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冤狱前后

《人曲》是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写就的作品。名门之后、天之骄子，却在大学毕业前夕突遭逮捕，从此与世隔绝，失去自由之身。作者严祖佑以纪实的手法、文学的语言，记述了其蒙冤十四年期间的特殊经历和所见所闻，刻画和描写了众多有着不寻常人生轨迹及历史背景的人物在迥异于正常人环境下困顿状态和扭曲人性。此外，还回忆了其父亲、我国新闻界元老严独鹤的晚年生活及其文友的旧事轶闻。

为了早日结案，我尽量满足审讯员的要求

10月以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入监的时候只穿了一身单衣裤，盖的也只是一条很小的夹被。看守所规定，每月可通知家人送一次物品，通常是在月底。见我冷得抖抖索索的样子，同监室好几个人提醒我，可以向审讯员请求，让家人特别送物一次。对于刚刚入监，一应日用品都极其缺乏的犯人来说，这样的请求通常是会被允许的。

我向胖君子审讯员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胖君子笑嘻嘻地对我说：“怎么，还打算在这里过冬？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什么。还不赶快把问题彻底交代清楚，那就可以回去了，还要送什么衣服和被子？”

见他一脸真诚的样子，虽然身上冷，我仍然连连点头。

过了两天，对人一向冷漠的邵大个也催我向警员或审讯员请求，让家中特别送一次衣物，以免冻出病来。我为难地把胖君子的话告诉了他，他听了一言不发，两眼望着天花板，嘴角现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直到10月底，我才在规定的日子收到了家人送来的衣物。频繁的审讯，大约继续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我在审讯员面前，可以说是非常配合和听话的。几乎凡是审讯员要我交代什么内容，我就交代什么内容———后来知道，在此期间，我们七个人都是尽可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坦白”出来。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相信第一天进看守所就看到的广告牌上那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如说是自忖案情甚轻，判不了重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相信胖君子再三对我所说的，我的“反革命罪行”，无非都是嘴上说说而已。我觉得，反正是“思想反动”，说一句是“反动”，说一百句也是“反动”。因此，为了早日结案，可以说在审讯时，我都尽量满足审讯员的要求。

每次提审，胖君子始终慢声细语，乃至唉声叹气，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经常重复一句话：“怎么样？过冬的衣服、被子都送来了，你真想在这儿吃年夜饭么？”这使我觉得，他似乎是真正想“挽救”我，希望我能早一天脱离这度日如年的铁窗生涯。

每当这时候，我甚至觉得，倘若不多交代出一些什么，仿佛有一点对不住胖君子的一片苦心。

回家吃年夜饭的梦破灭了

经过三个来月的构筑，一个完整的“反革命集团”的骨架终于搭建完成了。

看看八年以后，对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就可以发现，我们这几个人的“反革命罪行”真可算得是百味俱陈，应有尽有。

1972年12月12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长宁区军管组在沪西体育场举行万人公判大会，对我们这一案件的主判词原文如下：“张犯方晦、展犯家麒于1962年为首勾结了邱犯孝羽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先后发展了缪学遂、陈东圻、严祖佑、戴仁才四犯参加。以张、展两犯为首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多次密谋策划反革命活动，并大量散布极端恶毒的反革命言论，疯狂地咒骂、攻击我党中央，大肆攻击污蔑我党各项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张犯等在1963年进行了反革命组织分工，确定了反革命职务，并由张犯方晦主谋制定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施政纲领’……拟定了发展组织、积累力量的反革命活动方针；规定了各犯通讯联络的代号和化名。事后各犯积极物色对象，企图大量地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大量书写反动文章、诗歌，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

在此之前，1970年初，当有关部门在上海全市范围散发、组织的“案例讨论”的材料中，还曾天方夜谭地给我们加上了“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的罪名，大概后来觉得，这样的说法对于我们这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匪夷所思，总算在判决书中拉掉了。

这里要说明一件事，董森林1964年被捕后一直关在苏州，半年后，作为“内控反革命分子”释放。“文革”中，再一次遭到逮捕，关押三年后对他宣布“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释放回厂，监督劳动”，因此判决书中没有他的名字。

判决书的内容是如此，然而，真相究竟如何？这里说一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反革命职务分工”。

1964年暑期，张方晦从海门来上海，住在展家麒家中。我和方晦见面时握了手，并拥抱了一下。陈东圻在旁揶揄地说：“看你们两个人握手拥抱的架势，倒像是外国总统来访，中国总理到机场去迎接的样子。”

对此，胖君子说：“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职务分工么，张方晦是总统，你是总理。”

我懵了：“一句玩笑话，怎么能当真？”

胖君子循循善诱地开导我：“开玩笑也好，当真也好，只要这么说过，就是一个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政府是清楚的，何况你现在是在交代罪行。对罪行的认识，当然应该从严。”

至于“大量书写反动诗歌、文章”，也可举一例。缪学遂喜爱音乐，1964年初，他为某外国名曲配了一节歌词。全文为：“让我们携起手来，怀着共同的愿望。我们不怕岁月腐蚀，和那世俗百般压抑。坚信人类的爱，定能战胜一切灾难。”

由于这段词和曲唱起来很上口，我们都十分喜欢，每个人都配了一段词，时常哼唱（其他人写的词，包括我自己写的，如今都忘记了，只记得学遂写的第一节）。于是，这支歌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团歌”。

当然，也有不少“恶毒攻击”的言论。即如张方晦就曾讥刺当时文坛排名仅次于鲁迅的某大佬，说：“此人经常说领袖像太阳，不知他是否经常赤膊晒太阳的。”

