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

“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

1981年春，习仲勋在中南海。

大约是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正在散步的习仲勋突然转过头来对同伴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

今年5月24日，习仲勋辞世已整整10年，人们仍然会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遗产。

直言不讳地反“左”

对于上纲上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运动，习仲勋并不缺少直接碰撞的体验。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极力避免制造或介入此类悲剧。

接近习仲勋的人士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受，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习仲勋保护过很多人，但除了极少数情况，并未听说他跟谁过不去。

在习仲勋手下多年的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马永顺清楚这些。1959年，马永顺和另外两位同志受习仲勋委托到甘肃解决缺粮问题。回来后，政治风向大变，反“右”倾运动席卷而来。甘肃省委一个负责人借此向习仲勋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肃接受批判。

这件事被习仲勋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他才将此事告诉马永顺。

不仅不整人，他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不报复。一件由长子习正宁讲述的往事是，习仲勋获得平反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揭发他“反党”罪行的人写信向他求助。习仲勋不计前嫌，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他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写这样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检讨。他悔恨了他的过去之后，恢复了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这封信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习仲勋的解释。

习仲勋性格里有绵软、宽厚的一面，但并不缺少执着、硬朗。当他在1942年写给中央的信中，斥责当时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运动荒唐可笑时，他终又变成了那个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热血战士。

担任全党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宣称：“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但习仲勋很快就看到了这场运动的不堪——起初，运动只是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后来干脆搞起了“逼、供、信”，只要女同志长得漂亮一点，就被臆断成特务，搞得到处人心惶惶。

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他抵制了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中央停止。

习仲勋是那种害怕党的政策被一只“左手”强力垄断的人。1947年冬天，这只强大的“左手”让解放区广泛进行的土地改革激进过了头，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也成了土改对象，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被拉出来斗争。这只“左手”甚至将在新政权中任职、家中缺乏劳力的公教人员也定成地主、富农。

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给中央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来委派前往的），在甘肃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忍不住批评起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他说出这番尖刻批评的时候，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一道，正被奉为“三面红旗”，“左”的思想在全国正占着统治地位。这股直面权威的勇气，他坚持到政治生涯最后一刻。

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

在习仲勋原本的人生轨迹里，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选。“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跟子女追忆过往时，习仲勋常这么说，然后转述他父亲的金玉良言：“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

他知恩图报，不管对象是谁。1930年，为了征兵，他寄身在一家饭馆做帮工，结果这份恩情被他记到了1950年，他给老板写信，问对方有什么困难，然后汇钱帮着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给他治病。

他常年身处最高层政治，但并没有离开地面。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当地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习仲勋决定专题向党中央汇报，让秘书起草报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不过，在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有一些生动的例子没有写上去。秘书对此也很为难，觉得“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

让秘书感到尴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有人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习仲勋承认这两个例子有欠妥之处，但他坚持诙谐的故事既能反映现实，又有说服力。最终，这份带着“老蒋”和“尿”的报告被上交给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相关部门加以解决。

习仲勋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搞过学运，拉过队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层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属要时常到大街上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上世纪80年代，他主政广东，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但他对此并不满足，常让秘书贾延岩外出收集、抄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

一天，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人贴出的大字报吸引，其中描述了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出于同情和义愤，这位秘书私下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直接申诉，结果招来同事的非议，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

反倒是习仲勋鼓励他：“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又一次，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还有人无力完成购买国债的任务而投井自杀。他拍案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

这些见识与他的人格张力，正是10年后的今天，他被人们怀念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