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文革的失败:林彪的覆灭和毛泽东的遗言

发布时间:2013-09-04 22:34 作者:王若水 浏览:189次
本文摘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宣称"文革"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是接班人:看来大局已定,"文革"接近结束了。可是,一九七 O 年春在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在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爆发了出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展开了斗争,实际上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掌握优势。毛泽东支持了后者,把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抛了出来。林彪预感到自己地位不稳,阴谋抢班夺权,没有得逞,仓惶出逃,机毁人亡--这便是"九·一三"事件。
这件事对毛泽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他已开始不喜欢林彪,可是林彪敢于策划暗杀却还是使他震惊,这种事党内还不曾有过。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打倒刘少奇,树立林彪为接班人,这是文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林彪的叛变等於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毛对林彪寄予了那么的信任和期望,到头来这个人不过是利用他喜欢别人吹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所谓"紧跟"、"高举"全是假的。他被林彪耍了。
毛泽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难堪的境地。林彪本应受到比刘少奇更严厉的声讨和批判,然而毛本人过去说了那么多赞扬林彪的话,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还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这如何自圆其说?
一九七一年,林彪机毁人亡后,经过毛泽东同意,把毛在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信发表了。其中谈到"五·一八讲话"时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粱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对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里所谓"违心地同意",指的是批发林彪讲话,他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找出辩解的理由,他本来是不喜欢的,可是"不同意不行了",因为"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如果公开表示不同意,那就是"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于是,毛只好一方面"违心地"对中央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又私下给江青写信,表白自己的无奈。
这封信公布後,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解释"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这句话说,这时毛主席对林彪"内心世界"的分析,"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後就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按照姚文元这个说法,毛泽东是"洞察一切"的,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就已经看透林彪了。这也可能是毛泽东同意发表这封信想袷人造成的印象。因属姚文元这篇文章是经他审阅过的,他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如果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的"高举"是假的,那他为什么不把林彪搞掉,反而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呢?这是完全讲不通的。当时《参考消息》上登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经通分析后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没有看懂这封信。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本意,完全不是像姚文元所解释昀那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准备在他身后公布的,只不过是要表示他谦虚的美德,韭不是要引起什么人对林彪的警惕。他称林彪为"我的朋友",说林是因为要打倒刘少奇这个"鬼"而借助毛泽东这个"锺馗",因为鬼是最怕锺馗的。这是对林彪的动机作了好的解释。明批林孔暗批周
"九·一三事件"后,还有一件使毛泽东烦恼的事,那就是林彪空出来的位置怎么办?无论从那方面说,都应该是周恩来。但不管周恩来是多么才华杰出,任劳任怨,对毛泽东又是多么忠心耿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泽东并不喜欢周恩来。从"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股"倒周"之风,紧一阵送一阵,吹一阵停一阵。不过,这股风总是形不成气候。毛泽东不能不依赖周恩来,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好管家",那些"左派"人物里半个也找不出。周恩来没有"靠边站".但他的日子比那些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的日子还要不好过。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辛苦劳累。他没有助手,所有的副总理都被打倒了,唯一的副总理谢
富治是林彪、江青的人,和他不合作。周恩来既要处理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花大量的实际来应付"文革"的风浪;他既要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违心地签署一些命令,又要尽可能地保护一些老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既要抵制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的"打倒一切",又要同他们保持共事关系。尽管处处压低周恩来,周还是赢得了党内党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现在林彪完蛋了,毛泽东是否对"文革"的错误有所反省呢?他是否觉得有必要做一些纠正和弥补的工作呢?他是否後悔当初没有更多地信任周恩来呢?他是否会让周做他的接班人呢?"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起处似乎吸取了一些教训,调整了一些政策。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他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恢复名誉。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显得很信任周恩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教、宣传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压在周恩来头上。这些工作是足够把一个人累死的。周恩来就像超负荷的机器一样,夜以继日地运转,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进行了一些落实政策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委托,过问《人民日报》的工作。四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授意并审阅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指出革命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批林"在报纸上冷冷清清,批不下去。周恩来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版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大为恼怒,认为这些文章名为批左,实为否定"文革"。《人民日报》王若水在这种情况下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说他们的调子和周恩来不同。毛泽东看信后表示,王若水提出批极左思潮"并不高明"。这实际上是简批评周恩来。从此以後,批左转为批右。《人民日报》内部掀起了长时间的批判"极右思潮"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起,迟群、谢静宜又在清华大学发动了三个月的"反右倾回潮运动",这股风吹遍了全国。"批左"有罪了。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纠左的疑虑。这是重蹈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批右的错误,只是这一次没有把周恩来抛出来罢了。"