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大会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摘要：1979年10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整个拨乱反正还在进行之中，第一次全面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提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有力地推进了文艺界乃至整个思想界拨乱反正的进程。本文探究这次大会的来龙去脉，特别是通过184期未公开的会议简报，详解大会讨论情况和澄清的重大问题，展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曲折历程。

关键词： 拨乱反正；第四次文代大会；文艺政策

1979年10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大会），是在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召开的文艺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近30年间，除了个别当事人的零星回忆外，学术界对此几无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对这次文代会的历史档案作较全面的梳理，展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

一、文艺界在“徘徊”中的艰难历史转折

第四次文代大会之前，文学艺术发展伴随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方针政策的落实而艰难前行，20多年间，共召开过三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大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为把全国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统一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下而召开的。1953年9月，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背景下，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之时，第二次文代大会召开，会议提出文学艺术工作要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新要求。1960年7月，第三次文代大会召开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次大会贯穿了“大跃进”、“反右倾”和“反修斗争”的基调。可见，前三次文代大会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相关，政治化趋势也日趋浓厚。那么，与1960年的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时隔整整19年之后，于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有着怎样的背景呢？

这要从“文革”结束之时乃至更早追溯起。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时，文艺界是“重灾区”，面临着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文艺组织以及解禁文艺作品等大量繁重工作。问题的关键，不仅是彻底清理和纠正“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影响，还要彻底清理和纠正“文革”之前“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文艺工作的影响。因为，正是“文革”之前的“左”的错误被江青等人推向极端，通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成了“阎王殿”里的黑线头目，文艺团体和机关成了“裴多菲俱乐部”，作家艺术家成了“黑帮”或“黑线人物”。文艺界的波澜很快席卷教育界，然后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成为在劫难逃的梦魇。“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强加在文艺界的精神枷锁。批判并彻底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成为重新确立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

但是，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并非一帆风顺，在“两个凡是”方针束缚下，如何看待“文艺黑线”成为争论焦点。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会后自上而下传来一种观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着主要地位，文艺界没有被黑线专政，“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应该批，但“文艺黑线”还是有的。这样，在“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外又冒出了个“文艺黑线”论。于是，一方面，文艺界带着巨大伤痛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革”的潮流中，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涌现出如《天安门诗抄》、《丹心谱》、《于无声处》、《班主任》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另一方面，人们批“左”的努力受到重重阻碍，不敢触动长期以来人为设置的种种禁区。为了澄清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广大文艺工作者切盼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第四次文代大会。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下半年，继《班主任》和《伤痕》之后，一大批“伤痕小说”喷涌而出，它反映“文革”的历史劫难，控诉极左路线的罪恶，产生轰动效应。文艺界多数人拍手称快，但一部分人认为，这类作品对社会阴暗面“暴露”得太多、“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1]。由此展开了文学该不该“暴露”的论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三中全会后第三天，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文艺界得以加快拨乱反正的进程，开始了对“文艺黑线”论的全面批判。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参加文联迎新茶话会，会议第一次公开否定了“文艺黑线”论。会上文化部部长黄镇郑重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痛斥林彪、“四人帮”把全国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2]

3月，茅盾给文联筹备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第四次文代大会的期望，并建议中组部过问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胡耀邦看信后，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召开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的问题。3月底，“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召开，要求各地迅速为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特别是历届文联全委和各协会理事落实政策。会议发出的《联合通知》指出，凡是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改正。另外，“文革”前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3]5月3日，中共中央撤销《纪要》，至此，“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彻底推翻。

