还可以等到国家大赦之类的奇遇。何况，我自己被开除党籍而又恢复党籍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肃反、反右、反右倾等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安排了纠偏、复查、甄别之类的扫尾工作。所以，我必须在恐怖中承受煎熬，在绝望中期盼等待。不到刑场的枪声响起，我是决不忍心丢下为我受苦受难的亲人而去的。只要我活着一天，我都不会放弃求生的努力；只要我一口气尚存，我都不会中止免死的期盼。”
“说不怕死是假的，我是害怕死的，但我更害怕因我死而断送了母亲、哥哥等亲人求生的可能。在最初关押的近一年中，每当提审我的时候，我都惊骇得无以自制，都要向在对面号房的小窗缝隙中，目送我的母亲、哥哥投去最后的一瞥，都唯恐再也回不来了。每次看到犯人伙房烟囱提前冒烟，就知道今天要开公判大会了。因为只有开公判大会，怕犯人尿裤子，才提前烧一顿干饭，而文革时期365天，在押犯人3顿都喝的是可以照见人影的稀粥。每次要开公判大会前，我都不由自主地陷落到极度紧张恐怖的深渊，作出押赴刑场的心理准备。同监的犯人也每每议论，认定这次该轮到我了。由于本案在江苏地区，特别是在我们家乡一直被列为‘通天’的大案、要案，为了肃清‘流毒’，因而每每召开批斗大会，都要将我们母子押上台陪斗、陪判。而且，每次都要将我们排在批斗队列的最前面，做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处决架势。据平反后家人告知，有好多次公判，外面早就传言：这次公判要杀耿鼎发、耿刘氏了，害得家人和亲友频频张罗给我们收尸。”
犯人有“三怕”，按害怕的程度，可按怕饿、怕“坐”、怕铐来排序。我们母子3人等待死刑判决，就这样一“坐”竟是5年，不难想象是怎样煎熬过来的。古今中外，绝少有人真正像我们这样死“坐” 多年的，大多是如同电影里那样，几个人关在一个号房里，就像动物园里关的狮子、老虎一样，在里面还是“自由自在”的。我们唯一能调整的“坐”势是从左半屁股，移换到右半屁股。所以，判刑劳改时，我们每人的两半屁股都长了“袁大头”那样的老茧。
老犯人“坐牢”，冬天还有一怕，那就是怕来去匆匆的流窜犯强钻自己的被窝。这些流窜犯大都肮脏不堪，满身生虱，臭不可闻。不但没有被褥和换洗衣服，往往连毛巾用品都一无所有。他们久经“沙场”，资格很老，一进号子，挑起反革命老犯人的被窝就钻，拿起反革命老犯人的毛巾肥皂就用，毫无顾忌。他们深知：狱中犯人分为几类几等，反革命，尤其是关押多年未决的老反革命，是最低等的另类犯人，任其宰割、欺侮是决不敢吭气的。稍不顺从，这些自持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刑事犯，可以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更有甚者，会即刻跑到窗口，高呼：“报告班长，反革命份子某某正在号子里散布反动言论”，或者“正在搞反革命串联”。这类“揭发”，几乎百发百中，一告就准。同监犯人没有一个敢于“挺身而出”，澄清事实，因为谁也没有狗胆与反革命同流合污。
鼎发曾有几次“仗义执言，如实反映真情”，结果，手被铐成残废，皮肉烂到骨头。有一次，与鼎发同号房的犯人张金余，自持是贫下中农出身，从小又跟随公社书记当通讯员，自己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耍耍野性被关进来的，因而特别野蛮张狂。他关进来后，正是大冷的冬天，晚上都是钻进鼎发的被窝睡觉。但他每次分粥，都要多吃多占，而且，得寸进尺。反革命犯何天祥等人都忍气吞声，不敢吭气，但两个刑事犯却忍无可忍，向他提出了意见。张金余恼羞成怒，将一口浓痰吐进粥桶。在争执之中，张金余竟动手打人。鼎发实在气愤不过，一时竟忘却自己的“反革命犯”身份，挺身指责张金余的野蛮行为。不料，张金余竟放下被打的刑事犯人，立即跑到窗口，高喊：“报告班长，我要揭发反革命分子耿鼎发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不一会儿，看守所周所长即来开下号门，将张金余提出号房，令其写出揭发材料。一、两个钟头后，张金余刚回号房，周所长没有进行任何取证核查，就将11号房的其余8个犯人统统开出号房，成一字型跪在天井当中。鼎发和另两个“反革命犯”都是“洋鬼子背枪”，其余刑事犯一律反铐，责令每人坦白交代与耿犯的反革命串联活动。可悲的是，所有犯人竟都不敢说出吐痰、打人的真相，竟都是吞吞吐吐、或多或少地揭发耿犯平时的“不轨”行为，包括偷看母亲放风等经常被处罚过的违规行为。
今天听讲这类事情，似乎是“天方夜潭”，但我们在文革那些年的牢房中，多年过的就是这样无法无天、黑白颠倒的日子。“洋鬼子背枪”是一种极痛苦的手铐刑罚。鼎发刚背上十几分钟，所跪的石面上就汪积了一滩汗水，混身抽筋抽骨，钻心般地疼痛，整个骨架就像要散塌一样。另两个“洋鬼子背枪”的“反革命犯”早已呼天号地，讨饶救命，恳求容许坦白从宽。鼎发深知母亲、哥哥都正在目睹天井中的一切，他不忍心亲人看到自己的凄情惨状。他知道：自己的声声惨叫，将是一支支穿刺母亲心脏的利箭。他必须咬紧牙关，哪怕疼痛致死，也不能加重对母亲精神上的摧残。周所长和班长们见他不肯哭喊求饶，认定他顽固不化，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于是，轮换对他使劲紧铐。他们用手实在紧不动了，就改用木榔头一槌一槌地敲紧。人们往往误以为手铐只是一种象征法律惩处的道具，殊不知紧铐时其利齿卡入筋骨时的疼痛，远远胜过吊打、刀割、火烫等刑罚。鼎发真被一槌槌木榔头敲得生不如死，但是，直到他被铐晕过去，始终没有哭喊一声。据说，再顽固的犯人，只要“洋鬼子背枪”半个钟头，就会被软化下来，鼎发却背了3个多小时。周所长见他已经昏迷，才改为虎口反铐，随其它犯人一起拖进号房。这次交迭实施一个多月的虎口反铐和脉腕反铐，竟将他的尺神经铐断，脉腕皮肉铐烂到骨头，落下了终身残疾。一个多月的连续反铐，怎么喝粥？怎么解手？怎么睡觉？不是在同一号房关押的犯人，是很难想象的。
“没有坐过牢的人，不管他是多么资深艺高的作家或演员，他是无法真正体验到囚犯的生活；没有定过死罪的人，就无法想象等待死刑判决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我就是在时时面临处决的惊恐中，煎熬了这1732个日日夜夜。平反以后的20多年中，凡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朋友，无不惊叹我干工作的精神状态和坚韧的意志力。其实，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煎熬，我原本也是一个犹柔寡断、畏首畏尾的书呆子典型。”
这一由最高层个人意志钦定的铁案，未经正常的审判监督程序，就一举推翻了三级法院的八份前判和终判，却把几十条（间接的有上百条）无辜百姓的生命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达15年之久。耿鼎发母子三人作为死囚，在牢中煎熬了将近五年，林彪事件后才分别改判为无期、二十年等长刑期，押送劳改。耿鼎发早已出嫁的姐姐耿韵霞，两次被封门抄家，撤销上海西郊动物园主管会计职务，晒粪、扫马路监督劳动14年。耿鼎发的三哥耿鼎盛，由于黑龙江地质局上上下下力保，才免遭被捕入狱，但被撤销省局团委书记职务，流放原始森林监督劳动，当砍树工13年。耿鼎发母子在狱中一次次的依法申诉，一次次的被批判受刑。鼎发经常因不认罪、不招供被反铐起来，一铐就是半月、一月，吃饭、睡觉、解手都很困难，那种日子是很难过的。他的手腕、手臂都被铐烂过，严重时溃烂到骨头。他的腿脚都因长期刑讯跪打而溃烂成一个个深洞，用大便的手纸卷成纸棍插入深洞掏浓，有时插入两寸还深不见底呢！。至今，在他的手腕上、腿脚上都留下了终身残疾和累累伤疤。直到1975年九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给耿鼎发下达了最后一份驳回申诉的通知书，监狱领导不得不把耿鼎发拎出来批斗。全监各个车间（劳改中队）都办了大批判专栏，批判一直闹申诉翻案的耿鼎发。
三、拽出油锅——“两个不管”，第三批九份正义判决
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下，本案平反工作、特别是落实政策过程十分艰难曲折；胡耀邦以“不怕下油锅”的伟大气魄，推出“两个不管”后，鼎盛、韵霞单位敢冒风险，提前恢复他们的干部职务；以刘大年为首的复查办案法官排除万难推倒伪证，查明了事实真相；第三批九份正义的判决，包括三份终审判决，宣告耿刘氏母子无罪，他们分别从几个劳改场所平反出狱；国防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将军力排众议、仗义执言，坚决落实耀邦所倡导的“党的干部政策”，坚持把坐牢15年的蒙冤人收回国防科技队伍。
提前任用，耀邦的“拨乱反正”、“依法治国”方略已深得民心
