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解放军是邓力图恢复全国秩序的重要法宝，但是这支军队同样需要"整顿"。1971年10月，在林彪死后的数周内，毛宣布1972年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定了会议诸多决议的初稿。但是，毛也许觉得在"九一三事件"后大力整顿军队的政治风险很大。让全国将领们聚集一堂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最后一刻，毛放弃了召开此会的计划。"我们不要急，"毛告诉叶，"现在应该注意上层建筑。"这个会议就变成了1972年春季为期一个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5年邓主持工作后，长期拖延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有可能召开了。这成为重建的军委常委会2月份首次开会后的一项主要工作议程，一直持续到6月24日扩大会议召开为止。这一会议整整开了3个星期，共有来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70多名高级军官出席。邓小平和叶剑英做了定调讲话，并主导了会议的进程。会后进行了全国性的军队高层干部的大调整，不过有一项有人翘首以待的晋升没有发生：1975年"八一"建军节，新华通讯社从上海发来消息，在该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把王洪文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在此消息传抵北京后，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

这次会议认为，未来三年内发生战争的风险很低，但是又辩称最终超级大国和中国将卷入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这是一份乐观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同毛1969年秋天的评估相比。它让邓和叶两人得以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裁军计划，强调"专业化"和现代装备的重要性，这是文革以来所没有过的。

邓小平在7月14日的讲话中用5个词总结了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肿、散、骄、奢、惰"。邓认为这此问题都出自林彪主管军队时期，"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肿"当然是指人员臃肿。在1975年初，解放军有152.6万名干部，其中有46万7千人是超编的。人员编制臃肿的现象一向很普遍，但是到了这种程度也太过分了。某个省军区有不下于58名军区司令员、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部长。鉴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现役的解放军战士的数量也过剩了。军委自身从1966年5月的16名成员发展到1973年8月的63名成员，也"臃肿"到空前的地步。它提议在三年内把中国军队的规模从610万压缩到450万。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自文革初以来扩充了兵力，其主要原因也许是三线建设把沿海的整座工厂搬迁到内地偏远山区，后勤保障十分复杂，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它们奉命要裁军60%以上。影响最小的是空军和海军。叶剑英征得毛的同意后，领导了一个六人特别小组，负责解放军各大单位领导层的改组。该小组在8月底以前迅速完成任务，毛正式批准了大批免职、调动和任职等人事安排。到1976年底，解放军官兵总数减少了13.6%。

邓所说的"散"主要指的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他没有举出具体的军区或部队的例子，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自从解放军在1967年参加文革后，在邓看来有太多的官兵"卷到派性里面去了"。这严重影响了军内的纪律。邓倾向于解除解放军军官在文革开始后所担任的文职，必要的情况下把他们及其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去。1975年许多省份进行了这样的调动，包括邓本人内讧不断的家乡四川省。

邓承认，"骄"的问题在解放军中历来就有，但是在最近几年问题更严重了。这是由于在"三支两军"中解放军军官们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邓说"军队一部分人"滋长了"骄气"和"骄横"。普通百姓抱怨他们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可他们照样我行我素。"有的人主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邓发出了警告。

邓强调，军队内部"奢"的现象"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有些解放军部队从地方单位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些军官"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全国下发的是邓经过删节的讲话稿，它匆匆就结束了邓关于打击奢侈的讲话："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鉴于邓的直率，他的原始讲话中可能包含许多生动的例子。中央军委在会后不久采取了具体措施，明确规定军队高级干部有权用几辆车，用多少工作人员和秘书。这是军委第一次这么做，至少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最后的"惰"，指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邓说，有些高级干部工作不努力，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毛在1971年8月就同一话题发表了看法，当时主席抱怨林彪和黄永胜太依赖秘书了。除了重复这一观点外，邓还讽刺道："靠秘书办事，讲5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他承认犯错误是难免的，应该受到批评。他并且安慰道："改了就好"

邓对军队的整顿正中毛的下怀：让军队退出文官政治。王洪文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让解放军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是，邓是在冒险。如果毛死了，邓需要解放军将领们站在他的一边，反对激进派。然而，他准备冒激怒他们的危险，剥夺他所采取的举措。但是，在另一个自文革以来已经为他们所统治的领域，他们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那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