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再谈“南方谈话”的指导意义

重读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我们再次深刻领会到，这是一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著作，其远见宏略，对指导我们事业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邓小平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旗手。在上个世纪，他发表了两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一个是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指南，也对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了深刻总结，是党面向世界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第二个就是“南方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面临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人们产生了许多思想困惑。“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的陈旧观念，使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它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其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深切感受。就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影响看，其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前一次一样巨大。如果说前一次思想解放释放的能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那么“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这些年我们党在思想解放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理论成果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实践成果是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一些地方或部门来看，虽然也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但由于所指目标和具体对象缺乏，往往流于形式。而在一些为民众和媒体所关注的信息公开等热点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时，有关职能部门却表现为顾虑重重，裹足不前。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如果以讹传讹，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相关信息，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监督，群众也多一分对党的信任度。

“南方谈话”对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作巨大努力；尤其是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全方位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20来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是当年 “南方谈话”发表时我们未曾想到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发挥正面效应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的力度不够，没有使其相应跟进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明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但是，怎样具体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应当说还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之中。既然如此，不仅“南方谈话”讲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仍然有指导意义；而且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剥离术”和“结合术”的科学方法，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需要有邓小平那种大刀阔斧的魄力和敢于担当的勇气。只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只要坚持这种放开的态度，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就会有如老百姓所期望的那样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南方谈话”对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问题是什么？从宏观言，一是不坚持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中国全盘西化。“南方谈话”也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对于那些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三是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南方谈话”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反对腐败，推进改进党风和政风的廉洁政治。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意义不亚于前两者。

“南方谈话”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现在还不放心啊”。这些年，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常抓未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但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一方面，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它会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色迷权失，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对此，我们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有利于制衡和制约。要明确的是，这个分权不是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分权，可能影响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应该牢记“南方谈话”的告诫。

“南方谈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

发表“南方谈话”时，尽管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涵盖的思想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消灭丑恶的东西。”他继续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新加坡等“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南方谈话”强调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把社会风气搞好等。这些都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对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导意义

大家都记忆犹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这些年，会议少多了，讲话也少些了，是很大的进步。但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要求，形式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新党八股的文风问题很突出。一些干部的讲话往往套话成堆、大话盛行、空话连篇，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思想内涵，拼凑排比句、罗列讲重要性的各种词语。形式主义的文风，确实到了需要大声疾呼、坚决整顿的时候了。事实上，已有不少舆论呼吁，要讲短话、讲真话、讲实话、讲新话、讲管用的话。这方面，要学毛泽东，要学邓小平，讲话直白、生动、风趣，我们一般人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讲短话、讲真话、讲实实在在的话，没有那么多“穿靴戴帽”的话，没有那么多 “规范语言”，还是可以做到的。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