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义：胡锦涛创立安顺民（私）营经济改革试验区的故事

--访时任安顺地委副书记、安顺市委书记张明义

1987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前去安顺考察。在贵州全省的经济增长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背景下，胡锦涛深入调研，看到了落后的症结，并从战略高度提出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在他的支持下，安顺民（私）营经济改革试验区破土而出，不但为贵州开创了发展新路，也成为全国落后地区的改革示范。更重要的是，在当年中央在所有制问题上并没有取得明朗一致的意见下，胡锦涛前瞻性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制度创新思路，充分展现了其胆识和魄力。

那是1987年十一月初，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第一次到安顺考察。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还在宿舍，突然早上叫我开会。会上，胡锦涛要求我汇报安顺市的经济情况。当时的安顺市是一个15万人口的县级市，我的职务是安顺地委副书记兼安顺市委书记。时年，中共十三大确立了"逐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在向城市扩展。东南沿海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及外来企业，发展势头迅猛，而贵州明显跟不上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乡镇企业处于启动阶段，集体和个体工业经济，甚至还出现了滑坡现象。1986年，贵州省工业经济增长13.9%，其中集体与个体经济增长仅有1.6%，大大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说。所谓"黔之腹、滇之喉"是说安顺是历史上内地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也是贵州的中心地带，历来马帮往来商贾云集，是一个商品集散地。传统小商品比较有名的有剪刀、菜刀、砍刀"三刀"和皮革加工；民族蜡染和布依地毯，以及地方名酒"安酒"和"夜郎村"酒。三线建设现代化的军用飞机的制造基地布局在这里，而市属企业则80%是集体企业，全市一年财政收入不过2,000余万元。

区域经济格局中，八十年代我国贵州的产业结构处于多个"二元结构"失调的状态中。一、工农业比重失调，农业靠天吃饭，工业产值比重低。二、工业内部失调，三线建设内迁来的中央资源性企业和军工企业，处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尖端，但布局分散，要形成规模效益必须加大成本；地方国企则大都规模小、技术水平偏低、劳动密集。三、所有制结构与央企地方国有、集体、民营经济比例失调，私营经济甚至是个盲点。发展缺资金，运行缺效率，管理不善与市场关系的扭曲，决定了整个贵州经济的落后。

当天下午，胡锦涛就和我们一起，到安顺的大小企业调研。安顺当时只有灯泡厂、虹山轴承厂零星的省属企业，除年产2000多吨的安酒厂外，市属企业多是规模更小的毛巾、皮革、蜡染、五金、酱菜、纸箱纸袋厂等等。在省顾委副主任何仁仲和省体改委主任陈谨之等领导陪同下，他在安顺考察了三四天。与胡锦涛一起工作，我们感觉到了他的工作作风非常严谨。那一段，半年左右，胡锦涛密集地到安顺市调研了三次，每次都是三四天时间，他深入到安顺的企业当中，直接跟国企、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甚至个体商贩了解情况。那一段他把安顺大小工厂跑了个遍，毛巾厂、酱菜厂、蜡染厂，包括当时安顺市在管云村搞了一个小商品市场，他都去调研过。一到企业，他总是邀请企业领导人来谈，出的题目就是"你们说经济怎么样搞，怎么样促进发展，需要些什么政策，需要我们的政府怎么做？"问得细，想得深，相当深入。调查研究，成了日后产生安顺民营经济改革试验区的基础。

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证明了"一大二公"的体制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根据十三大精神与贵州省情，锦涛同志当时在贵州省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代表省委明确提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是贵州商品经济最富有活力的生长点。看了安顺的几个厂后，胡锦涛通过贵州与沿海的差距对比，明确提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发展安顺市的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那时他已从战略高度看到了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可以作为落后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搞活城镇集体、私营和个体非公经济，最纠结的当然是所有制问题。和全国的情况一样，这里最大的障碍是思想障碍，也就是观念问题。那时候"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思想上，大家都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集体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私营经济

则是资本主义性质。所以"重国营，轻集体，挤个体"是实际经济运行模式。干部认为自己不能支持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发展，私营经济被限制得很死，比如，工商登记难，即便是老百姓自己有钱或者自己集资要办企业也不行，所有制只能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可是国营和集体又没资金投入。"贵州是个穷省，财政收入一年才十几亿，一些重要事情就耽搁在缺钱上"。资金短缺是那个年代最突出的的一个问题和难点。可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无需国家、政府拿钱或银行贷款支持，却在从小到大自己滚雪球来积累发展。情况很明显，越是穷省，私营经济越是盲点和短板，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恰恰是一个可以通过"改革和制度红利"的视角，看得到的增长点。那时胡锦涛从贵州省情出发看到了这个"点"并决心以此为突破口，下决心大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他明确提出，在贵州搞改革，前提是"要解放思想"："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符合贵州实际的措施办法都要大胆采用"，"凡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贵州省情的条条框框要敢于突破"。"真正把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加快贵州发展的战略问题"。