就在江苏二监不得不奉命组织全监犯人，把配合“右倾翻案风”的耿鼎发拎出来批斗不久，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此时此刻，终身怀抱共产党人赤子之心的胡耀邦，“从自身的经历和人民群众在‘文革’中遭受的封建余毒肆虐之苦出发，对人们背负的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他对长期以来无视事实、胡批乱斗、“以人治国”、“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无法无天”的风气早已深恶痛绝。在这中华民族面临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从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凭借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百姓积累起来的真知灼见,以一个伟人特有的视野、智慧和勇气,率先抛出了“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依法治国方略。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实际上就开始了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千秋伟业。这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又一次“万里长征”，道路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当时全国各地，积案如山，冤狱遍地；“两个凡是”，杀气腾腾。无私无畏、大智大仁、至真至纯的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高擎“以人为本，以民为天”的大旗，坚决要“把党风搞正，把错案彻底纠正过来！” “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他呼吁各级干部要“靠法制办事，靠实事求是办事”，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仅短短的两年，就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就有大量冤假错案获得平反；就解救了千百万人脱离苦海、获得新生。“77、78年是政治大博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在这次大博斗中，耀邦同志是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总指挥；是中共党内自发成就的、由亿万人民拥戴出来的当然领袖。他使中共重新获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他使成亿长期受屈辱、被残害、被鱼肉的人们重新获得了尊严和活力；他使党内、党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民主、自由、团结、和谐奔四化的生动局面；他的功绩与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相比，是毫无愧色的。虽然也有少数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甚至还有人给他精神上和健康上造成过无法弥补的伤害，但“公道自在人心”，滚滚向前的历史和中华千秋万代的子孙是客观的、公正的。耀邦同志的爱女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爸爸，这十六年来，每当我看到回忆你的文章，总是由衷地感到欣慰；每当我回想起你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为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义无反顾、不计前嫌地为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平了反，就想对你说：爸爸，人们没有忘记你！”[9]怎么可能忘记呢？！我们全家，包括84岁的老姐姐，只要载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文章和书刊，我们都如饥似渴地争相传阅。德平和满妹的书，我们都读过很多遍了，而且，每次读书都会热泪盈眶。我们这些属于一亿之内的人不可能忘记；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忘记；光明磊落、富有良知的中共党员更不可能忘记。一位从国家领导岗位上离职休养的老同志说得多好啊！他说：“与此同时，他却赢得了人世间最稀有的珍宝——人心，赢得了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信赖。有人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共产党的形象代言人。耀邦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耀邦的人格魅力和“拨乱反正”、“依法治国”的思想在广大干群中已深得人心，于是，我们这些被关押劳改“罪人”的日子开始好过多了。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这根弦开始松动了。在冤案真相尚未复查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在监督劳动期间的良好表现，鼎盛和韵霞的单位领导就先后把他（她）们提做干部的职务了。早在1973年，由于工作需要，同时领导上也考虑到鼎盛这几年监督劳动的表现，已经分配他在野外分队担任管理员兼做供应员的工作，这些工作已经属于干部职务范围。因他过去学过财会专业，所以又主动把分队的会计工作兼任起来。这样，他一个人就身兼了三职，都较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鼎盛的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在当年年底全队进行总结评比时，他又一次被破格评为队的先进生产者。在当时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绷得很紧的情况下，领导上批准他为先进生产者，这是要冒政治风险的。1975年，上海西郊动物园需要加强对业务书刊和文科图书的管理。韵霞监督劳动已近九年了，其中，搞种植业、晒马粪等4年多，扫地5年。领导对其表现比较满意，同时也为了照顾她的严重病情，随将她调去负责图书室工作。一年半后，全国兴起“学大庆”运动。领导又找已经监督劳动十年半的韵霞谈话：“我园的仓库账务管理比较混乱，拖了学大庆的后腿，领导决定让你去接管仓库账务管理。” 仅仅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韵霞就把仓库的物资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些物品几乎可以闭着眼睛随时取到。其仓库管理的模式和水平，曾被树为园林系统样板。上海市园林局曾多次组织下属各基层单位参观交流。1978年底，上海市园林局党委组织部通知上海西郊动物园的领导找韵霞谈话，征求意见，准备调她去上海市园林学校，恢复原来的财务干部职务。在当时“两个凡是”的严峻形势下，上海园林局和黑龙江省地质局的类似作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好在全国上上、党内党外，已经有无数干群，自觉地接受并衷心拥护以耀邦为代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光辉思想。韵霞因离开财务工作岗位已经十二年，业务已经生疏，心里有些担忧，但十分感激组织的关怀和信任。尽管当时家庭冤案还没有平反，终于又让自己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两个不管”，江苏省法院坚决贯彻耀邦制定的冤案复查方针
最近，读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辉煌的历程》，方才知道：早在1979年2月初，江苏省政法委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就在专门会议上确定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复查处理冤假错案的方针。后来才知道，1978年9月底，耀邦同志不顾个人风险，居然敢提出“两个不管”来对抗“两个凡是”。
正是这个时候，这个案件交到了刘大年庭长手上处理。省法院和刘庭长对此案件十分重视。“考虑到案件比较复杂，既有民事，又有刑事，而且涉及到三级法院和军事法院，又影响到部队和地方的关系。于是，发函到相关单位，经多方交涉，从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扬州中级人民法院、泰兴县人民法院和泰兴县复查办公室各邀请了一位干部，进行联合复查处理。”二嫂正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县委二招，看到了由二招几个客房组成的临时办公室，这正是以刘大年庭长为组长组成的六单位联合复查组办公室。每个房间都有几位首长在翻阅一袋袋文件材料。据说，所有卷宗材料垒起来有一人多高。