同时，在拨乱反正大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人仍然受“左”的思想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表现出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旗号，否定党的领导。1979年春天，邓小平作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但文艺界某些受“左”倾思想束缚的人却把“四个坚持” 和思想解放对立起来。在三中全会后至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前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文艺歌颂与“暴露”问题，文艺批评乃至思想理论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激烈论争。究其实质，这些论争关系到长期存在的困扰文艺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文艺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吗？等等。同时，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极个别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和文章。这些问题尽管发生在文艺界，却与如何正确看待三中全会路线、如何科学总结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息息相关。这充分说明继续拨乱反正，澄清思想混乱，仍然是文艺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复杂状况成了第四次文代大会的重要背景，同时也成为了这次文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归结起来，上述背景反映出文学艺术界在反思过程中前后出现的混乱情况：一是，“文革”结束后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方针影响，文艺界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激烈交锋而产生的混乱；二是，1979年春天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文艺界某些受“左”的思想束缚的人把“四个坚持”和思想解放对立起来而导致的混乱。当然，更为深层的背景是“文革”及其以前中国文艺界所遭受的灾难。所谓“灾难”，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工作者作为个体在心灵和肉体上的磨难，更重要的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事业所遭受的磨难。可以说，第四次文代大会面临着比过去任何一次文代会都要复杂的历史背景，担负着更为艰巨的拨乱反正任务。

二、会议筹备、召开及文学艺术指导思想的确定

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的最初动议，产生于1977年12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在闭幕式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宣布：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4]1978年1月，由中宣部建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筹备及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5]

5月，文联及作协组织重新恢复，但第四次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迟迟未上日程，直到11月，筹备小组才开始讨论筹备工作。12月12—25日，在出席广东省文艺座谈会期间，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夏衍等人，向文联的同志征询了关于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的意见。张光年在日记中记载了征询取得的共识：召开时间定在明年4月，不搞总报告，只为茅盾、黄镇分别准备“较简短的讲话稿作为引言或动员报告”，“会上发扬民主，最后由几位同志作重点发言，加以集中提高”。这段日记，乍看起来，文联的共识是不搞总报告，不打算系统总结文艺工作，但细心分析会发现，这一共识的关键，似在“动员”和“发扬民主”上，这意味着大会报告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可以听听大家怎么讲。特别是日记中还接着写道：“广州”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可先开省、市代表大会。[6]广州，在当时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城市，曾经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纠过“左”之偏，申明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政策。由此可见，在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彻底否定 “文革”的情况下，文联领导对于第四次文代大会到底怎么开，仍犹豫不绝。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在26日至31日之间，张光年、林默涵主持召开了作协筹备组会议和文联办公会议，具体讨论第四次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与会者基本同意在4月间召开会议的设想，并成立了由张光年负责的文件起草小组。[7]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长，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加快了。1979年1月2日，在胡耀邦参加的文联迎新茶话会上，张光年向胡耀邦汇报了准备4月间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耀邦表示赞同。1月3日，胡耀邦把周扬列入中宣部顾问的名单。之后，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这一表态使文艺界人士十分振奋。夏衍说，文代大会19年未开了，打倒“四人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了中宣部部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愿望，才得以实现！[8]

1979年春天，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传达后，文艺批评乃至思想理论界不断发生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激烈论争，这使得关于第四次文代大会的设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当时，为了深入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胡耀邦多次与文艺界人士座谈，开展调查研究。按最初设想，文代会没有主报告，请中央负责人来讲话即可。但是，在对文艺问题有了更多了解后，胡耀邦改变原来的设想，对筹备中的第四次文代大会提出更高要求。他要求增加主题报告，对建国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进而决定将原定的1979年4月向后延期。按照胡耀邦指示，5月底或6月初，成立第四次文代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周扬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工作，并为大会议程定好基本框架。

周扬接手主持筹备工作后，开始精心组织准备大会主题报告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大会主题报告的起草几经周折，主题思想迟迟难以确定。分歧的焦点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是“左”还是右？“伤痕文学”是好还是坏？是否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等等。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存在的“左”的干扰是主要的，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肯定的，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相反。为了写好报告，胡耀邦决定由周扬负责起草报告，组成由林默涵、冯牧和陈荒煤参加的起草小组。8月底或9月初，周扬和起草小组完成报告初稿，胡耀邦看后，决定将初稿发给大家讨论修改，组织以文化界为主的一两百人参加，以便集思广益。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主题报告及会议文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有的同志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多年来产生不好的效果，报告中还是不提为好。周扬、林默涵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删掉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表述。[9]至此，主题报告终于定稿。关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也即后来的邓小平《祝词》的起草工作同样不是一蹴而就。在有关人员完成初稿后分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时，周扬表示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小平同意周扬的意见。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胡乔木又作了修改，直至定稿，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随之确定。