紧紧围绕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这个主题，深化改革"说的就是要从自己能办的范围入手，在整个经济结构上最短的板--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上，搞实验。胡锦涛说："广东、江浙一带为什么发展快？他们就是放手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相形之下，贵州就是这一块"放不开"，就"发展慢"，"赶不上人家的步伐，拉大了差距"。因此要把这个问题当做兴黔富民的大战略。

怎样才能向沿海经济特区学习，在西部落后的贵州搞一个发展民营经济的既是改革，又是开放的试验区？胡锦涛排除干扰，提出了这个路径问题，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决策。

我当时是安顺市的一把手。胡锦涛就叫我带队，到沿海地区去调研取经，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他说，你们去一个月两个月都行，沿海地区是怎么做的，你要弄明白，然后回来给我们汇报。于是我当时带了一支五人组成的考察队，考察了江苏昆山、无锡，浙江温州，

广东东莞等几个沿海城市，1988年4月海南建省级经济特区，我们还去了海南。

沿海发展工业经济，特点是"三来一补"，大量吸引外资，放开和鼓励发展非公营经济。为此，当时沿海地区土地政策放得很宽，村镇级别的批地权力都很大，相形之下，贵州土地政策很紧，县、地区、省各级政府批地卡得很死，限制了企业发展。还有税收方面，我向胡

锦涛罗列了我们考察的几个城市的税收和工业产值的比例综合数据，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和税收的比例大概为28:1，而安顺这个比例是5:1。这项数据显示，沿海地区能够做到藏富于企业，而安顺则是政府穷就"刮"企业"油水"。政府越穷就越刮企业，企业只能越来越穷。这个问题在安顺，或许在整个贫困地区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听了我们的汇报，胡锦涛对我们讲：沿海地区能做的，你们也可以做，沿海有什么好的政策，能够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你们也可以采用。另外，省级以上的权限我作不了主，但是省级的权限你们可以用。省委省政府拿不出钱给你们搞试验区，就靠你自己去吸引外资，

绝不能关起门来搞改革，搞经济发展。关起门来搞改革你就无法改下去，不开放，不吸引外资，经济就发展不了。

胡锦涛这个开放促改革的思路，成了发展安顺民营经济试验区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按照锦涛同志的思路、要求，很快组织起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切实从市里的情况出发，针对阻碍民营经济的种种问题，拟定了八个改革实验的配套政策。这八个配套政策主要是针对如何积极促进集体、个体、私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开展外引内联、促进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专题而具体制定的。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比如工商登记，新政策规定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商户，只要他来申报私营企业或者工商个体户，我们都允许，这相当于现在的商事审批制度的改革。同时还规定政府部门服务的时间，不能拖拉。再如土地政策，因办企业的商户需要用地，所涉土地在安顺市政府的权利范围之内的马上批，地区范围的地区也可以马上批；超过一百亩的，马上上报到省，（省级审批权为1000亩），这个政策很快解决了发展用地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配套政策就是税收政策。当时制定了"依法徵税，建立基金，择优扶持，记国家股，暂不分红"的变通政策。这个政策是针对前面提到的工业产值和税收比例不匹配提出的。我们的思路，也主要是先着手改地方这一块。针对所得税等地方税种，我们的做法是，打个比方，你该交一百万元所得税就照交一百万元，交上来之后，市里返还50%，即50万，作为政府股份投入企业，几年内不拿走，这就叫做"记国家股，暂不分红"，或可分红再投入。实际上等于企业的所得税就只交一半，另一半则用于企业的发展。当时安顺市蜡染厂因供不应求，想扩大生产，但是没有钱操作。税收政策出台第一年，就通过"记国家股"的方式获得了20万的资金，增加了两个染缸，扩大了规模，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提升。"蛋糕做大了"，地方政府在自己的塘子里，放水养鱼，税收也就增加了，税源也就开阔了。

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引资政策，市政府发动大家去引资，凡是成为引资中介人的，政府将按引资规模的比例进行奖励。我记得有一个驻马来西亚的商务代表，引进了一家打火机厂。打火机厂建立并投产之后，安顺市政府兑现奖励他十多万元。当时的财政非常紧张，省政府，地区没有资金支持，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给教师、公检法、政府部门发完工资之后所剩无几，实在是没有钱，所以才搞这个引资政策。还有就是金融。金融上因为银行很难贷得出款，特别是民营和个体商户是没办法贷到款项的，所以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城市信用社，靠吸收个人存款支持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八个政策就是这些主要内容，改革、搞活、放宽、取消限制、取消地域观念，把套着的绳索和束缚、挤压给去掉。这八个配套灵活政策， 得到了锦涛同志和省有关部门的肯定，还在贵州日报开新闻发布会来宣传。

