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从经济学博士到共和国总理

2013年3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准时走入中央大厅，出现在来自五大洲的600名记者面前。在“全国人大记者会”这张蓝色的背景板下，李克强第一次居中而坐。

这位58岁的共和国总理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七位总理，他创造了两个“纪录”，53岁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58岁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从北大才子到共和国总理”，这样的经历与背景，都让人们对他充满了期许。

从77级大学生到团中央书记

李克强出身干部家庭，有数据显示，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安徽省凤阳县的县长。

李克强小学、中学时代遭遇文革。尽管他从小学起就勤奋刻苦、成绩优异，但与同龄人一样遭遇了政治动乱、停课闹革命。他的学业并未因此荒废，学识反而与日俱增，这得益于为他燃灯照烛，“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师李诚。

后来李克强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回忆，“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唯一的管理人员。”他说到，开始会被李先生赶出来，“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当时的李克强对于那些线装书或旧版书，不甚了了，“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在李克强和李诚一同被“赋闲”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在热气氤氲的脚盆旁，“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过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品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李诚先生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他喜欢能“坐热板櫈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划地为牢。”李先生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克强在李先生的眼神中，“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的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在时代的喧嚷中，李克强走到了他的知识青年点。结束文革，时代变迁，改变许多普通人命运的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恢复高考。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拨乱反正要启动现代化的改革年代，最要启动与培育和最实质的收获是改革人才。李克强参加了高考，他是在田间地头上劳动时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李克强在《师风散记》中写道，“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实际上他是以“第二志愿”被北大录取的。这在今天的高考招生中似乎显得无法想象。

23岁的李克强在充满自由精神与学术氛围的北大开始了求学苦读。

北大77级，中国才子的标杆，多少名作家、教授、博导，产生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与人群的符号中。那个时候的北大和整个中国校园，为中华崛起而刻苦读书，时代变革又使这个地方空前地思想激荡。有趣的是尽管政治气候回暖，解冻的法科却仍是绝密专业，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

北大法律系77级新生共82人，分成六个学习小组。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他们，一入大学就对知识如饥似渴，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77级的同学们，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兼具政治学与法学渊博知识的大家、北大教授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各国政制。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当时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回忆，“77级”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提交了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这个校风民主、思想自由的北大校园里，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潮流，谁都不会躲进小楼研文习墨，更愿在三角地未名湖畔高论春秋。

同乡的陶景洲表示与李克强讨论过很多话题，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权力与制衡的关系。两人的看法较为一致--中国需要法治。当时国家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能仅仅只把法律立起来。”

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尤其是法律学科，中文教材很少。要想深入学习，只能啃英文原著。但这些小学、中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同学，毫无外语基础。李克强就自己制作了小本子，正面是英语单词，背面是中文解释，“走在路上在背，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那时国门初开，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陶景洲说到。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1982年，李克强积极准备留美考试，但是，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李克强最终选择了留校。这个看似被动的选择，日后成了李克强事业腾飞的起点。可以说，李克强与共青团结缘，起于北大，后在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的“点将干预”下，李克强在团的十一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直至后来担任团中央书记。

如果说团中央是“自学成才”与“岗位成才”的倡导者，那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等曾在团中央任职的人，就都是“岗位成才”的实践者。李克强一边在团中央工作，一边在北大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知青经历使他深感农村经济凋敝，国家现代化肯定无法实现。于是他在学习经济法的基础上，开始悉心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等人的论文并陈。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政策。

1991年，他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该论文，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挑战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

他在论文中提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而其中核心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要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论文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必然选择。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传统落后经济向现代的成功转变，就会最终在我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