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为昭：习仲勋与杨虎城秘书屏轩的兄弟情谊

2012年5月，是被毛泽东誉为“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之时。2012年岁初，笔者专程到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一所中学采访了该校退休教师殷为昭先生。他激情昂扬地介绍了习仲勋和他岳父田屏轩一生的友谊，以及20世纪80年代为他岳父田屏轩彻底平反的经过。

名师引路，少年时代名校同学志向一致建立情谊

“我岳父田屏轩，是习仲勋老先生的小学同学。他们的兄弟情谊，结缘于少年时期。”儒雅的殷为昭先生开门见山说道。随后，他娓娓而谈，叙述起了习仲勋和他岳父的少年情谊。

田屏轩出生于1910年，长习仲勋三岁。他们的出生地，都是陕西关中平原的“白菜心”富平县西南部。田屏轩老家在宫里镇董村，习仲勋的老家在淡村镇中合村，两村相距不过十余华里。

1917年底至1922年，陕西省爆发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武装起义，靖国军兴。以富平为核心的关中渭北十余县，即为陕西靖国军活动区域。同乡中几位著名民主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等人的为国为民奋斗精神，给蒙童时代的田屏轩和习仲勋以深刻影响。

殷为昭感叹地说：“在那个战乱年代，幸运的是，田屏轩、习仲勋先后进入当地一所渭北地区最好的学校立诚公学高小部读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

立诚公学是陕西三原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倡导，富平籍的胡景翼将军1920年在他的家乡创办的。学校初步建成时，孙中山先生欣然为这所学校题写校名“立诚”。当时担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欣然担任这所学校董事。胡景翼将军亲自确定的办学宗旨是：“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最理想的人格，创造最健全的社会。”立诚学校开设的课程，注重经世致用，不仅有国文、算学、理科等基础科目，还有英文、农业和唱歌、体操、手工等新式科目。带课的老师，不仅学识高，而且特别重视启发引导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品德。

这所学校的校长严木三先生，重视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特意将《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让学生传看，并在这所学校组织成立渭北青年社立诚青年分社和共青团富平特支。田屏轩在这所进步学校高小部求学三年，受新思潮新思想洗礼，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加入了渭北青年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在1926年春，十三岁的习仲勋，也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并在当年3月就加入立诚青年社，5月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田屏轩和习仲勋自此建立了一生的友谊。他们上课求学之余，随校长严木三到庄里周边乡村，包括他们老家所在村宣传演讲，向当地父老乡亲灌输民主思想，发动农民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还参与了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学生联合发起的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活动，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北伐》，张贴标语。

殷为昭说：“习老和我岳父田屏轩，对他们自母校立诚公学建立的深厚友谊特别珍惜，同时对将他们引上革命道路的老师严木三充满了深深感激。习老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接见我时回忆说‘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风华正茂，少年同学先后从军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秋，国民政府因立诚公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借故解聘了校长严木三先生。1924年至1926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黄金时期。严木三在1926年底，到西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就将田屏轩带到了西安，推荐到当时的长安县公署第一科做雇员。

严木三安排好田屏轩后，则在1927年春节过后，带着习仲勋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他担任校长的富平县第一高小上学。严木三又聘请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教师在这所学校任教。1927年底，习仲勋高小修业期满，在严木三的指点下，报考设在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习老在晚年对初入三师的情况记忆犹新：“1928年1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随后清党绵延全国，国共第一次合作遭到破坏。西安城里国共两党也是纷争十分激烈。中共陕西省委也多次遭到破坏，大量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1927年5月，田屏轩再也不愿意侧身长安县公署，在他的直接上司介绍下，毅然决定从军，参加了杨虎城部队，并通过考核，担任杨部第一混成旅政治处准尉录事。

田屏轩投身杨虎城部队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这支部队多为家乡子弟兵，在反军阀反内战屡立奇功，而且还是一支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的部队。田屏轩从军之后，就随着杨虎城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在战火中逐渐成长。他和军中的共产党员来往十分密切，思想日益进步。其间，他广泛接触到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开始同情革命，甚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支持革命。