后来，在平反后落实政策的时候，国防科技大学的干部曾经对鼎发说过：他们和哈船院负责复查的保卫部长，起初对复查这一案件都是很有想法的。他们查看了案件原有的材料，包括历次的复查材料，感觉铁证如山，认为原判人员和高层批示对这一案件的定性并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不想在那里白耗时间。他们提前中途退出复查，返回学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平反后，他们一直抵制政策的落实，长期顶着不肯收回部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回顾起来，是可以理解的，是难怪他们的。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毕竟刚开，胡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还刚刚展开，持续了几年的“两个凡是”，还在多数人的脑海中留着深深的烙印。如果没有当年胡耀邦”不怕下油锅”、推出“两个不管”的惊天胆略和顶天立地、无私无畏的伟大胸怀；如果没有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依法治国、申张正义、以民为天伟大精神的强力支持；如果没有以刘大年为首的一批青天法官主持正义、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如果坚持留下复查的四个单位人员不是把人民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在走了两个主办单位复查人员的情况下，要想把这一案件的复查进行到底是不可能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有点侥幸、有点后怕。不是吗？像这样的联合复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参加复查的单位和人数比这一次级别要高、人数要多，不都是次次被驳回申诉了吗？
刘庭长对来访的二嫂宣讲了当时中央纪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必须严格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严明法纪，有错必纠”，并嘱咐二嫂在家安心等待，不必再外出上访了。
怎么面对一人多高的案卷材料，这是复查组首先面临的艰巨任务。不查清这么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不一一对这些证据去伪存真，推倒最高层钦定的判决结论谈何容易？复查组的同志在简陋的招待所房间里，首先要一份份细读、分析、核查现有的大量案卷。时值盛夏季节，苏中地区更是阴湿闷热，蚊虫十分猖獗。当时，别说空调设备，连电风扇都不具备。二嫂每次去探听消息，只看到一个个穿着汗衫短裤，一手摇着扇子，一手在翻阅材料，个个汗流浃背。这样的辛苦，那些惯于高谈阔论、指手画脚的官僚，那些满天飞的“钦差大臣”，是决计受不了的，也不会犯傻去揽这类“蠢事”。难怪有的坚持了一个多月，就另有其它任务了。
复查组审阅了法院系统大量的历年案卷，又到县档案馆核查了县里保存的土改资料。然后下到当地农村，在周边十余里方圆的地面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工作。苏中的农村，晴天骄阳似火，雨天如临沼泽泥潭。他们起早摸黑千方百计寻找和访问33年前参加过当地土改，届时仍健在的老干部、翻身委员和大量的知情群众。甚至有的经前后三次登门才找到了证人，其中若干是本案当年的证人，专案组向他们耐心地讲清政府的政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他们纷纷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些人本质上大都是朴实善良的百姓，并不想存心害人。只是因原办案人员或个别地方干部的胁迫，或受了小恩小惠，才做了糊涂的伪证。
专案组审查了大量的书面资料，又调查得到众多证人的活材料，结合提审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过研究和相互印证，终于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锁链，使得本案的全部事实真相脱颖而出。2002年底出版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院50周年纪念文集《辉煌的里程》，详细记载了对本案各重大问题的复查结果。例如耿刘氏成分的真相：1964年推翻以前三级法院八份判决和第一份终审判决，重新作出的第二份终审判决书认定：耿刘氏“系工商业兼地主，1947年土改时，因开设酒行，有土地二十四、五亩，常年雇工五、六人，土改时作为逃亡地主。”在军事法院万人公判大会上，在王桂亭所作的案件《综合调查报告》中，更是口口声声历数了“江苏最大的恶霸地主”、在当地号称“耿百万”、“耿半街”的滔天罪行，当时会场上群情激愤、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枪毙女黄世仁”的情景，至今60岁以上的哈军工老同学、老同事都会记忆犹新(包括俞正声、徐才厚等领导人都是亲自参加公判大会的)。
然而，真相如何呢？《辉煌的里程》是这样记载复查结果的：“经我们详细审阅历史档案，广泛寻找当年土改时老干部、翻身委员、知情群众几十人，开展广泛调查，搞清了32年前土改时耿刘氏成分的真相。”“经查明，耿刘氏丈夫耿伯仁兄弟五人，于1923年起在泰兴县曲霞镇上先后开肉店、杂货店、粮行、酒行。1936年耿伯仁病故。1943年12月耿永昌联记酒行拆股，同时耿鼎发、耿鼎富、耿鼎盛与前母所生长兄耿鼎荣分家。到1946年耿刘氏家实际有田十二亩七分七，耿刘氏全家五人，耿刘氏参加农业劳动，子耿鼎盛、耿鼎富在外学徒，女耿韵霞、子耿鼎发未成年。”“没有证据证明土改时耿刘氏被明确评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至于原判所述，1947年耿刘氏逃亡在外，是毫无根据的。”“根据上述情况，原判认定情节都与事实不符。”“除了雇请短工做农活外，没有一个长工。”
本传记如实记述了作者的父亲耿伯仁，原本是一个贫穷的手艺人，后来靠经营工商业逐渐富裕起来。但不足十年，到1936年耿鼎发半岁时，耿伯仁因积劳成疾，41岁就病故。随后即在军阀抢劫、日军烧拆抢掠、国民党军封门抄家等一系列灾难中破落。传记记述了34岁就守寡的耿刘氏领着五个孤儿，如何挨过了解放前十几年的重重苦难。被王桂亭诬陷为“江苏最大的恶霸地主”的母亲耿刘氏，实际上自幼就是一个十分忠厚、善良的苦命人。早年父母相继去世，兄妹五人相依为命。她虽目不识丁，但从小就精明能干、刻苦勤奋，家庭内外的大事、小事常常要她拿主意，她实际成了五兄妹的领头人。当时一般的女孩都在十五、六岁就出嫁了，但母亲一直舍不得丢下懦弱的哥哥和幼小的弟妹。直到1924年，她已经22岁了，把妹妹打发出嫁以后，才带着比自己小12岁的弟弟，嫁给贫穷的手艺人耿伯仁做了填房。母亲一到耿家，就做了两岁男孩鼎荣的继母，因前母在生第二胎的时候难产身亡。旧社会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大男孩出嫁，又做了另一个男孩的后妈，这要承受多么大的社会压力和来自各方的恶言秽语啊？！但母亲耿刘氏生性果敢坚强，自己认准了的事，天塌下来也会默默顶住。何况，为了骨肉亲情忍辱负重、牺牲自我一向是她心甘情愿的。
母亲对带到耿家的弟弟，时时关注，处处呵护，生怕他受到半点冷遇和伤害。对两岁的鼎荣更是视同己出，拉尿拉屎、百般疼爱。邻家的媳妇常常挖苦她说：没有见过新媳妇过门就洗尿布的！你对他再好不也就是个晚娘吗？鼎荣直到十一、二岁，还经常尿床。尤其是冬天，母亲有时也很着急，但从来没有打过一次、骂过一声。母亲过门后的第二年，就生了第一个男孩鼎华（九岁时因病夭折），但丝毫没有对自己亲生孩子有所偏爱。母亲在大哥身上所付出的精力和慈爱，远远超过了我们下面几个儿女。母亲对大哥的爱才真正体现了母爱的伟大。社会上，每每提起后妈、后爸，都有不少微词，其实，完全不能一概而论。母亲就是大哥的后妈，大哥一生最尊敬、最感激、最孝顺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不知什么原因（据说主要是轻视工农干部），大哥被押送到青海去劳动教养，但不久就死在青海了。我们想：大哥如果知道母亲和弟弟们后来如何在狱中坚强地活下来，也许会挺过来的。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叔叔们名义上还与我们家在一起，但实际上，有的叔叔已开始安排自己的经营。父亲去世时，母亲要把父亲生前用过的所有衣物，包括他爱好的东西统统火化给父亲，被大姑母抢夺了下来。姑母说：你得为这些孩子留着，他们长大以后是可以穿的。谁知父亲去世不到一年，这些衣物都一起被土匪抢光了，连地板都被敲开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首饰、衣物、粮食全都倒走。这是继父亲去世后对母亲的又一个打击。1938年至1939年间，日寇大举侵占了长江沿江防区，使之成为控制长江流域、联结华北华南、实现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日本鬼子的魔爪已伸到苏中泰兴曲霞地区，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家乡的千万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家乡沦陷后，父亲生前开的酒行资产被洗劫一空。耿家四房几十口老小挤乘一条酒船，逃难到了邻县靖江，各种费用把家底进一步耗空。就在这灾难当头、家道中落、内外交困之时，个别叔叔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坚持要求分家。