当时，报刊公开发表了部分毛泽东诗词，其中有一首咏庐山风景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后又知，这首诗中所指的“李进同志”就是江青。我们就故意牵强附会，把内容往男女性事上扯，说这首诗“大黄（黄色）之极”。

这当然更是“反动”透顶。

1964年12月30日上午，胖君子把我提到审讯室，拿出一份小结式的案情笔录，要我签字。而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问我：“你到这里几个月，还是拘留吧？”

我点点头。

他随手抽出一张纸：“喏，这是逮捕证，签个字。”

轻轻一句话，于我无疑是晴天霹雳————回家吃年夜饭的梦破灭了。

空前的“反革命罪证展览会”

过了几年，我才知道，1964年秋，上海市还举办过一个有关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证展览会”。在上海有关部门的组织和安排下，全市所有高等院校，乃至部分高中的学生都到上海师范学院参观了这个展览会，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展览会上，有关我们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即如“反革命职务分工”，就言之凿凿地有总统张方晦、总理严祖佑、国防部长陈东圻、教育部长展家麒、内政部长邱孝羽。然而，谎言毕竟要露出马脚，戴仁才这个大男人，居然成了妇女部长。从而在肃杀的气氛中，透露出几份儿戏式的滑稽感觉。

我们被捕以后，上海市公安局曾派人到我们各人家中查抄，将我们所有的书籍、手稿、信件全部拿走。在展览会期间，通通放在玻璃柜中，作为“反革命罪证”展出。

戴仁才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念书，参观时发现，自己暑假期间写给戴仁才的一封信，赫然作为“反革命信件”陈列于展品之中。而这封信的内容，无非是邀请戴仁才等昔日校友于某一天同往郊外一游。

这个同学吓出了一身冷汗，回去后谁也不敢说。直到十六年后，戴仁才出狱，故友重逢时，才把它当笑话讲了出来。

如果说，在“罪证展览”中出现的戴仁才中学同学的那封信，是案件炮制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滥竽充数”，那么我的同班同学杨国华，在1964年暑期中给我的一封信，却着实让审讯员兴奋了一阵子。

一天上午提审时，我刚坐下，胖君子脸色铁青地问我说：“你不老实，还有一个同伙没交代。”

我弄糊涂了。我们这几个人是同一天被抓进来的，翻来覆去也审问了一两个月，怎么会又冒出一个同伙？我无以回答，只是呆呆地看着胖君子的脸。

胖君子冷冷一笑：“怎么，还想隐瞒是不是？我问你，学校里同寝室有几个人？”

我挨个报起了名字：“刘凌、钟锦文、郭忠鑫、陆木根、杨国华……”

胖君子打断我：“对了，就是这个杨国华。他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说：“杨国华是团支部委员，和我们根本扯不到一起。”

“胡说！今年夏天，他写信给你，说什么‘二次革命是否顺利’。信在我们手里，你还抵赖。”

我想笑，但不敢，也笑不出来，只得耐心向他解释：“期终考试时，我政治经济学不及格。杨国华来信问我，补考成绩如何。‘二次革命’是同学间的习惯用语，就是考第二次的意思。”

胖君子狐疑地看了我几分钟，似信非信地说：“好吧，我们会查清楚的，你不老实也没有用。”

停了停，又自言自语地嘟哝道：“给补考起这样的怪名词，现在的大学生，思想就是复杂。”

这个“展览会”，除了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外，还相继在上海邮电俱乐部等处展出。当时，还流传着不少有关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街谈巷议。1967年初夏，我自劳改农场回上海探亲，母亲告诉我，她一度曾听说我们几个人在某处进行“活人展览”。她思子心切，还到处打听展览地点，打算和把我从小带大的惠英表姐一起去参观，俾能见我一面。

就在这次探亲期间，在小学教书的钟兆琛表兄曾悄悄地问我：“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你们美元做经费，有没有这回事？”

我苦笑：“你信么？”

他摇摇头：“不大相信。因为你当时零花钱常常不够用，还要不时向我借个三元五元的，因此不像。但说的人多了，有时又半信半疑。”

上海，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曾举办过好几次“反革命罪证展览会”。其中有台湾或国外情报机关的成员，也有“一贯道”等所谓“反动会道门”，但以在校学生作为对象的，我们是第一次。“文革”期间，还有过一次，就是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集团”。

如果说，在上海，以在校青年学生作为对象的“反革命罪证展览”，我们是属于“空前”的话，希望胡守钧先生他们那次能成为“绝后”。

这样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然而，在黑暗的地方，依然掩盖不住人性和良知的光华。

就在狱外紧锣密鼓地筹备关于我们“反革命罪证展览会”的同时，一天傍晚，我提审结束后回监室。押送我的是一个姓王的警员，此人年纪不大，未满三十，但终日铁青着脸，阴沉无语，一双眼睛扫你一眼，就会使人感到不寒而栗。传说他是孤儿，自幼由新四军收养，因而“阶级意识”特别强烈，尤其对于那些年岁较长，曾经混迹于旧军政界的犯人，下手极狠，稍有违规，即罚站上铐，而且一铐就是十天半月。为此，凡轮到他值班，每个犯人都噤若寒蝉，对他怕得要命。

这天，在押我回监室的路上，他好几次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在离我所在监室还有十几步路时，他四顾无人，一把抓住我低声而急促地说：“你们在这里，千万不能乱说呀，那是往自己头上套呀！”

事出突然，我一时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话意，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机械地重复着：“是，是，我不乱说，我没有乱说。”

他皱紧眉头，用同样的语气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最后一句“那是往自己头上套呀”几乎是咬牙切齿吐出来的。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挥挥手，让我进了监室。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景，那天他说的话。

在那个年代，那种场合，以他那样的身份，要说出那些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承担何种的风险。

谢谢你，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