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虹：谢幕十年忆峥嵘：朱镕基在上海
谢幕10年后，朱镕基，原国务院总理，再次回归公众视野，同样因为一本关于他的书。
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下称《实录》)面市。该书收录了朱镕基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并配有83幅珍贵照片和9幅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一、从北京到上海：首次执政地方
198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朱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
1988年2月6日上午，从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履新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当天下午，时年60岁的候任市长就到了上海财政局听取报告。在上海工作将近2年后的1989年12月，朱镕基在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回忆了他初到上海的第一天就首先听取财政局报告的经历。“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
直到1991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度过了3年的主政时光。履新上海，对朱镕基来说，是首次担当地方大员。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前，朱镕基作为市长候选人同市人大代表见面，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在发言中，朱镕基自称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到上海来了之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为何会有如此感慨？这需要了解朱镕基接手上海时的背景。《实录》公开的1988年6月27日朱镕基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上海目前的困难，一是财政滑坡，二是欠账太多。“(注：上海的财政收入)从1986年开始又出现滑坡，1986年只有176亿元，下降了5亿元；1987年只有165亿元，又下滑了11亿元。今年上海的财政收入预计是153亿元，就是说，比去年下降12亿元。”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应该都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犹新。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笼罩在甲肝阴影中，感染人数达31万；而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在这一时期出现老化爆裂情况，冲毁马路，影响用水，还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亦如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在新书发布会上所描述的，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正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海，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士气不振，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开拓精神缺乏，其困难和考验尤为艰巨复杂。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才两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而这场会面结束后，作家请求市长帮他买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因为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后门关系而非售票窗口购得。
二、振兴上海，我要“厉害一点”
履新上海3个月时，1988年6月27日，朱镕基在上海市高校党政负责同志和复旦大学师生大会上讲话时再次表示了“振兴上海”的决心。朱镕基说，振兴上海，归根到底，士气要振奋起来。“振兴上海，从我做起”，“只要我能做到，我就相信上海能做到，就怕我做不到”。
谈到自己的严厉作风，朱镕基表示：“我到上海来工作，为什么要厉害一点呢？你不厉害一点，不决断，可以议论一年还做不了决议，把时机关掉了。……我们应该着急啊！应该看到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正在下降，很多方面正在落后，我们要下决心振兴上海。”
最生气干部吃吃喝喝办事效率低
1988年10月，已在上海工作半年多的朱镕基在接受日本驻沪记者联合采访时，在回答“市长感到最生气的是什么？”时，他直言：“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
对于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朱镕基从上任伊始就下决心要改革。在1988年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候选市长的朱镕基就表示，如果当选为市长，“我决心让下一届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就是我的决心。”
如何建立高效廉洁政府，朱镕基提出要狠刹吃喝风、受礼风，减少剪彩、礼庆等活动。要求市政府人员下基层要“一菜一汤”，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等。
为以身作则，朱镕基给自己提出“五戒”。“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严肃处理贪污受贿“过分一点也不怕”
“为什么农村乱盖房子、吃喝、赌博这么严重？我们有些县乡干部带头搞，起了很坏的作用。所以，不处理几个干部，刹一刹这股风，把是非观念明确一下，是不行的。”“我们要严肃处理这类事情，过分一点也不要怕。这并不是说处理干部可以过分，而是因为现在是姑息成风，严不起来。以罚代法的情况比较普遍，干了违法乱纪的事，只是罚两个钱，代替了法律处分，代替了党纪国法的处分。这样搞下去不行。要把问题性质搞清楚，你以权谋私，搞贪污受贿，就必须由党纪国法来处理。现在说要从严，过分一点也不要怕，是针对违法乱纪行为老是得到原谅而言的。”
“另外，要保护检举揭发人。领导批的信是不应转到被揭发人那儿去的。最近，有一封群众揭发信，我没看过，是市信访办直接转到主管机关请他们处理后再报告我，结果信转到被揭发人手里，他就去整检举人。这就很不好。这和我刚才讲的”面对面“是两码事。有关工作方法的问题，同志们还可以研究。我希望今年的监察工作在保证和监督政府廉洁、高效中做出更大成绩。”(1989年2月20日《在上海市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体制把人拴死了”
“上海要真正解放思想，改革走在前面”，“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这些话时，是上世纪90年代，说这话的正是朱镕基。
1991年3月，已在上海工作3年的朱镕基感叹：“我现在感到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不是怪干部，是我们这一套工作程序、工作方法、机构、体制把人都拴死了。”