其实，有的叔叔早已做了充分的储备。所谓分家，无非是想甩掉已失去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包袱，背弃自己在长兄临终时跪陈的誓言罢了。这时候的母亲耿刘氏，面对亲人的分家要求，没有哭泣，没有乞怜。1943年四位叔叔分家的结果是，除分配土地叁亩贰分给我家大房外,还将酒行帐面上长期挂欠的两笔呆账划归大房追讨。一笔是我家大舅刘世荣因借钱做生意亏空而抵押给酒行的两亩租田，但父亲在世时从来不肯向舅父收过租。另一笔是杨秉周酒行为抵付往来欠款纠纷而划出的五亩租田。这七亩租田在叔叔们手上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一粒租谷，分给我家除了名义上表示叔叔们的照顾外，我家孤儿寡母更没有能从中获得过一粒租谷的收入。本案平反工作组最后查实：“1946年耿刘氏家实际有田十二亩七分七”，其中就包括了叔叔们虚给的这七亩租田。叔叔们还同意将家乡原先开酒行的大小旧屋18间,分给大房执业。谁也没有料到，分家后的第二年，这些房屋就被日本鬼子烧剩下三间，修好后长期借给汪家居住，从而种下了我们母子一辈子苦难的祸根。日本鬼子和汉奸烧房、拆屋、抢劫后，我们的家庭生活来源就靠自种三亩多田。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力，韵霞从小就帮母亲种田。鼎富、鼎盛不得不从小就外出到小酒店学徒谋生，他们两人后来都累成肺痨病。这是继父亲病故、土匪抢劫、叔叔分家、日军烧房拆屋之后，落在母亲身上的又一灾难。1947年初(春节前夕)，国民党军队百零二旅开赴泰兴，向苏北解放区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大舅父和四表哥刘国楚因系新四军家属被捕（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抗日时就参军）。正当母亲为营救大舅父心力交瘁的时候，灾难一个又接着一个，小舅父因乡邻告密也被捕了。他12岁时就随姐姐出嫁来到耿家，母亲为他娶媳成家后才回到自己家乡，抗日时当上了新四军乡长。当时，小舅父根据上级党组织“保存实力，就地疏散隐蔽”的指示，潜伏到敌占区的我家来了。我家当即被百零二旅封了门、抄了家。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在我家房屋的北墙上，立即刷了箩筐一般大字的吓人标语：“窝藏共匪者杀！”。母亲与忠厚老实的大舅父感情很深，但与小舅父的感情更如同母子骨肉，因小舅父可算是母亲一手抚养大的。现在他们都落入虎穴，生命危在旦夕，母亲怎么不心如刀割呢！只见母亲不吃、不喝、不坐、不睡，成天在外奔波。当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母亲成天往返百零二旅的军营，设法挽救被关押的两个舅父和表兄。母亲一字不识，但她的智慧和坚强能力是很不一般的。就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事情我们都想不明白，母亲当时究竟是怎样办到的？当时的交通全靠双腿，别说手机，连电话也没见过。但几天之后，母亲居然用小车请来了我大舅母的亲姐姐，也就是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曾涛的母亲。曾涛是她的独子，从小也像我们一样，父亲早逝，因此，曾涛是著名的孝子。他是共产党里的大干部，殊不知有一个远方亲戚，却是国民党的大官。就这样，母亲通过曾涛的母亲，又通过她那位当大官的亲戚，给百零二旅传上了话。过了一段时间，我舅父那个乡的国民党乡队副，即领着一小队自卫队队员，来百零二旅办了交接手续，将两位舅父和表哥押解回本乡“就地处理”。舅父得救了，不久，小舅父又去找寻他的战友们。而大舅父却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放回不久，就含恨离开了人世。母亲为营救两位舅父，不仅耗尽了心血，而且也背上了更多的债务。
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母亲一生所遭受的苦难与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是紧密相关的。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还幼小，沉重的负荷都落在母亲一人肩上。但母亲秉性坚强、勤奋刻苦，所有这些天灾人祸和生活困苦都没有能摧垮她。她都一次又一次地挺过来了。这对于一个在旧社会养育着5个孤儿的寡母来说，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母亲却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解放前，从一个个灾难中走出来的母亲，解放后对共产党是倍感亲近的。固然母系亲属中的许多人，早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这对母亲的认识确有相当的影响。但她毕竟是通过一桩桩实事，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产生了崇敬和感激之情的。抗战胜利后，在民主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又重新砌建了被日伪强拆的四间房子；解放后，人民法院又多次对汪家借住而赖着不还的房子作了公正判决；学徒时生了肺痨病的鼎富之所以能恢复健康，解放后还开办起小酒店，也是多亏政府的支持。母亲耿刘氏经常告诫儿女：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不是在新社会，我们孤儿寡母早被地方上的坏人欺压死了，还能等到今天？这也正是母亲义无反顾地鼓励所有三个儿子，在战火烧到边境时都响应祖国号召，离开“天堂”上海去东北、西北参军（哈军工）、支边（玉门油矿）、支前（东北地质探矿）的原因。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像这样解放前受尽磨难、解放后知恩报国的母亲和儿女们，竟被全部诬陷成国家最凶恶的敌人受尽折磨。
《辉煌的里程》还详细记载了复查澄清的、有关本案的全部其它事实真相：包括所争房屋土改时未分给汪姓的真相；汪盛康不是耿刘氏的雇工、不是贫农的真相；关于汪盛康长期无偿借住房屋、一再拒不执行协议和五次判决、无理诬告的真相；关于曲霞“二.二四”事件与耿家无关的真相等等。
外星归来，平反出狱却无从大团圆
刘大年等青天大法官不仅查明了案件的全部真相，而且,还亲自去陕西汉中,找到了耿鼎发断绝音信已十几年的儿子耿火。就在收到耿火第一封信后不久，鼎发收到了一封寄自陕西汉中一国营大厂的来信。信是该厂职工医院女院长写给他的。信写得很详细，足有十几页之多。可以看出：女院长是一位心地善良、很有修养的高令专家。不但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院长详细介绍了杨医生目前的家庭情况和现在的丈夫。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丈夫老曹是该厂的厂长，精明强干，正直厚道。耿火现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虽然都是老曹的前妻所生，但却是杨医生一手扶养大的。他们之间已结成了新的骨肉亲情。最后，院长诚恳地告诫鼎发：一定要理智地面对现实。历史的原因已经破坏了一个家庭，造成了一场悲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明智决策，再破坏另一个家庭，造成又一场悲剧。
院长的来信对鼎发无疑是当头一棒。自从刘、陆提审以后，他就开始编织结发夫妻、亲生父子团圆的美梦。儿子的封封来信，更加强了他的追求和渴望。父子团圆自然就包含着亲生母亲的回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何况，党的政策有明确规定，刘庭长在提审结束前也作了交待：只要你提出复婚要求，政府可以做相应的工作。这也是党的平反政策明确规定的：全错就应该全平。当时的离婚判决正是错误的民案、刑案判决所导致的系列错误之一。但院长的这封信，字里行间滲透着血和泪的倾诉，句句合情合理，字字落地有声。自己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是被别人所害，难道也要害别人落到同样的下场吗？何况，自己要加害的人中，就有忠厚善良的妻子。院长的来信，她不会不知道，也许信的内容正是反映了妻子目前的困境和困惑呢！
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挣扎以后，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他已经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平反大团圆已经不可能包含儿子的生身母亲了。直到平反以后的若干年，他与儿子耿火的小姨、秀兰的小妹会面，才知道她姐姐并不晓得院长写信，更不能代表她姐姐当时的意愿。事实上，连专案组去汉中以及案件很快要平反等等情况，秀兰都不知内情。鼎发与小姨会面的这一天，她哭了整整一天。她为姐姐的苦命哭泣，为老天爷的不公哭泣，也为名不副实的“姐夫”的一生不幸哭泣。
