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一生中最后一份调查报告

1969年9月30日，邓子恢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盛大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40万军民一起，欢庆盛大节日。

当年10月18日，“根据“紧急指示”，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包括朱德、董必武、陈云、陈毅、邓子恢等）要限期离京疏散，周总理事前曾亲自询问：“邓老，您愿意去哪里？”

邓子恢在危难之中得到过周总理的多次帮助，此刻又如此关心自己，心里很是感动。他说：“我在广西搞过‘四清’，那里比较熟，就去广西吧。”

10月30日，邓子恢拖着病体离开北京飞抵南宁。这时，他毕竟是73岁的老人，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佳，经过从北到南的折腾，腰伤复发。当时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是他的老部下，很关心，安排他到303医院治疗，还安排他到农村走走看看。

邓子恢是个闲不住的人，是把农民看作衣食父母的人，始终在关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带病先后走访了武鸣县双桥公社、南宁市郊区心圩公社，并深入到生产队，下田头、进农家，同社队干部和农民进行了座谈。他把自己调查研究并悉心思考的调查结果整理后，于11月底，亲自执笔给周恩来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又为民请命，说：社队干部提出机器维修有困难，迫切需要社办机修厂。他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其他如化肥、水泥、水电、纺织、榨糖也应逐步下放农村，这是农村发展工业的大方向。在报告中，单单引用的数据统计就多达48处。显而易见，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数据是表述问题的重要依据，也端倪出邓子恢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勤和努力。有关在社队三级建立耕畜、农具折旧制的问题。其实早在60年代初期，邓子恢就曾经多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要求尽快在全国实施，其实质：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生产力永不衰退，保持农业的继续再生产，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巩固集体经济。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措施未能全面推广。在这份报告中，邓子恢又一次提出“......折旧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这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他屡挫弥坚，并孜孜不懈地为之“鼓与呼”，确实难能可贵。

邓子恢一生中写过无数次的调查报告，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份报告。字里行间中，那些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再现了邓子恢与农民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他曾经多次受到过“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等的不公正批判，但他始终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表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的高尚情操，即使今天让我们再次捧读这份调查报告，依然感动不已。

附：邓子恢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份调查报告

周总理：

我于10月30日奉命乘飞机南下，当天下午3时安抵南宁。本拟转往桂林，因腰痛加剧（在京时治疗未愈），在303医院治疗了两个疗程，已有好转，准备休息几天后再去治疗一个疗程。因此，去桂林时间可能推迟到新年之后。

近来，我参观了两个公社。一是武鸣县双桥公社平稳大队，一是南宁郊区心好公社可利生产队。这两个公社都是粮食高产区，全公社平均亩产从1966年的600斤上升到今年的800多斤（薯类不算），平稳大队达1100斤；可利生产队平均亩产1000斤，最高产量达到1600斤，部分三季稻可收1600斤，这就广西来说确是一个大跃进。

这些高产的获得，主要是在广大农民群众提高了毛泽东思想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结果。据双桥公社革委会韦主任介绍，该公社20个大队，268个生产队，5万多人。8万多亩地中，就有8个大水库（该社地处平原），自流灌溉的水稻田就占6万亩。全公社现有中型拖拉机17部、手扶拖拉机2部、插秧机103部（每天可插秧40亩），打谷机133部（每天可打谷2万斤），粉碎机17部，水轮泵6部，碾米机29部，差不多全部田地都用机耕，牛马则大部分用来拉车。在肥料方面，除了大量养猪（接近每人一头猪，每头200斤至300斤）、养鸡鸭、种绿肥外，每亩还下氨肥10斤。该公社还设有变电站（由西津水电站供电），家家户户有电灯照明，许多机器（如打谷机、碾米机、粉碎机等）都用电力发动。

在粮食高产的情况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很大。两个公社除了每人给国家提供公购粮800斤（包括超购粮），社员基本口粮500斤外，家家队队还有储备粮，增强了备战备荒力量。此外，还出产许多糖蔗、水果等供国家制糖和出口之用。

由于机械化、电气化，劳动力增多，农村副业也大发展起来。除大量养猪、养鱼、养鸡鸭、造田造地外，还扩种了许多果树、林木、糖蔗、薯类、瓜类、豆类等。双桥公社的柑桔、西瓜，心圩公社的糖蔗，都是新品种，产量大，质量好，价格也高。如心灯公社的糖蔗（在舍地上种植）平均亩产达万斤，每吨价值30元，粮食价格也由以前每百斤6元提高到现在的9.5元。山区平原一个价。两个公社宅旁路旁山上都种上竹木、果树，一方面增加了用材，另一方面又可减低地碱，改良土壤。

在这种农业增产、购价提高了的情况下，社员生活大为改善。每个劳动日年终分配，双桥公社平均0.88元，高的队达到1.2元。心好公社平均0.95元，最高1.2一元，最低0.60元。这样社员5口之家平均以一个半劳动力每年出工400日工计算，每户可得320元至380元，高者可达480元；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可得64元至76元，高者达90元以上。不仅逐步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也缩小了山区与平原的差别。这就证明了1954年中央决定“农产品价格逐渐提高，最后消除地区差价，只存品种差价”这个政策的正确性。

上述两个公社所有机器，绝大部分是广西自己制造的。据10月间广西工业展览馆统计，广西今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9倍，机械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6倍，机器设备增加了14倍。广西工业建设都是采取了小型为主、面向农村的方针，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电站、小水泥厂等都设到县，从资金设备到原材料都是依靠各县自己的力量，因陋就简、就地解决，纠正了“贪大求洋，眼睛向上”的错误思想。这种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使用，使工业生产面向农村，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情况，更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条伟大方针的无比正确。

在参观座谈中，公社同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目前主要是机器维修有困难。他们说，现在机器大修理要送到县城或南宁市去修理。这不仅往返运输浪费，而且往往要排队拖延时间。他们自己有资金，想购买车床，在公社建立机修厂，但就是买不到。他们要求城市能将小机械修理厂进一步下放到公社，并就地训练一批技术人员，将来做到大修不出县，小修不出大队。这是他们当前的迫切要求。其他化肥、水泥、水电等等也要做到每县有自己的小厂。纺织厂、榨糖厂也要逐步下放农村，以适应就地取材就地使用的方便。我认为，这是我们将来农村发展工业建设的大方向（国防工业例外）。

另一个问题，公社同志说，他们资金很多，这是好现象。但这两个公社有机器都没有收折旧金，不仅未收基本折旧费，连大修理折旧费也未留。至于生产队的耕畜、农具等折旧制则更谈不上。这实际上是年年吃老本。现时资金较多，等到将来机械维修或添置时，就会感到资金困难，甚至转而负债了。在社队三级建立机器、耕畜、农具折旧制，就成为当前函待解决的问题，望中央对此予以考虑。去年1月我写信给先念同志并转毛主席，建议在公社三级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今年国庆节后又将原信重抄一份送毛主席审阅，不知看到没有？

以上简报有何指示，来信望寄南宁市东方红饭店。

（作者单位：河南洛阳一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