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平等权、法国大革命及对中国的判断（上）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近两年来，在中国大陆声誉鹊起，人人争看，究其根源，无外乎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存在某种关联性。从历史来看，法国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中国革命最先学的是法国，后来才师法苏俄，中国早期领导人很多都有留法经历。从这一角度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一直滋润着中国革命。从现实来看，这两年学界集中反思晚清宪政运动，反思辛亥革命，形成了对革命的批判话语，弘扬自由和宪政，而托氏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正好可以拿来在工具和价值两个层面上“为我使用”：假如中国革命的精神源泉有问题，那么，中国的革命话语叙述自然是应该抛弃的（其实托氏并不反对法国革命，他只是反对雅各宾式的暴力革命，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在此不说）。

当然，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不仅仅体现在改良还是革命的话语叙述上，更体现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社会背景以及矛盾激化上，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大相似性。在改革共识已经消弭，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滞的状况下，社会涌动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让许多人联想到革命问题，而无论从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还是直接吸取法国大革命营养的中国革命来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脱离不了暴力色彩，暴力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对世道人心与文明的摧毁。因此，为避免革命的到来，尤其是避免革命的暴力性，很多人试图从托克维尔的这部书中，寻找答案。但正是在革命的原因上，人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托氏在书中列举了二十五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尤其是第三篇中的八个问题，更引起我们的共鸣。如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托氏自己的回答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他认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变革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来说，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这个被称为“托克维尔定理”，此思想在一百多年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更明确的阐释。亨氏认为，社会变革会导致期望膨胀，而期望膨胀会由于旧制度松动和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因此，革命很容易发生。在旧制度下，由于压迫和信息的封锁，人们对现状的理解是理所当然，但变革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变革也赋予了人们资本，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无法忍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统治者开启的变革进程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和期望，人们就会心生不满，并最终将这种不满付诸行动。而让统治者颇觉无奈的是，变革的进程总是天然地赶不上人们的要求。因为面对着业已改变的社会和人心，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总是赶不上变化，统治能力也在下降。因此，革命发生于变革中几乎是一个铁律或宿命。

两位大师的看法惊人一致。不过，与其将这作为原因，不如把它当作规律更恰当。革命还有其更深刻和具体的因素。就法国大革命来说，之所以冠以“大”，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暴力程度非同一般，比起之前的英国光荣革命和几乎同时发生的美国独立革命来，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程度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少有的；更在于，它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对法国社会结构和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

比较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会发现有三种类型，如果以英法美作代表的话，分别是英国的自由先于平等的革命，美国的自由和平等同时进行的革命，法国的平等先于自由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把对法国大革命原因的追问，转换成为什么法国革命，追求平等甚于追求自由，即从平等角度来探寻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任何革命，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都脱离不了当时的国情、历史、思想和阶级关系。就法国革命来说，人们之所以对平等的感受更深，愿望更强烈，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法国有一个当时欧洲大陆上少见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这一体制在法国已经存在三百多年。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不容任何有制约和挑战王权的势力存在，因此，在法国革命爆发前夕，在欧洲其他国家制约专制王权的贵族阶层已经势微。专制王权是通过把大部分资源，包括将全国贵族迁移和集中到首都实现的，以致巴黎成了法国本身。法国中央集权制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几乎没有中间的行政机构，它是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来管理人民的，这样，一旦巴黎不稳，就是整个国家的不稳，巴黎动荡，全国动荡。

其次，旧贵族的残存特权让人民对平等的渴望特别强烈。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是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这就使得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以致在法国人民看来，贵族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人厌恶，“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并且至今不衰”。

第三，农民的处境非常困苦。虽然托克维尔讲过，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且政府表现出了对农民的极大同情，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他们负担。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负担很轻。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路易十六在法国统治时间达十几年，在其后期，法国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几次大的灾害，再加上法国支援美国同英国作战耗费了大量财政收入，法国农民所承受的税赋非常严重，军役税、徭役等几乎都让平民阶层承担，其他阶层包括贵族和新生的资本主义都有免税权。所以，法国农民虽然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包括来自法庭判决的不公。政府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但说得多，做得少；人民的苦难虽然已经唤起官员同情，但仍未摆脱官员的轻视。这无疑使得农民特别憎恨旧制度。

第四，毫无行政经验的文人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他们对理想社会的鼓吹唤醒了法国平民潜藏的平等意识。在贵族丧失了对精神的领导优势后，作家填补了这一空白。本来具有行政经验的官僚应该为社会设计未来蓝图的，但在专制制度下，官僚们自己也丧失了责任感，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带有浪漫情怀的文人身上。卢梭是法国革命的导师。法国革命的思想基础直接来源于卢梭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民主哲学，罗伯斯贝尔就是卢梭的学生和信徒。文人主导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设计，无异于把政治艺术化和道德化，将政治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塑造，用平等的社会理想来改造现实。所以，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文人鼓吹的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

第五，社会成员普遍陷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状态，没有基本的公民精神。用托克维尔的话讲，“公民身上一切共同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都被专制制度彻底瓦解。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没有公共生活，私人每个人都极为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直接面对专制王权，这使得人们在把中央集权专制视为其最终庇护所的同时，当革命的风暴到来，也容易把苦难的矛头直接对准专制政府本身，没有缓冲。

最后，不恰当的行政改革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由于财政拮据，法国在18世纪进行过几轮改革，到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政府对法国的行政系统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诸如行会理事会、总督和议会的关系，农村行政结构及捐税等，都进行了调整，致使原先的社会秩序全被打乱。“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革命也就在这种改革的无序中爆发。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