出狱那天，刘、陆二位审判员亲自来监狱接他，帮他办了出狱手续，还替他向管教科领了回家的路费。送出二监头道大门时，二位对他说：你可以自己回去了，我们还要赶到苏州监狱你哥那里。可以自己回去了？他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十几年来，他已经对一个人自己走路很陌生了，不是跟着押解的战士，就是跟着相互监督的三人行动小组犯人。走出大门以后，他如同天外来客，车辆、马路、商店、人群，一切的一切，都感到虚幻和新奇。两只脚明明是走在街上，但脚底总是高一脚、低一脚地不敢落地。大街上人来、人往，明明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却感到与他们分在两个世界。
与世隔绝十几年后，再突然重返这个世界的感觉，真是太微妙了。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意想到这种感觉的奇特。他像从其它星球来的外星人一样，怀着星外来客的心情，很想和周围的人说说话、打打招呼，告诉他们：我已十几年没有来到你们中间了，但嘴巴总是张不开来，他总感觉自己是另一类物种。后来，他究竟是如何从镇江走到家的？是坐船，还是乘车？几百里的路程总不会是步行吧？沿途又是如何问明路线的？这些，他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当时就没有弄清。在他的脑子里，这一段往事已变成记忆的空白。人的生存环境的突然剧变，是否可能会造成生理、心理、思维、感觉、记忆的失衡、错位甚至间隙中断，这就需要向人体科学家们请教咨询了。
到家以后的情况，记忆也不十分清晰。只记得满屋子的人来看他，就像看一个珍奇的动物。他原只想一个人跪到母亲面前，叙说这十几年的思念之苦。但乡亲们问东问西，问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监内“趣闻”。后来，韵霞是如何从上海回来的？鼎富又是怎样从苏州监狱放回的？鼎富的儿女们如何从分散的各地赶回来团聚？这些都被归入了记忆的白区。大约过了两、三天以后，鼎发才恢复了正常的记忆。鼎发在家里住了几天，晚上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而且，跟儿时一样，与母亲睡在一头。每晚，母子俩都要聊到深更半夜。
平反大会以后，我们收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第三批判决，其中，包括三份终审判决。历史终于完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三份终审判决壮严宣布：
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64）民再字第一号判决书；
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申（74）第354号通知；
撤销军管会和县法院所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判决。
三份终审判决重新肯定江苏省人民法院1955年所作的第一份终审判决书和县法院、苏北人民法院所作的各次判决书都完全是正确的。这是胡耀邦同志呕心沥血所致力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开始取得可喜成就的重要标志。
本案已作为典范案例载入《江苏省地方志·审判志》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院五十周年纪念史册《辉煌的里程》。《哈军工传》、《张震寰纪念文集》、《中华功勋人物论坛文库》等书均有案情简介。《北京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网站》、《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信报》、《华夏时报》、《泰州晚报》、《民主与法制》、《尚品人生》等媒体作过报道。
历史缩影，为依法治国提供深思命题
此案本来并不复杂，起因几乎搬不上台面，但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人员之众，动用审判调研力量之广，却是人们无法理解的，也正是今人值得特别反思、深议和总结的。以此案内容为主要展厅之一的《江苏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在南京的“朝天宫”就开办了一年多，全省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去参观学习过。据军管会提审人员指出，文革前前去调研、复查、办案的先后就有490多人次，文革以后更是不计其数了。像这样一个简单案件如此地誇张、拔高、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如此地反复无常，究竟是为什么呢？怎样形成的呢？其中除了政治需要、人际斗争、司法腐败、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以外，是否还有思想观念、道德精神、法制法规、体制改革、执政能力建设等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呢？由此案不难看出我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Z”形历史缩影，有许多值得法学界人士和关心我国法制建设的人们探讨研究的有趣命题。例如：
1） 为什么建国初期（1950—1955年），三级法院都能做出一致的正确判决，直至高院的最终判决？仔细研究每份判决文件的内容和审判过程以及批答执行的情况，不难看出，建国初期，司法部门在我国法制建设方面是如何排除种种行政干预、力求公正执法的苦心和认真态度。特别是，当汪姓经再三教育和警告，仍拒不执行县法院和苏北人民法院判决时，1951年3月，法院采取了强制执行手段。对照当今判决难、执行更难的现状，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2） 为什么1964年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仅凭部队个别“阶级斗争英雄”、区区中校军官所炮制的所谓“综合调查报告”，总部首长就能不顾江苏省政法委坚持要走正常的司法监督程序的正确意见，就有权名曰建议、实为胁迫省高院一举推翻了地方三级法院的历次判决？这是由于法律无知，还是故意专权？是失察渎职、粗枝大叶，还是背后有人无法无天、独断独行？果真国家的司法、执法都要随政治形势、领袖意图变化吗？如果所有的民案、刑案的审判都可随着政治气候转圈圈（政治案件例外），那么法律和法官将充当什么角色呢？
3） 谁有权信口雌黄，将历次三级法院的审判归结为地主资产阶级，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用金钱美女腐蚀了省、地、县各级代理人的结果？谁敢于这样侮蔑省一级的政府和法院？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将此案定性为“解放十几年来全国最大的反革命阶级复辟案”？值得深究的是：如果这仅仅是文革时期红卫兵的胡言乱语不足为奇，但这却是总部首长奉命坐镇哈军工，点名道姓要抓的典型大案！
4） 早在1964年5月（对鼎发“双开除”处理之前三个月），诬告者汪凤春本人都做贼心虚、不打自招，他在写给哈军工的诬告信中写道：“房屋倒底有无分给我家，我不大清楚，如果真的没有分，我的看法，这三间房屋应交给国家。”1964年10月的联合复查，更搞清了这一假案的真相。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胆量将错就错、弄假成真，硬说三级法院第一批判决是错误的呢？后来，又为什么敢于将“错判”的罪责转嫁到法院原先所保护的当事人头上，给予致命的判刑打击呢？稍有良心的司法人员是决不愿这么落井下石、故意坑害弱势百姓的，但最后一个个都奉命这么做了，这究竟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据此论证什么？
5） 为什么同样一个案件，同样的事实依据，同样的法律准绳，审判结论却有天壤之别呢？不同的法官，究竟各自是如何把握事实和准绳的呢？为什么文革前490多人次复查此案，文革中更是无数人次参予办案，却都认为是钦定的“铁案”一桩，永远不可能翻案。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后，刘大年同志为首的专案组是非却如此分明，其复查审判结论竟又被各级法官一致赞同呢？
6) 实际上，平反纠错的过程并不那么简单，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早在
下逐客令，张震寰将军义正词严、力排众议
