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文革琐记之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续）

当年只有自助游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旅游”。“中国旅行社”、“国际旅行社”，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宾馆”也是外国人的住处，国人远足，下榻在简陋的“旅馆、旅店”。那时，许多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一出北京市区，大约不到今天四环路的地方吧，就会看到一块大牌子“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逾越”云云。所以，来华观光的洋人寥寥无几，既然不能出城，他们就无缘见识中国的名山大川。其实，既使让去，他们也未必有那个勇气-----旅游服务设施多数不像样子。我们虽然能去登五岳、上黄山，则有钱有闲之外，还得能吃苦。

首先是交通，读上文可以想见，火车出行无论多远，只能困顿“硬座”。因为卧铺要用车票换铺位牌，完全不可能“蹭”。到了某地，根本没有旅游大中小巴、几日游等服务，都是打听去哪儿哪儿哪儿的长途汽车站在什么地方。比如，1972年初，我等“一上庐山”。坐的就是九江到牯岭的长途汽车。沿途不知停了多少站，浪费宝贵时间。山上碰到一个同是去干校探亲回京的小伙子，愣是从“好汉坡”爬上来的。

又一年，游岳阳楼，上对面的小岛君山，也是乘渔民的渡船。一条木船，挤满携带生产生活用具乃至猪崽、羊羔、鸡兔竹笼的渔民。木船又窄又短，人畜器物塞满其间，吃水很深，左右轻摇。船帮不能坐人，所有的人都呆站在中间，漂过洞庭万顷波涛。

国内旅游主要是爬山。山则非峻即险，那时只有破败的台阶，“缆车”还从未与闻。登台阶上下山非常不合算：每一步都要小心地看好脚落何处，不停下来是欣赏不了风景的。就这样，有限的一点时间，大半用在走台阶上，一次去不了几个地方、看不到多少锦绣河山。想方设法出去走走，不仅因为没有比较，不知道有更好的旅游方式。还因那时没有电视，电影全是黑白，没人会拍风光片；墙上的招贴画倒是彩色，不外样版戏和毛主席像。连“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风景画都算“封资修”情调。吃点小苦、受点小累，得见真山真水，心里其实是很满意的。

只有一件事与后来相仿：摄影留念。回想起来已不知做何感想了。我等没有照相机，即使有，也不外黑白底片、一寸见方的“135”或3寸见方的“120”；镜头小、技术差，拍照多半是留念“到此一游”。 画面“黄金分割位置”站着表情刻板的你我他，背后一片模糊、景深平面。及今翻开老相册，只有感叹：可惜了大好的山水，可惜了年轻的容颜。

那是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生活方式都没给游山玩水预留空隙。除去出差公干，等闲之人无从取得全国粮票，无法在外省市买粮吃饭；只有工作证、学生证，没有单位介绍信也住不了旅馆；旅馆经常夜查“流动人口”，“旅游”也者，相当于“无故出行，或以行迹可疑论，带去”收容所“ 住几天等候调查结果，也未可知；投亲靠友，则留宿者要持”正当理由“为你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云云。就假期而言，只有我等这样被生产队疏于管教的插队知青，可以借故出行。普通行业职工，根本不知”长假“为何物。如此这般，旅客有之，游客就很稀罕了。

所以，旅游成为”无烟工业“之前，景点基本上是不予维护的。那是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没有市场何谈”创收“。再则，”天下名山僧占多“。水边山上的人文景观，多数是庙宇道场。早在文革之前就被弃置，文革再次犁庭扫穴、僧尼还俗。泰山，从岱宗坊到南天门，一路上的娘娘庙、老君堂等等，全部毁坏；山海关旁边的姜女庙，在办”批林批孔展览“；庐山后面的白鹿洞书院也不开放。景区当然也就不必印制什么介绍、指南。害得我等知识青年因只看过毛泽东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上了庐山直趋仙人洞，当天往还；下了山才知道还有：含鄱口、龙首岩、五老峰、三叠泉诸多景致。

