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怎样理解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软弱

一位留日的哲学教授、一位贫民出身的报馆主编、一位留美的社会学家——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中的三位主角，在1949年前后面临的政治处境与个人选择，折射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剧变之际的心路历程。此外，这本书也对中国现代史的材料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态度以及种种历史假设，做了有力的检验。

夏佑至：本书再三言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应有“同情”和“理解”。这涉及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为何在知识分子研究这个领域，“同情”值得如此反复强调？

杨奎松：研究历史必须先要对历史及其研究对象有起码的尊重与同情之心，否则就没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中西学者早就形成的共识。强调研究历史，必须做到“同情之理解”，在中国最早提出理属陈寅恪。陈寅恪讲的是古代历史或古代哲学史、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这对近现代史，甚至于对当代史研究来说，不仅适用，而且可能更加重要和迫切。

当然，“同情”不是要赞同历史中人的观点；也不等于怜悯过去人的不幸遭遇；甚至也不是为了要做是非判断。研究者要抱以“同情”的态度，目的只是为了“理解”，或“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同情”是“理解”的基础，更是“了解”的前提。对历史没有一种最基本的“同情”的态度，甚至尊敬的态度，要想做到“理解”历史中人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动机原因目的如何，是很困难的；连历史中人说什么、想什么都读不懂，要想“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更不可能了。

为什么“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现当代史研究更为重要呢？这是因为，古代史到底离我们今天太远了，与现实政治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也很少还有是非善恶的情感纠葛。现当代史就不同了，政治上的禁忌与分野到处都是。每个党的史家都只同情地理解自己党的历史，每每习惯于妖魔化对方。纵使改革开放到今天，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每碰到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这样的两极化研究依旧比比皆是。

我一贯主张历史研究必须打破这种禁忌和分野，历史学家必须要超然于政治之外，客观、中立，非如此，便没有“同情之理解”各方历史及各方历史人物之可能。试想，如果我们每个研究历史之人，都只站在自己同情乃至尊崇的历史冲突对立的某一方面，在感情上、立场上排斥另一方面，那么，不要说一部可以完整体现双方关系的真实历史写不出来，就是自己同情的那一方面的历史，也会因为染上了太多今人的观念和演绎，被过度解读，变成为陈寅恪所批评的那种穿凿附会的假历史。

历史要还原，要求真，必须要打破一国、一族、一党、一群的观念，必须放弃研究者个人的是非好恶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观念，进而努力对影响历史的关系各方或各个人物，做同情之理解，才有可能。

夏佑至：本书的主旨是探讨“1949年前后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书中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等人给读者的印象，是属意政治但力有不逮，颇有自寻烦恼的意味。但从他们和其他知识分子毕生言行看来，卷入政治，往往也有时势如此，无可选择、无从逃避的一面。考虑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本书书名中的“政治”二字应作何理解？是一般而言之“关心政治”，还是进一步诉诸舆论之“文人论政”，又或是“关于政治之学术研究”，抑或是“参与实际政治”，乃至“被政治运动所裹挟”？换句话说，本书如何界定“政治”？

杨奎松：英语、法语中“政治”一词，最早源自于古希腊，再早还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中文用语最早也可以在两千年前《尚书》里面见到。近代中国将西方“政治”的概念从日文转译过来后，孙中山总结西方各种解读，提出过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即“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我书里讲的“政治”，主要指的就是涉及到公众整体利益的事务，亦即所谓国家事务，既包括救国问题，包括建国问题，也包括治国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之容易介入甚或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时代，恰恰是一个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每一个有良心有爱国心的读书人，都不免会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的场合与条件下，不少人更是容易直接介入到政治中去，是因为中国传统对读书人进行的从来都是“经世致用”的积极入世的思想灌输，强调一个成功的读书人最应该做的，就是要树立并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而传统的科举制度，包括民国年间逐渐形成的文官制度和精英政治模式，也为有专长、有抱负的读书人提供了一种通向实践自己治国理想或为国家服务的现实途径。民国年间革命党和中间党派的运行方式，也极大地刺激了众多想要从政救国的知识人的抱负心。因此，那个时代，凡关心国家命运者，不论个人是否适合在各种复杂关系的政治问题上激扬文字甚或亲历亲为，只要条件具备，大都会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热心，这是很难避免的。

夏佑至：张东荪毕生认为中美不能为敌，为此饱受磨难。终老前，看到两国如他所愿，谋求重建外交关系，因此说出“还是我对”四个字。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人的自信自负，但略引申而言，也可以看出，关于政治的知识性判断与实际政治的运作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很难完全以学院的围墙加以隔离。是否可以说，“忍不住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也与知识的性质有关？

