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毛泽东把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当资本主义复辟

本文摘自：《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萧功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右的即自由激进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的因果报应。共产党革命力量通过集权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与无政府化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后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端。然而，“超阶段论”的左倾惯性思维在建国后进一步膨胀，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搞激进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毛泽东本人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集权体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会监督与党内制度的约束，从此，左的乌托邦幻觉加上高度集权政治，使毛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也在这一体制下为所欲为了。在极左思想支配的集权主义体制下，他把一长制下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误读为“上层建筑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党内资本主义复辟”与“修正主义”，于是变本加厉地发动更为激进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乌托邦平均主义灾难的恶性膨胀。

极左时代的中国人穷到什么地步？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山西农民心酸的话：“公社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1978年农业部统计，此前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七十五元……左的激进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概括地说，这种以乌托邦平均主义理想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有无法克服的弊端。一是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其次，在集权的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社会上的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可能严重到几百年后的人们也会感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如果说“文革” 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恰恰把极左平均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要了解极左派的本质，最好是看看红色高棉造成的灾难。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推行的，就是以中国“文革”为榜样的、以平均主义作为“最高原则”的、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运动，他们要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重新建构一个由没有私心的“新人类”构成的、没有剥削的“公平大同”的乌托邦新世界。基于这一目标，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统统赶出城去，让他们到农村去“战天斗地”，为了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他们废除了货币与一切商品的流通，他们还从肉体上大批量地、有计划地消灭了被认为“资产阶级复辟基础”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与华侨。

我曾在柬埔寨参观过，当地导游是一位中年华侨，他亲口告诉我，到红色高棉崩溃时，全国只剩下七百多个中学教师。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革命改造搞得最极端时，社会上凡是懂法语的知识分子一律处以劳改或杀死。全国七百万人中死了近二百万人……

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本人，自称是真正的“左派革命家”，自称是毛的“好学生”，他的理想就是要在红色柬埔寨实现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华侨导游多次充满感情地对我说，直到现在，他们才总算过上了人的生活……如果说，“柬埔寨革命”是人间重建乌托邦的极左灾难的活化石，那么，它也同样是极左的个人专制主义灾难的铁证，它以极端的方式再次印证了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人间灾难。

既然左的激进主义乌托邦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灾难，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的“文革”左派仍然还狂热地信奉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这与人类在遇到困境时的复杂深层心理有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并感到不满与绝望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的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文革”中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的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们把这种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之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飞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