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荻：文革因重名抓错人受害人要求平反反被“戴右帽”

本文摘自：《今晚报》2013年1月11日第21版，作者：肖荻，原题：《更名换姓沧桑事》

姓名是一个人的符号，大都伴随人的一生。但，风云变幻，因缘际会，在下就经历过几次“更名热”。

解放前夕，京津大批进步学生奔往解放区。我和南开中学四同学在泊镇城工部学习，领导布置：为保密，一要毛巾遮脸，二要改换姓名，一夜之间四人分别改为薛云，王云、秋晨、肖荻（只可惜，这三位学运中出色的同志，后因各种不幸均英年早逝）。当时留城工作和老区来的，更名改姓蔚然成风。“文革”“扫四旧”更大兴改名风，人名、店名、校名改为“卫东彪”、“工农兵”、“东方红”者多多。女学生“宋彬彬”被伟人改为“宋要武”更名震一时。

及至改革开放，楼盘叫“花园”、烙饼改“饼屋”、理发称“发廊”，农村小饭馆敢叫“喜来登”……至于那些“李鬼”们假冒狗不理、意大利名牌，就更加等而下之了。但，“南开”、“耀华”以及“盛锡福”、“正兴德”等“文革”时改掉的老校名、老字号又回来了。“风水轮流转”的结果，使人感到“实”比“名”重要得多。

姓名是一种很自我的语言文化信息，经过无数次的书写和呼唤，对一个人的心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管谟业说，他爸妈叫他少说话，他干脆埋头文学，更名“莫言”似乎给力“诺奖”。但，这是普遍规律吗？倘不说话就可成名成家，那彻底不言的哑巴岂不快哉？再说莫言不去与老乡深入交谈，何以积累生活？显然，无论鲁迅、茅盾、巴金、孙犁等文学大师，其所以被人心仪，源于其崇高的人品与文品，并不在任何“包装”。姓名含义确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归根结底得看你是否堂堂正正、奋发有为。胡家给子起名“胡长清”，不肖子却“胡长贪”，上了法场。

更名改姓，古已有之。“杨四郎”将“杨”字拆“木易”，捞了个铁镜公主。但，无论解放初还是现如今，在姓名上发生了大量的雷同，亦发生种种错愕与不便。据公安部门姓名查询的数据，叫“王伟”的就有281568人。重名“事件”波及户籍管理、邮电通讯、银行储蓄、医疗保险等各行各业，还由此出现过若干冤错假案。南昌市一名刘姓出租车司机，因和犯罪嫌疑人同名，遭到两次错捕。五十年代天津新闻界就有萧荻、肖笛、肖荻三人。1953年反胡风，一封同名检举信，使本人险遭不测，幸因驴唇不对马嘴，草草收兵。1958年我在农场，遇一位肃反时因重名被错捕两年的数学教师王先生，他要求学校给他恢复名誉，被上纲为“攻击肃反”戴上右帽。1961年被遣送还乡，这位辅仁大学数学系高材生，竟不知所终。在极左年代，此乃“小菜一碟”。

当年曾流行过一阵“姓名学”，讲究姓名多少笔画，就万事亨通，并举例证“李嘉诚”。其实，李嘉诚的成功，源于其诚信和勤奋，归功姓名笔画，就纯属形而上了。有人依姓名玄学一再改名，“夜里想了千条路，白天照样卖豆腐”。

上述大事小情突显出“名”与“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血肉关系。“名实相符”乃是天经地义，“有名无实”向为人所诟病。做人做事，就小处而言，无论你名字多美，只有心灵美、行为美，才会真美、最美。就大处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人民至上、共和为先。什么事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由于实践检验真理拨乱反正，中国甩掉了“一穷二白”的破毡帽，坐上了“第二经济体”的皮沙发。这是广大人民用血汗挣来的“名至实归”。但，在分发改革红利、敬畏礼遇人民上，各级以“人民”冠名的“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邮电”，其中肯定有许多忠心耿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好公仆，但，是否都是“名实相符”，都在为人民服务呢？习近平同志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十八大报告中，145次提到“人民”。当初革命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毫无利己之念，谁如想到“打江山”是为了“荫及子孙”，那是莫大的耻辱。循名求实，造福人民，不一直就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愿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