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文行简:前上海宣传部长文革被打死

发布时间:2013-03-25 22:10 作者:文行简 浏览:209次

本文摘自:《周末》2012年2月25日第21版,作者:文行简,原题:《彭小莲,她和他的岁月》

他,彭柏山,“左联”作家,军人,党政职务最高的“胡风分子”。

她,彭小莲,导演,作家,游走于电影与文字之间。

他们,是父亲与女儿。

1932年,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数万人头落地。

22岁的省委特派员彭柏山捡回一条命,他逃到了上海。两年前,这个湖南青年还是上海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

“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湘鄂西),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在《他们的岁月》中,彭小莲这样解释父亲的行为。。

上海党支部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彭柏山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他住在亭子间里,常常在下午一二点钟的时候,买几个大饼,再花两个铜板买上一大勺酱油,然后就蘸着酱油把大饼吃了。

他饿着肚子,写小说。

有一天,胡风跑到那个亭子间去看他。彭柏山正在啃那又冷又硬的大饼,桌子上还摊着他的稿子。一抬头,看见是胡风站在门口,大饼已经来不及藏起来了,那一点点酱油也全部泼翻在桌子上。

“我一点都不知道你生活得这么艰苦。这个你先拿去用,我会帮你想想办法的。”胡风掏出两块钱,放在桌上。

素来以爱才著称的胡风,确实替彭柏山想了办法。

他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在“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作为彭柏山的生活费。

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崖边》,拿给周扬看,周扬看完后,说:“字,写得不错。”

他赶快又拿着小说去给胡风看。胡风大声地说:“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

鲁迅同意胡风的意见,亲自将作品推荐给《作品》杂志,小说很快被登在头条发表了。

那是在1933年的7月。

彭柏山成了作家,一口气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

1934年5月,在“左联”党支部的批准下,他重新回到了党内……

抗战军兴。

1938年,彭柏山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文人,再次成为军人。

至1949年的十多年间,他策马江淮河汉,官至三野24军副政委,还娶了妻子——朱微明。

1952年,彭柏山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次年,他与朱微明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她就是彭小莲。

“1952年,爸爸从24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彭小莲回忆说,“1953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彭柏山离开部队时,24军军长兼政委皮定均上北京开会去了。他回来后,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两年后,果然出事了。

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彭柏山将胡风写给他的全部信件,60多封,一把火烧掉了。

是年5月19日,凌晨两点钟。彭柏山在寓所被捕。

带头的公安说:“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没有,一封都没有。”

那时,彭小莲才两岁。

一年后,他出狱。中央对彭柏山的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他辗转于青海、厦门

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

他立即被调去河南农学院工作,匆匆上路。

彭小莲回忆道: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第二天,一家人吃午饭。朱微明为丈夫炖了一只老母鸡。他给两个女儿——小梅和小莲,一人碗里放上一只鸡腿。

“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朱微明说。

“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

彭小莲在《他们的岁月》中的这段文字,令人泫然。

1968年,彭柏山死在河南。

“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又过了许多年,他平反了。

那些“胡风分子”们,也平反了。

只是,死者不复醒来。

“大凡彭小莲在场,一定是她的声音盖过所有的人。她说话生动形象,喜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让人忍不住想笑,她自己却不笑。”一位朋友这样形容彭小莲,“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还在农村插队。差一点被选去拍‘文革’中的一部样板戏,最后因为她的‘出身不好’而被淘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父亲彭柏山已经含冤去世。她母亲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坚强的乐观的漂亮的不折不挠的老太太。父母一生献给了革命,而他们的子女却受到‘革命’的歧视。可能是这次打击,促使她在‘文革’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没有问过她,但依她的性格会这样做。”

那是在1978年。

她的同班同学中,有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

往事依稀,惟有一个细节至今温润:彭小莲用20斤粮票,跟老乡换了一只鸡,然后她把鸡拿回去炖,整个楼道里都飘满了炖鸡的香味……那是一个清贫而快乐的年代。

1982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从场记干起。

l989年的夏天,彭小莲收到了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两万美元的奖学金。

她回忆说:

“拿着它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母亲说。这时候的她,已经病得很重,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行动困难,常常在疼痛的时候叫喊着:‘活着,真是折磨人啊,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没有劝她,但是听她叫喊的时候,有一份犯罪感。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跑到美国去呢?但是,最让我说不出口的是,申请去美国,是我和母亲吵架吵出来的结果。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只留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朋友来看我,还没有来得及敲我家门的时候,只听见我和母亲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地在那里叫喊着。母亲说:‘你就是存心要气死我,这样,你就快乐满意了。’这不纯粹是胡说吗?我愤怒地回答她:‘是你存心要气死我!’

“朋友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气死了你又怎么样?你们家老太太是多好的一个人,有学问,又坚强又正派。这么好的母亲,你跟她吵什么?将来你会后悔的。’

“还没有等到将来,在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我就后悔了。”

朋友说:“(她)在美国一边跟着老美学电影,一边写起小说来。也许是受到她爸爸的遗传,竟然小说也写得很像那么回事……小莲所有的电影都是自己写自己拍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想当作家还是想当导演。”

她终于从美国回来了,成了独立电影制片人。她是“第五代”中的异类,低调,边缘化。

“在边缘有它的好处,就是你说的会保持一分清醒,更重要的是有一分自由。”彭小莲说。

1988年,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看了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说:“我看了一部漂亮的电影,也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导演。”

小川曾经来到山形县牧野村,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199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留下一堆关于牧野村柿子的素材。

他的妻子洋子,找到了彭小莲。

彭小莲完成了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放映时,有人惊呼:“小川回来了!”

事后,她情难自抑,又写出了16万字的《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

“这时候世界有点遥远,你甚至会感到害怕,什么都抓不住,回头望去的时候,屋子里是空荡荡的黑暗……我常常在这个时候,依然会想到小川,他似乎从来不惧怕黑暗,像是一个点燃的火把,竖立在黑暗中,不知道是为了照亮我们而来的,还是为了照亮他自己而存在……也许,多少年以后,特别是在你老的时候,你才发现,穿越黑暗并不是你人生的目的,但是当初怎么就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呢?”

还是用学者刘再复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吧——

“彭小莲不简单。她从小野气十足,不知有什么责任,长大后又有天赋的才气,当了电影导演,并有名声,加上出国深造,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熏陶,更是独立自主……她的写作非常冷静,没有一句溢恶和溢美之辞,也没有控诉与煽情,只是一页一页写着历史,写着双亲的真实脚印和自己的感受。”

父亲与女儿,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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