鼎发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了预先的想象。他好不容易一路打听，边问边找，才摸清哪栋楼、哪个部门、哪位干部在负责落实政策。部队的干部部门就像地方的人事部、组织部一样，历来被视为“干部的娘家”。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历来都是挑选品德、作风最优秀的人。他们对待前来办事的干部，总像对待久别的亲人一样，使来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我党、我军几十年来的老传统了，只要是当过几年兵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鼎发像一个流落在外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孩子，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他十分激动地向这位落实政策的干部“自报家门”，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瓢凉水从头顶浇灌到脚跟。该干部以不屑一顾的眼神急匆匆地怒吼起来：你来干什么？叫你不要来、不要来，你还是来了！这里不予接待，回去等候处理！鼎发当时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一个劲儿地向外淌着。他心想：你什么时候叫我不要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也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于是，他又忍气吞声地重报了一次姓名。他说：我叫耿鼎发，是刚从江苏来的。干部见他眼泪汪汪，动了恻隐之心，语气缓和了不少。他竟半开玩笑地说：谁还不认识你这大名鼎鼎的耿鼎发呢！你们的人不是刚走吗？我对他们再三说了，等办完手续，我会通知你们的，不必老往这里跑。这下鼎发总算听明白了，难怪他那么发火呢！他是把法院几次来的人都当成自己派的人了。他说明了情况之后，干部让他先到招待所住下，并给了他两天的招待饭票，要他尽快买好回江苏的火车票。鼎发是不可能住两天就走的。他既然来了，就是回学校工作的。他来的路费还是几个穷亲戚凑借来的，哪来的钱买回去的火车票？再说，回江苏干什么去呢？如果回家乡种田去，平反的意义何在呢？那还不如回二监仍去当犯人“总收发”。
但是，在又拖了一些时日之后，困难越来越大了。不但伙食断了，靠同伴们帮助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招待所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对他下逐客令了。20多年后，他回顾了这段往事：“在此期间，我应邀拜访了一些老同学、老同事。他们已经听到别人传说：我在招待所被断了伙食，要被赶出住所，都主动表示要帮我度过难关。我心里非常感激，但是，我不能拖累朋友。我坚决谢辞了他们的盛情厚意。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曾去院办公大楼的二楼校长办公室，求见张衍校长。他原是哈军工的政治部主任，是我们的老首长。他是从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位置上调来当校长的。但不巧的是，校长去北京开会了，我没有能够见到。正当我从二楼下到一楼，已走出办公楼大门时，校长的政治秘书——金秘书急急地从二楼奔跑下来，一定要将手中的东西塞进我的口袋。我一看口袋中的东西是粮票和钱，坚持要还给金秘书。但他不容我争辩，连推带搡，将我赶出几十米远。然后，自己一溜烟地跑步登上了楼顶。我愣愣地站在楼前的空场上，面朝金秘书的办公室，久久地表示我内心的崇敬。尊敬的好人啊，我们党的好干部！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干部像您这样，我们的人民就会少遭许多灾难！如果不是因大白天人来人往，我真想跪下来磕头了。不是因为他给我的施舍，而是为他这种关心他人疾苦的高尚精神。”
“众多朋友的同情和帮助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和勇气。说明耀邦书记全力推进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是正义之举，已深得人心。类似金秘书这样一些先知先觉的同志已经感知到党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针，只是左的习惯势力还暂时占据上风罢了。我既不能连累别人，也不能遇难退却。于是，我决定退居到学校位于岳麓山坡的一所空破房里，自己设法独立生活下去。从此，我每天往返步行几十里地，从岳麓山到位于上大垅的学校办公大楼，继续要求落实政策。我经常在湘江大桥下的小饭店里找点体力零活，换得一些剩饭剩菜填饱肚子。”
“我在岳麓山坡的空破房里坚持了两个多月，工作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在这期间，慈云桂副校长作为校党委委员曾向校党委提过建议，无奈当时作为专
“当时，适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震寰来院视察工作。张震寰将军是我党我军少数几个真正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之一。他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为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作出过重大贡献。这一次，他是作为银河巨型计算机总指挥来长沙指导工作的。我在等待落实政策几个月毫无所获的困境下，想到了张震寰主任。但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全国的国防科技人员都是他的下属，找他申述个人问题谈何容易？”
“当时，他住在国防科大招待所，有起早散步的习惯。于是，我就早早地守候在招待所门口，不一会儿，张震寰主任与科技委李庄秘书长、科技部业务局唐遇鹤副局长、王万满高工等人果然出门了。我就趁跟他一起散步的功夫，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张震寰主任边听边问、越问越细。他对我的冤情十分震惊和同情；对我平反回院好几个月，连工作生活都无着落，感到很不安。因他已约好上班后要去银河机房检查工作，分手时带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问题解决了，不要谢我；解决不了，不要骂我’。没有想到：这次与张主任的短暂相处，使我俩结下了特殊友情。以后，他每次来科大，都要请秘书通知我会面。我的工作问题和恢复军籍、重新参军问题，都是在张震寰主任的多次干预下，才逐步得到落实的。”
“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周伯源同志在《张震寰与科技专家》这篇纪念文章中，曾仅仅介绍了张震寰与钱学森、慈云桂和我三个人的特殊情谊。钱学森一直是国防科技委副主任，而张震寰是主任，他们不但在正、副职任上共事38年，而且，在离休后又共同研究学问十几年，直到张主任不幸逝世；慈云桂是银河巨型计算机的总设计师、国外学术界尊称的‘中国计算机之父’，而张震寰是银河巨型机的总指挥；他们之间是多年的莫逆之交，友情无疑是极为深厚的。张震寰主任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他爱惜千百万国防科技人才，千方百计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落实政策的一个范例。周伯源同志在文中说：‘
“据学校领导机关的干部告诉我，张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不久，就向学校查问了此事。当时，学校领导一致认为：国防科大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国防尖端科技学府，对师资的要求是极高的，而耿鼎发关押劳改入狱已长达15年之久，已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更不可能胜任教学研究工作。张主任对这种说法非常生气，他十分激动地批驳了这种意见。他说，耿鼎发的冤案不是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而是你院作为阶级斗争的‘重大成果’抓出来的。十几年的冤狱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好不容易平反回来了，你们连个工作都不肯给人家，这说得过去吗？谁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如果真的不能工作了，你们养也得把他养起来。”
“尽管张主任的话义正词严、落地有声，在场的人都为他的铁骨侠心感到震撼，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但是拖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关部门还是下了逐客令，限定我两天内必须走人。否则，转回江苏以后安排不到工作，后果由自己负责。我看事情已无转机，只得去向慈副校长告别。不巧，慈副校长出差去了。慈副校长夫人琚书琴教授说：你一定得等慈教授回来，他关照过，你是不能自己走的。实在他们赶你紧，你可以先去找一下研究所张景华政委想办法。张景华政委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是后来调进学校的，我原先并不认识。张景华政委在家里留我吃了饭，再三强调：必须等慈副校长回来，院里有意见，我来承担责任。看来，研究所党委会是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我想，如果老干部都能记住陈赓院长‘要依靠二老办学’的教导，像张政委这样