杨奎松：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各国都是一体两面的。说两者其实是一体的，其中是说现代几乎所有国家的从政者，也包括革命者，或在野者，多半也都是知识分子。只是一般知识分子当了官或变成了革命党，人们往往忘了他们原来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的身份了。今天一说知识分子，大家总是习惯于把他们和政府、政党相分离，好像他们从来都是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

其实，现代政治人才，无论各国，都是需要具备相当教育水平和有相当知识能力的。只不过，知识分子能不能直接从事政治，往往要因人因地因时因条件而异。多数知识分子未必适合从政，但知识分子大都能够议政。议政和从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议政仅止于批评、议论或建言建策而已，无论是文人论政，还是学术研究，它和直接从政，包括直接充当革命者，差距甚大。我之所以特别谈到瞿秋白和他临终前的《多余的话》，就是要用实例说明这两者的差别所在。这主要不是知识性质或门类不同的问题，就像瞿秋白等书生气十足的人一样，他们的特长并不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或冲上政治斗争第一线去打打杀杀，而是在从事个人的自由创作，在思想上精神上求生活。

夏佑至：这本书特别提出历史研究应如何处理材料的问题。本书大量引用了党政系统内部的情况汇报、群众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简报和公开见报文章，作为推演当事人心理动机的依据。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有极为特别的语境。许多自贬自贱的说法，很多当事人事后否认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而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才做此说（甚至连日记也不例外）。你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如何确定其可信？在引用时是否需要平衡和取舍？如有，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杨奎松：任何资料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在前言中强调口述、回忆以及家属材料的片面性，是因为我这次研究的是人物史或是人物思想史。历史研究需要客观，如果我们太多地借助有利于理解当事人的个人史料，包括太过简单地倚重当事人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来研究当事人的历史或思想史，客观性就难免受到很大影响。我强调这些资料的不足，不是主张不用这些资料，而是因为许多年来我们这类人物史或人物思想史的研究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多，很多研究完全无法做到客观准确，自然也就难以真正反映出让人可以从中获得的真实的情况。

我们研究历史，一个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能穷尽史料。所谓穷尽，就是要把一切有关研究对象的直接或间接的史料都搜集到，个人资料更是非掌握不可的。为什么要穷尽史料？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比较所有史料，通过各种史料的比较、鉴别和研究，最后来确定每一个必须要弄清楚的历史过程，甚至历史细节。官方档案资料，包括运动期间的资料，在这方面往往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往往会对个人史料起到有效补充甚至是纠正的作用，尤其会让我们了解当事人在各种复杂环境、背景及某些关键性事情的经过。我研究历史，特别是重视场景、背景和经过，没有这些资料，靠个人史料，形不成丰富的历史故事和生动的历史叙事。至于官方档案或运动资料中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及不准确性，完全可以和个人史料以及其他各种相关史料进行比较、对照和分析来加以鉴别。谁说什么，真的、假的都不重要。只要事情发生了，违心的事实也是事实，也一样可以反映出事情的另一面，从而丰富我们对历史，包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了解。

夏佑至：书中收录的三篇长文，特别是关于潘光旦一文，按时间顺序铺排文献，梳理了当事人态度转变的心路历程。线索如此清晰，以至于当事人那些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似乎未能得到充分展示。特别是认为潘光旦最终完全服膺和彻底顺从的分析，与其表现出的忠于自我、忠于朋友的一面，难以调和。应如何理解文中这种冲突？

杨奎松：潘光旦一文之所以要将他的大半生的经历都写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建国后挨整是和他在建国前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相关联的。他到底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呢？我从他早年进清华和留美即开始做了介绍说明。联系到他所学专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联系到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度任教务长时的两次学生运动，联系到他与民盟左派，包括与闻一多等人的分歧，联系到他在“李闻惨案”后一直到1949年政治态度的变化，我相信你应当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摇摆与矛盾的表现。

我选择潘光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来写，根本上就是因为从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中热心于政治却又并不真正了解政治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我同时对他们是抱以尊敬和同情的态度的，我很理解他当年的摇摆和选择，并不认为“牛皮筋”一样的潘光旦有过什么“首鼠两端”的情况。

就像我前言中特别强调的那样，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特别是如果我们依据时间过程从头观察潘光旦的经历、思想及其变化，理当看出他其实对自己认定的东西是相当坚持，很难轻易改变的。像他和闻一多之间的矛盾，原本也是他和闻一多在政治观点上不同的反映。然而，当他最终改变了他此前的思想和观点之后，他对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样是很坚持并不易改变的。“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是那个激荡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认同的一种学习态度。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忠于自我，不忠于朋友。梁启超当年如此，建国后众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潘恰恰是最坚持自我的一个。只是他原本坚持1949年以前的那个自我，因而屡受冲击；等到他认识到以前那个自我并不正确，转向新的思想之后，则又形成了新的自我，这个自我他一样是很坚持的。这也是我很赞同费孝通对文革中潘光旦的思想解读的一个原因。