文革"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林彪在"文革"当中的言论,有的是颂扬毛泽东,有的是重复毛泽东的观点,还有的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所以,初期的批林,只限於批"五七一工程纪要"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老张,当中"文革"遣一段批不下去了。批林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否定"文革",甚至有损於毛泽东本人的形象。周恩来当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危险是不能不预防的。毛泽东这样做,错遇了制正"文革"错误的机会,而箇中原因是和一九五九年一样的。为了减少突出周恩来,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让他列席中央的会议,实际上是党接班人培养。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决定,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想到了"批儒"。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尊孔反法,林彪也是这样。不久,他又写了一首赠郭沫若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郭沫若当年骂秦始皇,是影射蒋介石。毛泽东要通过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和坑儒来肯定"文革"。这也是古为今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七三年七月三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还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四六九页)这个话里有一种威胁的意味,虽没有点名,但矛头所指,是洞若观火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十大"这一次,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起草的:王洪文只安排做修改党章报告(请对比一下:九大也修改了党章,可是没育让周恩来作修改党章报告:九大报告由林彪个人包了)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排名紧接周恩来之后。王洪文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迅速升起:谁都可以看出,他将要取代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的第二把手的位置了。
七三年十一月,翻译汇报,在和基辛格会谈时,周恩末有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谭吓破了胆(大约是指周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打和不打)。毛于十一月十七日对少数人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说"周迫不及待",与周是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十二月九日,在会兄尼伯尔国王和王后后,毛泽东分三次与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文生谈话。毛对周等人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很好。"他也批评了江青,但只是说她讲错了两句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在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又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圆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批评了政治局和军委,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还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几天以后再次提到"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这些话听起来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只要把这里的"修正主义"理解为"修正'文革'".就容易懂了。
毛泽东发出的这一连串信息,"四人帮"是心领神会的。一九七三年底,江青发动了针对周的反"右倾回潮"运动。"无标题音乐"事件,从七三年十二月到七四年二月,全国发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建议全国"批林批孔".毛批示"同意转发"。一时全国大乱,以为第一次"文革"还没有结束,第二次"文革"又来了。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提出批"周公",矛头直指周恩来。毛泽东看到这样下去不行了,批评了"四人帮"。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以后,影射周恩来的批判文章从《孔丘其人》开始,不断发表。
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紧张的权力斗争开始了。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三 O 五医院,从此未出院。
"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由王洪文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遭毛泽东驳回:后来,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由江青组阁,支持周恩来继续任总理。
六月十二日,江青等人名目张胆地批周。(如给天津一位女农民改名为周克周等)。然而,毛泽东却破例地不当人大代表。为什么这样,又不加说明,引起党内外许多人不解,四届人大召开前,(十二月二十三日,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说因为我国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四届人大刚过半个多月,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就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接着,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指示发到全国。张春桥、姚文元又接着发表重头文章。于是全国报刊都来讨论怎样防止"修正主义",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下,关于四届结大通过的宪法的宣传,关于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宣传,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宣传,全部冲掉了。毛泽东再一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拉到阶级斗争。可是林彪事件刚刚解决,四届人大刚刚完,为什么又要重复这个宣长了多年的老生常谈呢?毛泽东说"林彪一类",是不是在林彪之后海有什么人要搞资本主义呢?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想不清楚的问题。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支持在四届人大被选为副总理的邓小平的工作(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王洪文去长沙时,毛建议增补登小平为副主席、常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对各条战线作了全面整顿,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偏向,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毛泽东在有些事情上,继续批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
可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毛又批准发动"评《水游》"运动。他在回答卢荻时说,要把这本书"作为反面教材,使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说宋江"搞修正主义"。许多人以为这件事是偶然的。但是,姚文元在当天写信给他,说评《水浒》不但本世杞有意义,下世纪还有意义,要在全国开展,他批示同意。而且,在卢荻问他时,张玉凤在埸,她记起一九七四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就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一时间,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曾受到批评的江青又活跃起来,叫嚷"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九月十七日在大寨谈话)
大概江青解释得不准确,并且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毛禁止发表江青的讲话。病重的周恩来在病床上听到评《水浒》的指示,他足了解这个信息的含义的。九月二十日,他在进人手术室时,激动地大生说:"我是忠与党、忠于人民的,我下是投降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五五O 页)