1979年10月30日下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文艺界3200名代表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出席开幕式。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其要点：首先，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的文艺事业的成就，赞扬文艺队伍从总体来看是好的。第二，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以及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第三，提出了坚持“双百”方针、保证艺术自由的一系列观点，并强调党要领导好文艺，在讲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0]时，与会代表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样，《祝词》在会议之初就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文艺发展方向和指导方针。

第二天下午，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题报告。报告首先对建国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作全面回顾，并强调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报告还提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明确了文联和各协会职责。

此后，大会围绕《祝词》和周扬的报告，分组展开讨论。代表们对《祝词》反响强烈，认为《祝词》极大地鼓舞了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勇气和信心，为大会深入讨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发言中，代表们抛开顾忌，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三、会议讨论及澄清的主要问题

关于讨论发言情况，从会议简报看，讨论最集中最热烈的是四个问题：关于建国后十七年文艺路线的评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文艺歌颂与“暴露”问题。此外，大会还就关于文艺体制改革、人才、经费等等问题展开讨论，明确和澄清了一些主要问题。

（一）“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工作的评价问题

《祝词》和报告都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工作做了估价。报告总结说：三十年来，除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11]。在讨论中，对“文革”十年的总结，没有分歧，不同意见是针对“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工作的估价。多数代表认为，《祝词》和报告总体上肯定十七年文艺路线是符合实际的，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彻底批判，但在具体问题的评价以及对“左”的干扰的认识上，有不同意见。分歧主要在集中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对十七年文艺界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评价。首先，在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以及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运动的评价上，报告给予肯定，对此有些代表赞成，不少代表提出异议。提出异议的，一种认为报告没说清楚，对错误不够正视。另一种直接指出错误所在，如江苏省代表顾尔镡说，把文艺运动搞成批判运动，就是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的，完全违背了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的原则。他还提出现在一概肯定当年对胡风的批判，并不实事求是。第三种提出新建议，指出对此该一分为二地重新评价，如上海代表团吴强等指出：一方面，《武训传》等前三次批判思想上有错误，可以批评；另一方面，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为后来的反右派、反右倾、批《海瑞罢官》等开了先例。[12]报告吸取代表意见，指出前两次批判运动 “作为思想批判、文艺批判，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就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13]对第三次批判运动，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报告由原来的基本肯定改为不再提及。

其次，对于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很多代表也提出不同意见。一种是不满意，认为评价不够深刻、不够充分。另一种是完全反对，认为反右派“完全搞错了”。第三种提出新建议，如北师大陈子艾指出，反右斗争应当说是颠倒了敌我。[14]报告采纳建议，这样写道：“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极为有害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15]

最后，关于1957年以后的思想政治运动的评价，许多代表不满意。辽宁代表团的许多同志纷纷发言，认为应该正视。[16]报告尽量不再回避，指出：“一九五八年全国所卷起的一阵浮夸风、共产风和在知识界进行的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也波及了文艺界，使‘左’的倾向又一度抬头。我们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长了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产生了粗暴批评，损害了艺术民主。”[17]

第二，在讨论中分歧比较大的还有，关于十七年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是否形成一条“左”的路线，以及它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关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正确，但工作中有错误，“左”的错误更为严重，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不仅有“左”的错误，而且已经形成一条“左”倾文艺路线，“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从十七年的“左”倾路线发展起来的，而报告对此估计不足。安徽代表左平还打比方说，“我们这段历史好比长江大桥，‘四人帮’那十年是江面上桥身那段，但外边还有很长一段引桥”。[18]事实上，周扬本人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巧合的是，在起草提纲中，周扬用了同样的比喻：“文革”十年，好比桥身，五七年以后的十年，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报告吸取某些建议，首先认为十七年“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同时也表明二者存在关联，“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正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19]邓小平《祝词》也将原来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改为 “……基本上是正确的”[20]。