夏佑至：1949年前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其言行中，有一个特征特别强烈，那就是对国家前景的关怀，与对个人名位的追求，两者很难区分。这与一般人想象中，学术活动应该是“客观”和“超越性”的看法，似乎大相径庭。这是非常历史时刻的特殊情况，还是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角色，向来存在某种误解？如是，这种误解又是从何而来？

杨奎松：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是生活在国家民族命运充满悲剧与危机的一个历史时代，他们长期所受的教育熏陶，包括他们出国后看到的各国英雄榜样，如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各种为正义、为救国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榜样，都在刺激着他们把所学所想的一切付诸实践。在革命年代，投身革命者——包括在专制政权下的大胆抗争者——不像是夺权后蜂拥而来的食利者。食利者很少会为了功名利欲而冒砍头的风险。这是我在读历史时必须要明白和同情的一个人性的出发点。

有时候，求功名与求理想也很难截然分开。我们看历史，更多地只是看其个人道德操守，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大可不必斤斤于他们的私心里到底是功名心多些，还是理想心多些。有些革命党人如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可能为个人功名考虑不多，理想心更重，但是，强行按照自己主观理想步骤行事的结果，带来的不仅不是个人之幸，而且更不是国家社会之福。

夏佑至：自从1990年代《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发表以来，渐渐形成了一种关于民国学术界的公众印象，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可以叫“民国范”。但从此书和其他研究中，民国学术界的学历制度、代际关系、人事安排、经费使用，及其与党派政治的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比如费孝通就很不满意）。这种认知落差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杨奎松：陈寅恪为王国维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倡的是西方思想家推崇的一种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它当然不止是对中国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要求，也不是只有民国期间才存在的情况。当今国人所以会对民国知识分子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根本上是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和整体转向，导致人们认为，那样一种独立和自由的情况只存在于民国年间，原因是敢说话敢坚持这种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大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软弱而且没有骨气的。严格地说，这种判断多少有点简单化。

今天不少人肯定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生活较好，人才较多，成就较丰，且斗争性较强，这不能说不对。但也确如你说，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日子也未必好过多少。除了没完没了的战争、革命和专制、腐败以外，直接针对异议者的各种野蛮打杀就层出不穷。北洋时期、日本占领时期就不必谈了，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此就死伤过不少人。像三十年代初杀害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和人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四十年代杀害民盟地方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就都是政府行为。至于用便衣军警、党部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暴力冲击学生或党派集会，群殴上访知识精英，甚至冲进大学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包括各地军警大规模进入学校搜捕异议学生，乃至查封报刊杂志之类的事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不绝如缕。那时如果真的让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感到有足够的独立、自由的空间，众多既不了解、也不喜欢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后也不会下定决心转去和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党站到一起。

至于绝大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否软弱或没有骨气，我们恐怕要抱同情之态度，换位思考，去努力理解他们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条是无法抗拒的。

第一是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制度条件变了。思想独立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是私有制，就是你不用吃政府的饭，当年胡适因为批评国民政府丢了在上海的职位，他还可以在北平谋到职位。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就不存在了，所有人的饭碗都是政府给的。丢了政府饭碗，不仅你个人不再是个知识分子，你的家属子女都会一起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去。你可以不考虑你个人，但你能够完全不考虑依赖你生活的父母妻子儿女吗？

第二是言论环境变了。1949年以前言论环境虽然时紧时松，但多少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批评的空间。1949年以后直至文革，这样的言论空间多数时间不存在了，因为所有言论机关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实行严格的舆论一律。因此，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无处发声，而不是所有人都不想或不敢发声。

第三是因为整个国家大势变了。以前知识分子批评，青年学生上街，多半是因为政府无能、腐败和听任国家权利丧失，却不许民间作为，以至于国家常常处于严重危机之中。1949年以后完全不同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停止了，分裂的国家统一了，羸弱的民族强大了，落后的工业开始大步发展了，共产党对一切贪腐行为动辄施以严厉惩治……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多数知识分子逐渐从一种冷眼旁观甚至是独立的批判的心态，逐渐变得口服心服，不得不赞叹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全民适应新国家、新社会发展步伐的措施，包括思想改造，也就有了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确有其内在道理的政治正当性。

类似的情况不独中国如此，许多基于民族革命或社会革命而成功的国家其实都一样。不是说革命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措施就都满意了。费孝通不满意民国时期的许多情况，同样也很不满意新中国建国后硬性取消社会学专业，包括把清华变成工科大学等许多做法。问题在于，民国时期费孝通等还可以就自己不满意的情况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参加民盟向政府发声；1949年以后直至文革，他不仅不能也没有可能公开表达不满，就是在内部发声都会被批被斗，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监督改造，降职减薪，并且长期不能接触自己的专业。

为什么会如此？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句，这多半是落后国家革命后的一种很难避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