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投资黑箱”是上海市一些外国投资商对投资项目批准后，申请项目基本建设开工这一漫长而复杂过程的描述。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这一阶段中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看完报告后，朱镕基批示道：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回顾朱镕基在上海的三年，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解放日报前党委书记周瑞金在新书发布会上透露，在1991年年初的全市干部会议上，镕基同志传达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我当时有幸看到了鎔基同志整理的小平谈话材料，就在庚午年小年夜，找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和评论部的同志一起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这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在当时海内外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交锋。很多人都在猜测评论文章发表的背景。其实背景很简单，就是在鎔基同志支持下，响应小平同志谈话中提出的“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的号召，《解放日报》得风气之先，以“皇甫平”评论在舆论上作一个勇敢的突破和尝试而已。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都引自鎔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今天完全可以公开说，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就是在镕基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
请专家给企业“施加压力”
朱镕基还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
1990年3月16日，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为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朱镕基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外界熟知的“一个图章”机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就是在朱镕基的推动下成立的。谈到成立这个机构的想法，朱镕基直言这是在江泽民当年的基础上提出的：“只盖‘一个图章’，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不在我。我的这个‘专利权’是在江泽民同志‘专利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88年，朱镕基约见在上海考察的联邦德国机械专家格里希，格里希考察了17家上海企业，第一印象是“脏”，朱镕基提出：“我看这样的厂长可以更换。”格里希不赞成，“因为新的厂长还要重新学起，但对厂长应当施加压力。”这一点马上被朱镕基吸收，谈话结束时，他请格里希为厂长们做一场报告，明确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意见以“施加压力”，而专业人士的意见容易被厂长们接受。
格里希说：“我愿为你而做这个报告”，“讲到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声音会很响”。朱镕基说：“希望你多讲不愉快的事情，边谈边敲桌子也无妨。”
谈判：上海地铁1号线这样谈成
书中颇能体现朱镕基的谈判技巧的，是1988年7月11日与联邦德国经济合作部国务秘书冷格尔的会谈。当时上海正筹建地铁1号线，英法德三国都在竞争合作建设，占据主动的朱镕基开门见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你们政府承诺的贷款额度小于地铁项目所需的投资数，差了两亿马克，这怎么办？”
在获得冷格尔“我们同意支付还需要的两亿马克，而且不要中国给予任何特殊优惠”的回复后，朱镕基又确认了追加的两亿马克并不在给中国对外经贸部的贷款总额中，而是专门用于建设上海地铁的软贷款，并希望此结果能向对外经贸部明确。得到冷格尔的确认后，朱镕基继续说道：“我对你的友好合作精神表示感谢。英国曾提出对项目管理人员提供免费培训。这笔费用相当于2000多万美元的赠款。”
冷格尔说：“这件事我是刚听到，我回国后再继续积极努力。我们已经投入了4.6亿马克，不会因为2000多万美元而使谈判失败的。对此，德国工业界也非做出相应的努力不可。”
至此，朱镕基不再谈论地铁，而是谈上海接下来计划吸引外国投资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希望联邦德国成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各国来上海合作。”
上海市民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地铁1号线，就是朱镕基这么谈成的。在这场会谈的结尾，冷格尔还介绍了德国的时速600-700公里的“磁性高架铁道”，并邀请朱镕基去德国参观。
2001年，引进德国技术的世界首条高速磁悬浮交通商业示范运营线在上海开工，2002年12月3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出席完通车试运行剪彩仪式后，亲自体验了上海的磁浮列车。
三、新书热背后的焦虑与期待
在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看来，朱镕基顶住了“姓社姓资”的责难，依靠群众稳定上海，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朱镕基主政上海的近4年是后来他担任“大国总理的一个缩影”。朱镕基任职上海时期，中央批准浦东开发开放战略，汪玉凯说这不仅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同时，朱镕基还开创了探索服务型政府的先河，“廉洁从抓吃喝风和送礼风开始，现在看来一点也不过时，而且是非常基础性的”。
2013年8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110万，其中100万平装本，10万精装本。上海首发仪式后，大批市民在上海书城排队选购，一时间盛况空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直言：“当时改革开放的力度，现在看来是很感动的。”
“我们觉得这本书肯定还会畅销。第一是朱镕基的个人魅力，第二是这本书的价值，第三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氛围。”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相对于朱镕基之前的那几本书，这本书对于中国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集团固化，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频仍，权力寻租难以遏制，贪腐现象高发，垄断现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拦路虎，市场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署名张广昭的专栏文章指出，朱镕基著作受追捧，背后反映的不仅是一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更是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心理结构和内心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