后来，田屏轩调动在杨虎城身边工作，主要负责文字工作和迎来送往等。中原大战爆发后，杨虎城不愿看到混战再起、生灵涂炭，毅然选择倒冯附蒋，击败唐生智、宋哲元，于1930年10月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7月又被任命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兼潼关行营主任。田屏轩也随之官升一级，任潼关行营办公厅上尉秘书职务。

1930年初，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可以说，习仲勋、田屏轩殊途同归，他们都先后进了杨虎城的部队，虽然身份不同，但开始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拼搏。

同学成异姓兄弟，携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殷为昭回忆，田屏轩担任杨虎城上尉秘书后，不久，便擢升为杨虎城将军的少校、中校机要秘书。随着工作环境与地位的变迁，广泛接触到中共的一些工作同志以及当时社会各界的进步民主人士，诸如王炳南、汪峰、孙蔚如、赵寿山等。特别是和当时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的富平籍老乡、小学同学习仲勋来往频繁。他经常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他的爱国热情及其为革命的实干精神，得到杨虎城将军及党内外进步人士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田屏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震撼国内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1937年3月，年仅二十六岁的田屏轩，被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委派担任旬邑县县长。

旬邑县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接壤部，是陕北红军重要的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坚决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愿打内战。陕北红军在旬邑县的根据地趁此机会迅速壮大。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政治局又决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经过谈判，杨虎城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

1936年1月，在中央委派下，习仲勋第一次赴关中特区，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成立大会。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从此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习仲勋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积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肃清左倾错误思想。他领导关中特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36年三四月间，东北军对关中特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军主力撤离关中特区。习仲勋、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留在关中，坚持对敌斗争。1936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习仲勋调往甘肃环县参加西征作战。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从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考虑，再次委派习仲勋赴关中旬邑，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习仲勋到达关中特委机关驻地旬邑后，首先推行统一战线政策。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少年伙伴、同学田屏轩结成兄弟情义。习仲勋曾回忆：“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这个“同我们有老关系”国民党的县长，就是习仲勋的老乡、少年同学田屏轩。

田屏轩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广泛交结了不少共产党和红军著名人士，十分支持国共合作抗日。大凡习仲勋到田屏轩位于旬邑县政府的家里来访，晚上大都留宿。他们俩人晚上睡在民国旬邑县政府一张火炕上，谈乡谊，话各自自富平一起分别后的情况，谈得最多的，是国家民族抗日前途。田屏轩还派自己信得过的保安队员在他的卧室门外站岗放哨，保护习仲勋安全。习仲勋给田屏轩和旬邑县保安团团长马宏德做工作，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旬邑县保安团驻武家堡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关枪投奔关中分区。田屏轩曾经多次要求入党，习仲勋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田屏轩留在党外贡献更大！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四师进驻旬邑，宣传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旬邑县成为当时全国罕见的国共合作抗日模范区，国共两党军队在旬邑县分区设防，和平共处。关中特委独立营进驻旬邑，在县城驻扎有营部和两个连；杨虎城部队在县城驻扎有三个连以及一个保安分队。田屏轩亲自组织欢迎独立营进驻旬邑。两党部队和平相处，携手宣传抗日，为建立县、乡（镇）抗日救国会做出了积极努力。习仲勋曾回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正是有了田屏轩等开明人士和各界群众的支持，“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经过半年多艰苦工作，守住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使这个关中根据地迅速壮大，为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组织、思想和物资准备；同时，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发动了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关中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这里与陕甘宁边区一起，最终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大后方”。

在1937年8月，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区后，彭德怀、贺龙、肖克等经过旬邑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接见了田屏轩。1938年7月，陕北公学在旬邑设立分校，总校甚至在1939年1月迁来旬邑。