“解决不了，你就一定去找邓副主席、耀邦书记”
慈副校长回来后，对学校落实政策部门的决定很不理解。研究所（即科大计算机系）党委对一个普通教员的聘用任职，本来就有权作出决定。何况，国防科技委张主任还作了指示。当时，主办人员强调的理由是：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太多，不能开下这个先例。何况，总政文件有明确规定：一般部队干部平反出狱后，恢复军籍，穿一个月军装，然后，复员回地方安排工作。慈副校长则认为：这样的理由和规定当然有其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耿鼎发受我院自己一手制造的冤案所害，影响全军、全国。他过去是我校的优秀教师。现在，又是我所（系）要用的人才。将他收回学校，有百利而无一害。
慈副校长在说服不了他们以后，支持鼎发去北京向上级反映。他当着党委其它成员的面对鼎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计算机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你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理由，我一定支持你到底”。随后，他给了鼎发一封去参加某项成果鉴定的邀请信，为他买好了飞机票。临行前，又再三关照说：“如果找到中央有关机关，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你就一定去找邓副主席和胡耀邦书记。见不到他们，你就不要回来！”在场的党委委员和鼎发都为恩师的铮铮铁骨感到由衷地敬佩。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民用飞机，也是自周恩来总理接见后第一次再回北京。
鼎发到北京，找到了位于黄寺大街的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干部部。他们对他的工作落实问题已有所闻，答应协助他尽快向有关方面联系，并尽快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国防科工委是国防科大的上级主管单位。按组织原则，应当逐级反映情况。既然国防科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已答应协助联系解决，鼎发只好先在京等待，不宜再去东找西找。晚上，他找到了张震寰主任家。等了很长时间，夫人赵霁春才下班回来。她当时是冶金工业部的一位领导，但看起来就像个普通老百姓，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一位特别慈善的老人。她听了鼎发的介绍以后，更加亲切和蔼。
聊了很长时间以后，张主任才从位于国防部大院内的国防科技委下班回来。慈副校长已经给他通过电话，他已知道鼎发来了北京，并知道了学校的意见。他认为，不必再找其它部门了，收回科大任教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他准备与学校领导再交换一下意见。张主任劝他还是尽快回学校抓紧备课，认为讲好课比什么都重要。只要给学生上好课，其它问题都好解决。他们俩边走边聊，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走到高干小区外面。张主任说话是算数的，尽管当时落实政策阻力极大，困难重重，但在他的多次直接干预下，鼎发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鼎发与张主任一家也有了深厚的感情。张主任的儿子张炜清和儿媳都是国防科技大学的学生。张主任突然病故的噩耗传来，使鼎发万分震惊和悲痛。张主任虽然留下了后事从简的遗嘱，但家人还是立即把鼎发召去。《张震寰纪念文集》出版后，师母赵霁春立即亲笔署名盖章后惠赠寄他。张主任的高尚品德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四、风光无限——知恩图报，重登事业高峰
耿刘氏的儿女们，除耿鼎荣在反右运动后死于青海劳改场地外，其余4人均受本案株连。在坐牢或监督劳动15年之后,都以超常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险阻，重登讲台、重操专业、重新向事业的高峰攀登，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此感恩报国，回报社会，回报胡耀邦、张震寰、刘大年等老一辈的平反复职之恩。
1979年底平反后，主人公耿鼎发又成为国防科大、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教授，国防科大教学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多次立功获奖的党员军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所参与的《银河全数字巨型仿真计算机》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所参与或主持的《航天模拟指挥训练系统》、《计算机语音技术开发系统》、《GS-1智能语音卡》、《卷烟厂和烟草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等，先后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叁项；先后讲授了6门本科生、研究生的新开专业课程；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坐牢十几年后，仍拼命涉足专业学科前沿，并都努力作出贡献。国防科工委成果评审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等奖的必要条件是：该成果确系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所有评审专家都必须一致赞同认可。要同行专家承认你的工作领先于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耿鼎发的项目一起参与评审的有国内知名自控专家的成果。他主持研制的机器人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中央电视台曾专题报导过。但其成果是否国内领先，个别同行专家保留异议，因而，该成果当时只评上二等奖。耿鼎发所主持的两个项目同人、同时、同次都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在我军国防科研历史上是罕见的。
不少朋友很不理解：一个关押坐牢15年的人，七、八十岁了，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劲头和力量呢？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是胡耀邦，是刘大年，是张震寰与慈云桂，是千千万万类似邓易非将军、吴荣富书记、
在研制《计算机语音技术开发系统》等两项语音成果的过程中，耿鼎发与课题组的同志们真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个在牢狱中关押监禁了15年的人，一个原本没有搞过软件的人，要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前沿课题研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语音信号的数字处理软件和压缩、解压缩算法的研究，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数学功底，一般工程专业出身的人都会感到底气不足、力不从心的。好在哈军工培养出来的耿鼎发，从慈云桂、辛业友等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边学边干的科研方法和本领。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机软、硬件水平还不高。为了提高语音卡的实时性和系统的运行速度，所有的算法软件和系统管理软件，全部都是用汇编语言编程的。程序编制的难度和工作量是特大的。有一天早晨，耿鼎发的助手孙融一进机房，就看到倒在地上的耿鼎发已经昏迷不醒，手已抽经成鸡爪一样。孙融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和勇气，居然将鼎发背出机房，拦下出租车，送往深圳人民医院抢救。原来，耿鼎发因长期饿着肚子熬夜编程，由胃溃疡引起了大出血。医生检查时已经血压很低、脉搏微弱。要不是孙融提前上班，就很可能会错失抢救的时机。20多年过去了，耿鼎发每谈及此事，对孙融的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孙融是国防科大计算机系78级软件专业毕业生。其父亲