可见，报告对建国后文艺界一些政治批判运动的消极面，还不能够彻底否定，但在当时，整个拨乱反正还在进行之中，党中央还没有彻底否定“文革”的情况下，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够形成有关十七年一些主要问题的正确结论，非常不易。这有力地推进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进程。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会前，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文艺界已经就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大讨论，试图摆正文艺的社会位置。大多数人虽然肯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 [21]的历史作用，但认为这个提法“既不能概括文艺的性质，又不能概括文艺的功能，也不能概括文艺的特征，更不能揭示艺术的发展规律。”[22]会前的探讨，为第四次文代大会上的讨论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周扬在报告中是把它作为经验教训的“三个关系”中的一个关系提出来的。报告认为，在三个关系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恰恰谈得最少。其实，会前大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意见，主要都集中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胡乔木指出，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提议把这段话删掉，在这次文代会上也不必讨论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讨论清楚的。但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代表们偏偏对此格外关注，几乎每一组、每一次的讨论都涉及到。

有些代表赞成报告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认为 “回答了文艺上的一些大问题，对大家启发很大”。有些代表则不满意，并针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意见和建议，认为，三条主要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3]《祝词》吸取意见，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这样的表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24]可是，《祝词》仍沿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但已经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对“服务说”、“从属说”有了突破。周扬的报告首先指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 “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一论断使“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的内涵被放大为“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利益”，这样，既打破了“文艺脱离政治”的观点，又使“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从“三条关系”中突出出来。然后，报告又对“政治”做出动态解释，指出 “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彼时彼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变成不正确的了。”于是，报告自然得出结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同时，报告又强调文艺在当今应该适应怎样的政治需要 ，报告说，“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25]

这样，《祝词》和报告都舍弃了数十年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尽管还未明确提出新时期的口号，却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是文艺界拨乱反正极为重要的一步。

（三）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

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的同时，“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被重新认识。代表们拥护《祝词》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精辟阐述，并说文艺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毫无疑义，关键是党要实现正确地领导。那么，到底该如何正确领导呢？尽管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在几个重要观点上基本达成共识：

禁止横加干涉。邓小平在《祝词》中说，党的领导“不要横加干涉”，当时鼓掌极为热烈。报告也强调 “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许多代表联系自己和他人挨棍子的经历，畅谈了自己的感受，他们纷纷指出： “不要横加干涉”非常好，文艺能不能繁荣的关键正在这里。[26]

按照文艺规律办事。很多代表认为，造成横加干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承认艺术规律、不按艺术规律办事。[27]对此，《祝词》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28]。报告也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力求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 而绝不应当是只凭个人感想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家长式的领导。”[29]

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在讨论中，许多代表提出贯彻“双百”方针、建立健全文艺立法和文艺民主制度的要求[30]。对此《祝词》指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 [31]报告指出： “双百”方针已经列入我国宪法，这就保证了人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保证了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又互相竞赛和互相争论的自由。[32]

（四）关于文艺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形势任务

在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前仅仅的一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文艺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理论批评界连续发生了三次重要论争。特别是最近一次，1979年6月《河北文学》发表《歌德与“缺德”》一文，把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批评，转化成不合时宜的政治批判，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重申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职能时，又出现了认为“只有揭露阴暗面的文学，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在文代会上代表们就这一问题再次讨论，并澄清和明确了下面一些重要问题。

对“伤痕文学”的评价。讨论中有两种看法：多数代表认为“伤痕文学”值得积极肯定；一些代表认为“伤痕文学”有缺点，认为文艺无论写什么，都不应该使人悲观失望[33]。报告对“伤痕文学”给予肯定，指出：“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 [34]《祝词》也肯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清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作品，说：“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35]

文艺作品该如何“暴露”。在肯定了文艺的“暴露”功能后，关于怎样暴露，还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暴露”要有禁区；另一种认为艺术就要干预生活，反对所谓揭露要有分寸看效果。[36]对此，邓小平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描写“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特别提醒文艺家们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37]。报告也强调，“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38]