不顾自身逆境，习仲勋竭力保护少年同学

田屏轩和习仲勋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恨，甚至差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1938年春节后，田屏轩被调离旬邑，担任华阴县县长。他在华阴县当县长期间，在家建地道，保护地下共产党员。

田屏轩后来相继担任武功县、乾县等县县长期间，创办学校，监修县志，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坚决脱离了国民党政府，冒着生命危险，率全家从当时胡宗南严密控制的城固县北上，返回故里富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田屏轩在习仲勋的介绍下参加革命工作。就在田屏轩工作和生活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一场横祸飞来。

在1962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煽动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等同志也被无辜株连，被打成反党集团。1962年9月22日，康生负责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成立，康生伙同江青大兴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到处派人外调，对涉案人员进行迫害。

1964年，在西北农学院担任总务科长的田屏轩，因少年时代是习仲勋的同学，青年时代在旬邑县和习仲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习仲勋手下工作，被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牵连遭审查。

当时正逢暑假，康生指派到陕西的爪牙数人，在西北农学院每天二十四小时搞车轮战，轮番审查田屏轩，不许他睡觉休息，逼他交代和习仲勋的关系等问题。田屏轩不愿意说违心话，为同学落井下石，决定自杀。他给妻子写的遗书中谆谆告诫：“我给党委已写信，把你和儿女都交给了党。请你们热情地拥护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一定会收留你们的。”“我跟党十五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在8月的一天，田屏轩趁看守松懈，逃了出来，跳进渭河高干渠自杀。

1967年在八九月的一天，习仲勋同志被军管人员押送到西北农学院接受批斗。当军管人员将习仲勋同志交给西农红卫兵后，他的脖子上立刻被戴上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彭高习反党集团头目习仲勋”。习仲勋的两只胳膊被两个红卫兵向后反扭着，并被揪着头发，“坐上”“喷气式飞机”押上了台。就在数万人的喧嚣声中，习仲勋镇定自若，大气凛然，回答造造反派的种种诬蔑陷害的不实之词时，他声如洪钟，铿锵有力。西北农学院造造反派抛出了“重型炸弹”，习仲勋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田屏轩。习仲勋皱了皱眉头，略微作了一下思考后说：“噢！田屏轩嘛，是我富平小学的同学，30年代初，他是旬邑县的县长，我在旬邑搞地下工作时对我们有过帮助。解放后，我在西北局工作，他来找我，我介绍他到西北民大学习。以后再未见过面。”习仲勋自己虽然处在泥泞中，但依然珍惜友情。

不忘同学贡献，习仲勋力主为田屏轩彻底平反

1978年4月，殷为昭当时在杨陵中学担任教师，从报纸看到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主持工作的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信给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反映他岳父田屏轩的冤案。不久，他就收到习仲勋的回信，说已经给陕西省委写信，要求给田屏轩平反，并勉励殷为昭说：“当年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正气一定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你们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当时，陕西省委将习仲勋的信，转给了西北农学院要求给田屏轩平反。但该院仅仅给家属八百元抚恤金，推托说无力平反，自然也不给家属安排工作。

殷为昭感叹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他为了岳父田屏轩平反的事情，工作之余跑遍了陕西省各级部门和西北农学院，但都迟迟无法平反。

1984年12月下旬，殷为昭为给岳父田屏轩平反之事，请假带着两个内弟去了北京。殷为昭回忆说：“那天是1985年1月7日，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他家里接见我，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习老格外平易近人，和我们整整交谈了九十分钟！习老当时十分理解我们的困境，提了三点要求：一是给来访人员路费；二是给陕西省委写信；三是要求给田屏轩彻底平反，并给遗属出路。”殷为昭说，他带上习老的书信，回到西安，交给了陕西省委。

殷为昭回忆，他从省城西安回到陕西杨陵仅仅几天，就接到陕西省委电话，说给田屏轩彻底平反。速度之快让他十分惊喜。在1985年初，西北农学院召开大会，给殷为昭岳父田屏轩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