那时省体改委主任陈谨之对试验区情有独钟，常来驻点，被我们开玩笑地封为"试验区区长"。我们为试验区出台的政策方案，不知讨论修改研究了多少次，最后正式以安顺市政府名义向地区行署、省政府提出了"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改革试验区的报告。这个试验区的名称后被精简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试验区"，进而演变成了"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试验区"。

安顺试验区获省政府批准设立的时间是1988年4月8日。到了1990年，各项经济指标即取得了突破。与1987年相比，安顺市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了66%、91%、49%、16%、66%和93%。增长速度并不输于经济特区。（见《贵州文史资料专辑--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2009贵州人民出版社，250页）

试验区造就了一批企业。比如安酒集团。当时安酒在市场上很抢手，经常出现供不应求。如何扩大产能？当时安酒走了一条与周边一些个体专业户混搭的模式，安酒按技术标准收购镇宁县、六盘水市一些小酒作坊生产的基酒进行勾兑，严格进行质量控制，合成统一品牌销售。安酒作为地方国企，带动了乡镇个体酿酒专业户私企发展，形成了改革开放中中国首家白酒酿酒集团企业，也是本刊记者在那个年代见过的，因生产链价值链跨城乡整合在一起，最早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令人难忘的是在安顺市的纸箱纸袋厂。纸箱纸袋厂是个集体企业，人多的时候将近一千人，主要是生产水泥和一些日用包装纸袋。每年需要消耗一万多吨牛皮纸和瓦楞纸。由于企业规模较大，被列入国家轻工部和省的原材料供应计划。主要由黑龙江省佳木斯一家纸浆厂供货。当时正值"价格双轨制"时期，有计划价、有调节价、有市场价之分。计划价每吨250元，调节价275元，市场价325元。计划价，拿不到；市场价，买不起；调节价，拿得到，但原料供应厂不开发票，一吨多出25元，1万吨就是25万，25万没发票，这愁死了那些厂长。胡锦涛到纸箱纸袋厂调研，该厂厂长曾庆华就这事问省委书记怎么办？锦涛同说，问题是你们厂里需不需要这些纸？答：当然需要，没有就得停产，发不出工资。就是不知道这没有发票的25万怎么办？胡锦涛笑着说，那你们的厂领导，可以集体会签入账，共同签字说明购买这类价格的纸是为了解决生产原料。厂长疑惑：这每吨25元的差价，如果对方吞为私有了怎么办呢？胡锦涛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对方是国营企业嘛，那应是佳木斯的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管的事。原料你需要就可以买，首先要保证工厂生产。胡锦涛与转轨期企业家如此对答，足见他的经济头脑的灵活性。这使纸箱厂摆脱了一个纠结。

没想到，安顺的改革试验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注意。1988年7月4日，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名叫《贫困的边疆》述评称赞安顺试验区，称一批有魄力、有智慧的领导人从所有制改革入手来发展地方经济，安顺的做法可能成为今后贵州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南华早报》的文章提到，这一批领导人能从所有制这个敏感的话题上有所突破，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胡锦涛作为一个年轻的省委书记展现了极大的魄力，挑战敏感的所有制问题，并选择安顺市作为改革试验区，这件事情大有可为。经新华社办的《参考消息》转载，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叶小文（本刊顾问），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陪着班上几十位学员也来到试验区考察。他们评价，试验区是中国内陆地区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创举，是探索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模式。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考察了安顺。随后，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秘书长带队，十七个部门的厅局长以及四个地区的书记前来考察。杨汝岱说，要把安顺这一套改革试验复制到四川省的四个贫困地区。后来，国家体改委也要求我们汇报试验区的经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也派员来考察。

放开、搞活，把体制障碍和思想障碍以及政府部门上的行政障碍消除掉，这就是当年胡锦涛在贫困落后的贵州，通过解放思想，在安顺试验区，推行了所有制改革，充分展现了以制度创新，要"改革红利"的企图心，那些改革开放的有力措施，为艰难中前进的贵州，开拓了发展的新路。

1988年胡锦涛奉命调进西藏。当时的贵州省委副书记、后来的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走了，丢下了许多经他设计而未完工的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毕节试验区和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试验区'"。"如果说毕节试验区是科学的设计和宏大的理想，干部群众的共识度很高，推进的障碍小。那么，安顺这个试验区就当属政治家的大魄力和真正的制度试验了。以他的处境，是有风险的，需要相当的胆识！如今，他走了，还能继续下去吗？

专家指出：在首30年改革中，胡锦涛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概念和最早部署这种"试验区"的省委书记。在当时，特别是1989年那一段，这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党内高层和国内各地高级干部中看重"姓资姓社"标准者大有人在并大有影响，以至到了1991年邓公南巡后，党的领导群体才算是真正统一了认识。有人说感觉上这个试验区后来影响弱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现存体制中，也存在一个"人走政息"的现象。但这正好也说明，没有敢冒风险的担当，是不可能在历史的若干可能性中匠心独运、建功立业的。历史会有历史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