当前文艺界解放思想、肃清极左流毒的问题。代表们接着讨论了当前文艺界形势问题，多数意见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流毒”[39] ；另一种意见则强调，文艺界不仅有“左”的思潮，也有右的思潮，或者有右的苗头[40]。对此，报告指出，“现在的情况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是思想解放还不够”。《祝词》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并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41]

文艺应努力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关新时期的任务，《祝词》特别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42]报告也说：“我们的文艺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教育青少年一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3]代表们表示赞同，大会在文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上，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

四、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四次文代大会历时半个月，于11月16日隆重闭幕。[44]闭幕当晚，胡耀邦在茶话会上对全体代表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45]它所形成的主要成果，对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大会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指出：全体代表一致拥护邓小平同志的《祝词》，认为它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必须坚决的贯彻执行”，大会“热烈讨论并通过”了周扬同志的主题报告，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鼓舞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46]《祝词》和主题报告于会后被确认为中央文件，保证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第二，达到团结与重整文艺队伍的目的。大会选出由457人组成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等11人为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也分别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文革”前的文化官员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同时吸收了反右派运动等“文革”前历次运动被打击的文坛名人。在会上，“文革”中同时受难的“整人者”与“被整者”充分交流，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47]大会在团结与重整文艺队伍方面总体上是成功的。

第三，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次全面切实地总结建国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经验的会议。尽管有些方面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整个拨乱反正还在进行之中，“历史决议”尚未完成之时，大会能够对“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工作进行客观总结和对新时期三年来文艺形势作出科学评价，为新时期文艺工作提供了经验教训，为文艺界解放思想，彻底挣脱“左”的罗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明确新时期的文艺发展方向和指导方针。《祝词》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祝词》提出坚持“双百”方针、保证艺术自由的一系列观点。茅盾在《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文艺民主”[48]。把“双百”方针同文艺民主联系起来，既是对“双百”方针的恢复，更是对“双百”方针内涵的发展。同时，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这次会议已经开始使文艺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会后几经酝酿，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49]，从而彻底消解了“从属论”和“工具论”，文艺界思想观念的更新之路越走越宽。

总之，第四次文代大会在文艺界掀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了当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拨乱反正、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虽是个侧面，却关涉对总的历史问题的科学总结，影响着整个拨乱反正的进程，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

（本文作者 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参考资料：

[1]陈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回顾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4页。阎纲：《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小说论集》，第288页。

[2]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82页。

[3]《加快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载1979年4月7日《人民日报》。

[4]刘锡诚：《饯腊催耕》，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第40～42页。

[5]中国文艺年鉴社编《1981中国文艺年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6]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7]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第111—112页。

[8]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载杨志今、刘新风主编《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6页。

[9]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6～27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213页。

[11]《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6页。

[12]《简报》第28、38、40、41、46、54、62、69、74等期。

[13]《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1～72页。

[14]《简报》第24、35、38、52、53、72等期。

[15]《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6～77页。

[16]《简报》第35、46期。

[17]《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6～77页。

[18]《简报》第5、6、8、9、10、28、38、39、40、43、46、51、52、54、58等期。

[19]《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7页。

[21]“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衍生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22] 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上海文学》1978年8月号。

[23]《简报》第28、29、34、35、38、39、40、50、52、69等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25]《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8页。

[26]《简报》第10、12、15、22、23、31、102等期。

[27]《简报》第6、8、12、15、23、24、51等期。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29]《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8页。

[30]《简报》第23、30、39、51、52、54、58、77、93、115、137、144等期。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32]《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80～81页。

[33]《简报》第30、35、37等期。

[34]《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5～7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36]《简报》第24、32、37、39、40、53、73期。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38]《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7～78页。

[39]《简报》第10、11、41、78、115、135等期。

[40]《简报》第35等期。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210页。

[43]《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79页。

[44]《1981中国文艺年鉴》，第93～96页。

[45]《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1页。

[46]《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17页。

[47]肖冬连：《1979年的文艺复苏与文艺界的风波》，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第8页。

[48]《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75～76页。

[49]《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载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