青岛卷烟厂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工程，工作环境特别恶劣，技术难度很大，生活十分艰苦。学院任命的几位技术骨干，都实在干不下去，坚持中途退出去了。学院主要领导也深感困难重重，考虑是否撤离。但耿鼎发认为事关军队信誉和国家计委重点工程，既然已经上马，就决不能后退动摇。当时，烟草行业的所有管理、生产、销售、采购、财务和物料仓库等等，都无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各类数据极其繁杂混乱，基础管理十分薄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一套覆盖烟厂和烟草分公司方方面面的智能化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困难确实太大了，在国内尚无先例。鼎发因劳累过度，先后胃大出血4次。但不完成青岛工程，他死都不能瞑目。4次大出血的全休假条，（其中有一张诊断书认定耿鼎发不可再服现役），他全部都藏匿了起来。作为工程的最高指挥员、总体设计师，他深知决不能在关键时刻离开岗位，决不能动摇军心。在鼎发的带领下，留下来继续奋战的全体工程人员，咬紧牙关，团结一致，又持续拼搏两年半，连春节都不休息，终于提前半年全面、出色地完成了工程任务。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常州分公司的机房和基站动力环境监控工程，因情况和技术都很复杂，也出现了与青岛工程类似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主管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和项目经理为逃避责任，居然丢下烂摊子后不知去向。这一项目，作为总工程师的耿鼎发本可以不管，但眼看国家和单位都将蒙受重大损失，他亲自住到常州工地现场指挥，整年与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们吃住在一起，连春节都不回家。此时，北京部队医院体检和上海部队医院复查，都确诊他患了不治之症，要求立即住院。耿鼎发将诊断结果告诉了新任命的项目经理胡俊明，防备万一不行了，好有人通知家属。除胡以外，谁也不知道病情，一直坚持把工程做到用户完全满意为止。现在，12年多过去了，证明“确诊”是一场虚惊，或许是精神战胜了“绝症”。
1994年耿鼎发从军队退休后，就受聘到地方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真是如鱼得水。他一生中五分之四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是在这十多年的退休期间完成的。他经常应邀在原电子部、邮电部、广电部以及建设部、旅游局等主办的全国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作讲演、上大课，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退休十多年来，他先后协助国家旅游局和北京旅游局、中电信息科技和中国胜武实业筹建创办了三家知名的高科技企业，主持开发了《饭店宾馆信息集成管理系统》、《双向交互数字电视与VOD视频点播系统》、《TM/IC/RF卡智能一卡通系统》和《中国移动通信机房与基站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等重大创新项目，亲自领导完成了十几项重大工程。至今，78岁仍活跃在科研、工程、商务第一线，亲任总工程师或总经理，被业界选为中国房地产设施委员会常务理事和专家委员会委员。
知心的朋友常常提醒说：七、八十岁的人了，成天这样忙忙叨叨，何苦呢？不要老命啦！但耿鼎发并不这样认为。他常常对知心朋友说：“生命对于我来说太宝贵了。我曾被别人掠夺了十几年生命，如果没有胡耀邦、刘大年等老一辈的解救，我早就死在狱中了；如果没有张震寰、慈云桂等恩人的据理力争，我也绝不会有今天。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最大化地利用这短暂的生命，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有一次，部里安排他去广西北海市的学术会议上作半天的报告。他却先到南宁的广西建行工地，考察他们正在组织实施的智能化工程。然后一大早赶乘只有12个座位的破旧伊尔飞机，准时赶到北海市的会上作了报告。上午报告完毕，午饭后又飞回重庆，投入正在紧张进行的万豪国际大酒店（五星级）的智能化工程设计。漫步北海的银白沙滩，确实可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但投入重庆最大的酒店建设，能给予他更大的快乐，更能体现他的生命价值，他何乐而不为呢？
退休后，耿鼎发曾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例如，国际智能建筑学术会议、第20届国际建筑师大会、国际物流高峰会议等。退休后，耿鼎发还多次奉命主持或参加国家有关行业标准的执笔、起草或审定工作。例如，1995—1996年，由国家旅游局何光暐局长亲自批示并下达指令，由耿鼎发牵头执笔起草，制订饭店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规范等若干行业标准。2002—2004年，根据建设部文件建标[1999]159号，耿鼎发作为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JG/T 162—2004《住宅远传抄表系统——专线传输》的制定编审工作。
近50年来，主人公突然从功臣沦为罪犯，又从罪犯再变为功臣。既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手铐脚镣、15年冤狱囚犯生涯等人间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也尝到了几次死而复生、破镜重圆、重新入党、重操专业、再度立功、再登讲台、再获国家大奖等人间最大的喜悦和欢乐。几度从天堂打入地狱，又从地狱升到天堂。主人公一生坎坷，经历丰富，工、农、商、学、兵都真正亲历过若干年。即使劳改，也总能干出样子，担任劳改工厂设计室收发（头头），并当了犯人总收发（总头头），他有更多机会领略社会潜在的问题，见识人间的世态炎凉。但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动摇过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与信念。这既是一部震撼心灵的悲剧，也是一幕感人肺腑的喜剧。前者告诫人们：历史不能重演；后者提醒大家：兴国来自和谐、民主与法治。
受株连的耿刘氏的其它儿女在15年的劳改监管中、在平反后，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鼎盛学徒出身，小学没有读完，但照样考取了东北地质局，与大学生们做一样的工作。鼎盛受本冤案株连，被开除省局团委书记职务，遣送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砍树工13年，在监督劳动期间，竟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一旦平反，他敢于创新、放手改革、科学管理，使省局招待所面貌焕然一新。他还白手起家，为黑龙江地矿局创建了哈尔滨赫赫有名的《山野饮乐宫》。为了支援朋友在四川甘孜藏族地区的采矿建设，不惜赔光了全部资产。韵霞小学文化，只读了两年立信会计夜校，但却历任上海人民公园、上海西郊动物园、上海花圃的会计或主管会计。她能双手打算盘，或左手打着算盘，右手记账，在上海园林系统中小有名气。韵霞受本冤案株连被开除干部职务，下放当清洁工14年，扫马路、晒大粪。在监督劳动期间，她先后兼管的图书馆和物资仓库，上海园林系统曾树为样板，多次组织同行参观。平反后，她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三八红旗手。退休后，在被单位留用的七年中，积极配合领导工作，使上海花圃连续四年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鼎富读过一年初中，学徒出身，从上海蓬莱区店第一个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负责玉门市商业局财务管理。受本冤案株连，入狱劳改15年后平反。坚持仍回条件艰苦的玉门恢复原职，任玉门市第二人民医院财务主管。退休后，又先后任泰兴市审计事务所、北京电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美商独资）财务主管，工作到72岁才退休。
他们被监管劳改15年之久，不但没有看破红尘，相反地，却一直保持特别旺盛的工作热情，一直在挑战自我，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更新的攀登目标，永不向困难低头。这是中华儿女应有的民族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主人公母子和女儿在蒙冤监管期间，才可能积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一个个受到人们的好评；才可能刚平反出狱，就敢于挑起重担，敢于在工作中创新，也才可能一项接着一项地不断作出新的成绩。耿刘氏和她的儿女们蒙冤受挫后，坚定信念、永不悲观，一个个直到70多岁仍在第一线自强不息、不断攀登、报效国家，这是他们对耀邦同志在天之灵的最深切的怀念和最实际的慰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