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伟大战略转变是既积极又认真的。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国内外出现复杂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无疑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打击范围扩大了，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左”倾错误的开端。虽然是局部性的错误，但是后果严重，突出的是“左”倾思想的滋长。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一）修改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些由毛泽东同志提出而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的说法，成为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理论的基础。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发展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斗争，后果严重。如果说反右派扩大化损害了人民民主，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则破坏了党内民主。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还在纠“左”，此后“左”的思想则重新抬头。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只改变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则事实上重点转到“反右倾”斗争上去了。如果说以前认为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这时则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错误的又一发展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实践了这个理论。为什么错？主要原因有三：（一）国际反修的影响。在国际问题上，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苏联的蜕变归结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在国内问题上，把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二）毛泽乐同志对党内分歧和国内状况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得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三）对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应该重视，但错误在于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严格说来，十中全会不是“重提阶级斗争”，而是发展了过去的错误观点。第一，认为进入共产主义以前将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二，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三，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到党变不变修、国变不变色的高度，矛头部分地指向党内。以上这一错误理论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进行国内反修的实践。社教作为政治运动总的看基本倾向是“左”的，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又明确要求“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这十年中，这方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阶级存在时间在理论上越来越长，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宽，矛盾性质越来越混淆，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但这些错误还没有支配全局，错误的理论还不等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大致从批判反冒进起，毛泽东同志同中央集体的关系开始不正常。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人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人格化，是真理的化身，维护毛泽东同志就是维护党的事业，就是忠于人民。人民翻身解放，由衷地感激党，深情地热爱毛泽东同志。这些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时候，不成其为问题。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九四三年三月，组织上作了决定，毛泽东同志握有最后决定权。此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越来越高。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也伴随产生。如果讲个人崇拜，一九四五年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反对反个人崇拜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个人崇拜十分困难。彭德怀同志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不要再唱《东方红》，后来反而还受到奚落和批判。集体领导在个人崇拜流行的情况下开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个人专断作风逐步发展，结果是利用个人的崇高威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无可置疑，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建立了任何人都不能与之比拟的丰功伟绩，他的威望曾经达到高峰。毛泽东同志不自觉地骄傲了，这是一个方面；全党的同志不自觉地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他神化，这是我们今天吸取教训更应该看重的一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从根本上错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是不断发展的。

我们不仅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阶段，不仅要明了每一阶段里的重大事件，而且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如何发展、何以发展的。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探索错误发展的脉络，力求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来，力求说明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的关联，力求讲出所以然来。这里所作的尝试，肯定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人所共知却远非人人都注意分析研究的重要事实。这是我们说明错误发展脉络的起点。

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里，发生了一系列非常事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所谓“三家村”，斗争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这些事件实质上都是毛泽东在江青、康生等人挑动之下脱离党的领导集体决定的，归根到底都是指责中央的。由于复杂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央不实行他的主张就是搞了“修正主义”，开始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而提出“向中央进攻”的主张。正因为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所以采取了违背组织原则的极不正常做法。

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之一。毛泽东在会前对会议的议题、文件等一一作了规定，包括会中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既是对彭真的错误批判，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错误批判。《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为中央文革小组夺取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埋下了伏笔。形式上，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其他决定；实质上呢？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会后，要“天下大乱”和反对“天下大乱”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和主张，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中央受到指责，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江青等人的意见而改变了中央的决定。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另一个标志。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不仅严厉指责了中央第一线，而且提出了实质在于否定中央第一线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正如陈伯达1967年3月9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这次全会时所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党难于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的含义就是毛泽东否定了中央第一线。在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左”的主张，而与中央发生了原则分歧。他既然在一些问题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中央第一线而重用林彪、江青等人，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要成为一场灾难。

这里顺便指出另一个人所共知而远非人人都予以注意的事实：“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又屡屡发生不提请中央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估计某些主张不可能为中央集体所通过（中央集体确实不会顺利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红卫兵”运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中央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号召全国夺权这些主张），而个人又坚持这些主张。不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号召与支持造反，人为地造成许多矛盾

“文化大革命”在第一阶段特别在1966年、1967年的基本方针是“天下大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凝聚为“天下大乱”四个字。江青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又推荐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说：“越乱越好”。毛泽东不仅对中央第一线很不满，对社会现状也很不满，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见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所以制定了这个方针，就号召支持造反。《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赞扬就是号召造反的。不顾中央集体的反对，支持聂元梓等人造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反，支持北大学生乱揪乱斗所谓“牛鬼蛇神”。不顾八届十一中全会对“红卫兵”未予承认这一事实，支持“红卫兵”造反，支持“大串连”。请注意一个重要事实：毛泽东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是主观主义的，不可能有正确的方法和步骤。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又认为“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见《五·一六通知》），只是一个劲儿地号召与支持造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第一线不赞成“乱”，曾被斥之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在10月5日也就向全国批发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的紧急指示。

这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以后的短短四十多天中，种种矛盾突出：“红卫兵”内外矛盾突出；学校师生对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看法上的分歧突出；“打、砸、抢、抄、抓”突出；生产下降突出，等等。这时已经很“左”了，但还嫌“左”得不够，以为干部和群众中的阻力来自所谓“资反路线”，就公开号召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资反路线”。越批越“左”，结果是种种矛盾激化：群众中两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了冲击一切的程度，无政府主义到了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程度。怎么办？难办了。“左”倾思潮的发展，“大民主”的猖獗，又造成了“修正主义”十分严重的假象。这样，就在1966年12月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矿和农村，随之把刘少奇的所谓“问题”大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