从再批邓到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五年春,邓小平开始得罪江青。"经验主义"问题等找毛,批江青,五月。七五年九月,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讲全面整顿。实为纠正"文革"错误。毛泽东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觉得不能继续动乱下去了,希望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把经济搞上去,这样,他就需要依靠邓小平..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担心这样做下去否定"文革"的"伟大成就".会损害他的个人威信,他的心头又出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他不放心邓小平。十一月一日,毛远新向他汇报,提到"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一九七二年的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覆"。"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到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九月底以来,毛远新作了寄次这样的汇报。对这些话,毛泽东听进去了。
毛泽东找来等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他说: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不满意 "文革";二,要算帐。
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的意见,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大概毛泽东意识到,"文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无法掩盖的,与其让别人来议论长短,不如自己探取主动。他表示: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又说,"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精,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希望邓小平主持草凝个肯定 "文革"的决议,被邓小平婉拒,"我是桃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示由他主持不合适。与是对邓小平的批评升级。并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专管外事。
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文革"是有错误的。可是,他又陷入了自相矛盾:既然是"全面内战".又是"打倒一切"怎么只有"三分错误"呢?怎么能说"基本正确",只是"有所不足"呢?显然,毛泽东是不顾意承认这个错误的。照他的解释,"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责任是在群众。
"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都是左的错误;既然承认了这个错误,就应当纠左吧?偏偏毛泽东又在一九七六年元旦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抛了出来。刘冰等人的信的事件成为借口。毛泽东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原先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现在却说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其实,邓小平对"文革"之所以不满意,主要也是由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而所谓他们的"翻案",正是要纠正这种毛泽东自己也承人的错误。毛泽东把这种纠左的措施指责为没有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他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更荒唐的是说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刚刚说完要安定团结,现在又要斗了。为什么不说"八亿人口,不团结行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终于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一片哀悼,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失声痛哭。各地群众纷纷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哀思。然而所有这些在报纸上都没有反映。"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干预群众举行悼念议式和送花圈。一月十一日,当灵车开往八宝山时,首都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含泪送别。这种动人埸景,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第二天报纸不但不报道这些,姚文元反而匆忙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头一句就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观心着清华大学工业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四人帮"的这种态度,看来也并非是自作主长--像周恩来逝世报道的规格、版面的安排这样的问题,姚文元个人是定不了的。人们可以注意到,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中共中央的悼词对周恩来的赞扬写得很有分寸,不但没有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甚至没有说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人民的怒火爆发了。这就是首都的工人、学生、干部,利用清明节的机会去天安门,献花圈,题诗词,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恨,为邓小平鸣不平。结果遭到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天安门情况的"内参",为给"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提供了材料。当时的北京市委也起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给天安门"四五运动"定了性,认为又烧又打."性质变了",指示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埸报道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同时,他以邓小平是後台为理由决定撤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处于一种十分矛盾、无法摆脱的心情。他清楚地知道 "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可是他不原意认错。十分害怕有朝一日什么人来翻案,从而否定他自己。他已经无法收拾局面,一方面是他已经没有这种精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他永远是不服输、不认错的。在他已自知不久人世的时候,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讲了一次话,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和忧郁。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是想后事。中国有句括叫盖棺论定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接着,他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是对他自己一生作了盖棺论定。最后他说,"这两件事浚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的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番话可以看做是毛泽东的最后遗言。在这样的时刻,他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后人将如何对他评价。他知道反对"文革"的人不少,遭使他夏心忡忡,但是他还说这件事没有完,要交给下一代去完成,即使血雨腥凤也不惜。关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前途,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决心不允许任何人来翻"文革"的案。然而对中件事,他的信心是不足的,他的话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的确,毛泽东管不了身后的事。他死后一个月,华国锋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没有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从此,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终于结束。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不管毛泽东如何谆谆嘱咐不能允许翻"文革"的案,"文革"还是被否定了,毛泽东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判决。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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