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看法与说法》摘录

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根子在领导身上。

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

如果民主党派的意见都和共产党完全一样了，我们说什么，你们就都说什么，这只是多一部分人而已，多党合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这里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重视。比如，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决不能变成仆人，但事实是，在若干改革、若干企事业单位中，群众地位越来越低，发言权越来越少了。再比如，我们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实情况是，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而一般群众的生活提高较慢，甚至下降。照此下去，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共同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假如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是使自己富起来，而群众却没有富起来，只是使自己获得了大的利益，而群众却没得到利益或者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在纪念建党六十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6月30日）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我们权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我们为他们办实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我们又要掌权，又不为人民办实事，那还不如让人民另请高明。《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7日）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听取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9月11日）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的确有许多实际困难，但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对此，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3月5日）

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对群众意见不以为然；有的敷衍应付，听意见只是做做样子；有的只听顺耳的话，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有的名曰听意见，实则对群众发号施令。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根子在领导身上。《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2月24日）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他一切无从谈起。《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

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我们搞改革，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过分强调“危机感”，不允许使大多数人都感到危机。“危机感”强调过分，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们多年向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么能够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业大军怎么得了？要“先挖渠后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减人，哪个厂裁下人来，哪个厂就必须就地消化掉。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从一般意义讲，改革是为广大职工谋利益，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表现形式为改良，因而具有渐进性和迂回性的特点。因此，无论当前还是长远，改革都必须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否则，改革就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持续进行。如果我们的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是痛苦，使群众感到可怕，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值得研究。《在讨论〈群体经营工作法纲要〉时的讲话》（1989年1月5日）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广大群众物质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机构、人事，涉及头头脑脑。因此要非常仔细，非常审慎。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搞，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持续，甚至会走错路，走邪路，已有的改革成果也会丧失。《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适应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但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

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性质、职能不同，党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它们的工作。依法治国和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将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再固守过去那种领导体制，就会降低党的领导地位，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8年4月22日）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

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讲对了更好，讲错了也不要紧

八九政治风波后国际舆论界掀起一阵风，似乎中国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其实不是，我们是坚持民主、人权的。去年国内也有另一种意见，说前几年民主太多了，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但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空谈民主，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否认中国的民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也是不对的。《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1990年7月27日）

我们现在民主和自由搞得还不够，要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口号都给了资产阶级。但极端民主化、自由化就不好了，无政府主义也不好了。对民主、自由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应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解释得更加入情入理，让人们听起来更加舒服。民主和自由、集中和统一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的插话》（1989年10月7日）

在目前的条件下，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一下子就搞得很实很充分，还不太可能。这不仅是政协本身想不想搞的问题，还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党政领导同志的看法问题。就像贵州省原来某位领导人的家属和省里一些干部所发生的贪污腐败问题，贵州省的干部和群众、省政协都有反映、有看法。为什么没有揭露出来、实行监督呢？因为那位领导人还在位。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先得把人调走。还是得从上面、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下面的意见才能提得出来。《同贵州省政协领导同志座谈时的谈话》（1994年10月19日）

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在提不同意见、做诤友、提批评、搞监督这些方面，我坦率地说，民主党派最近几年还没有恢复到建国初的那个程度。所以，要发扬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优良传统。要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心有余悸。讲对了更好，讲错了也不要紧。

如果民主党派的意见都和共产党完全一样了，我们说什么，你们就都说什么，这只是多一部分人而已，多党合作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民主党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有着共产党自身不能代替的作用。

对执政者说好话容易，但是能很诚恳地、肝胆相照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很不容易。不能说一提意见就是不拥护共产党了，只要提意见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即使提得不准，尖锐一些也不要紧。《在会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成员时的讲话》（1997年12月）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

什么叫领导？简单地说，“领”就是带领，就是走在前边，干在前边，身先士卒，“导”就是引导、教导。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9月29日）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我和一些同志说过：必须设法改变这种情况，即当某个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什么都是正确的，有错误也没有人提，致使铸成大错，造成大的损失之后再来算总账。《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年12月13日）

我在天津工作时，和大学的学生对话前，管教育的同志打算找一帮积极分子、团干部、学生会干部，说找那些意见多的人没法控制局面，怕下不了台。我说，就找那些自命不凡的、最有意见的人来对话，连几个学生都应对不了还当什么市长！于是找了一帮有见解的、自视很高的学生对话。结果他们说“说不过我”。我说：“什么叫说不过我？有理尽可以讲嘛！还是你们没理啊。如果有理还说不过我，说明你们本事还是不行啊。”对话结束时我说：“第一，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你们天天发牢骚、瞎闹腾，其实你们才读了几本书，有多大的本事？第二，你们把自己看得太低。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但你们总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和旁观者的位置上。”我还说：“从对话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你们当中一定会有栋梁之才；第二，你们当中一定会有平庸之辈；第三，你们当中难免会出不肖之徒。”这些学生最后还给我鼓了掌。所以，对说尖锐话的人、反对话的人不要在意，更不要怕。《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00年2月24日）

经常和基层同志对对话有好处，有助于了解情况，联系群众。有人说群众中许多意见是谣传，小广播影响人们的情绪。小广播多是大广播不发达的结果，大广播一发达，小广播就没了。找群众对话，有意见摆在桌面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些意见可能尖锐些，这不要紧，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们就接受；有些批评可能不完全准确，只要有5%也是好事；至于有的人气大放炮，那也没什么不好，给他们有个出气孔。没个出气孔，气憋得太足容易憋爆炸，不断给找个口儿，说完出出气也就完了。《在天津市公用局现场办公会上的讲话》（1987年12月9日）

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为此，乡村组织民兵巡逻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一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并用身子靠了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然只是叫喊而没动作，于是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给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月25日）

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天津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85年5月29日）

看一个体制、一个政策、一个领导好还是不好，最大的一条，就是能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不能把各方面的潜能发挥出来。我们写文章顾虑很多，面面俱到，穿鞋戴帽，光光溜溜，油油滑滑，攥也攥不住，摸也摸不着。我们很多节目也是这样，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等几个人弄《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看了感觉不错，就告诉他们，先找个胆大的电视台放，一天放两集，越快越好。放完了老百姓都说好。我说，这个时候谁说不好谁就是和珅，结果谁也没出来说不好。外国人拍电影、电视，卖不了座，赔了钱，是因为自己的本事不大。中国一部电影、电视剧要是花上几千万甚至于一个亿，最后审片没通过，这钱找谁要去？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是有本事的，是一定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的。关键是，如何提供一个潜心创作的环境？如何把大家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这是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身奋斗的事情，也是需要各级领导认真研究考虑的问题。《看望政协文艺界委员时的讲话》（200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