然而，在不时兴游玩的时代旅游，竟有现今一切齐备却无可比拟的好处，游人稀少！记得苏州除了虎丘塔下有些人气，城里的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西园，静悄悄；中山陵宽阔的台阶，空荡荡；上泰山，路上碰到个人，都要搭搭话、聊几句。而八十年代中期去青岛，用山上的望远镜往海边一看，整个沙滩人肉铺满，雌雄莫辨。何如1976年的北戴河，宽阔的沙滩了无一人；偌大的天津起士林西餐厅分店，仅我们和一桌洋鬼子。一处圈起来供洋人享用的海滨浴场，碧海蓝天、白色沙滩上，只有两个金发洋妞：穿着比基尼，一个横陈躺椅，一个伫立一旁。那是什么年月，画里都没见过啊。四下无人，我等独自享受了这幅美景。

那时的水比现在甜

这个”琐记“，虽然信手写来，还是有点顺序的，却只说了”衣、住、行“，跳过了”食“。不仅因为文革之”食“乏善可陈，且惨到不忍回顾的地步。今天的健壮男、丰满女，在那个时候算”胖子“；今天的”胖人“放在那会儿则是病人--肥胖病。因为，在新陈代谢正常的情况下，体重超出标准唯一的原因是摄入过多。而那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十年啊。

口粮有定量。以首善之区北京为例，持城市户口的人，一切票证中最必需的两种是：粮本和副食本。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粮店“领粮票。一般职员：男三十一斤半，女三十斤；重体力劳动者，粮票能发到三十五斤，听说有吃四十五斤定量的，令人艳羡。

可以想见，定量要靠精打细算、合理搭配、一家人中男女老少俱全以求动态平衡，才能果腹。所以，虽然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最高指示“，但仅作为运作各级专业运动队的基础理论；民间只在工间操、体育课上念一念。因为人们的体能和热量亟需保持，而非消耗。

看似党和政府充分了解民间饥苦，也在想方设法给百姓增加主食配给，可惜办法有限。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一次：卖红薯，一斤粮票买五斤！那时深秋时节，红薯长成、出土了。解放牌大卡车上摞着沉重的麻袋，开进北京的胡同。丰收啊，粮店放不下了，堆在开阔一点的地方发售。人们接到通知、奔走相告，几十上百的人排队购买，笑逐颜开。

然而，吃到饱与食欲被满足是不同步的。只要多吃，喝粥也能肚饱，平复食欲则非菜肉副食不办。体重多半与食欲成正比。”喝凉水都长肉“一语，起自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配给的粮食按比例分为米、面和棒子面；副食则每个月每人只有两斤肉（回民不到此数），半斤花生油，每户两斤鸡蛋云云。香油嘛春节会有的，一家一两，小磨的哦。这些，都已经印在”副食本“的表格上了。

然而，偶遇特殊节点与民同乐的事情也有过。不知道中国与朝鲜谁先发明的，重要日子额外发放高级食品，以示庆祝。1972年初，北京市民出乎意料地吃到一顿对虾，凭”副食本“每户两只。事缘尼克松访华，意在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民生活多么好。这种表达方式颇为费解：怎么让美国总统一行知道呢？难道责成周恩来在国宴上，抓住尼克松赞美中餐的机会，指着桌上的对虾告诉美国人：我们老百姓也吃这个，不信你问他。早已在旁伺候的托儿某服务员赶紧凑过来证实：“是啊是啊，昨天我们家是红烧了吃的。”中央领导真的相信，美国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一无所知吗？再说了：两只对虾，让老百姓领谁的情啊？

曾与朋友聚会，卡拉OK放到李春波的“知青歌”。歌中唱道“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座中一位没有经历过文革、幸运的年轻人道：“乡下的东西好吃，不用化肥、没有污染。”说得我等“老插”一愣。想想也是，一向丰衣足食、挑肥拣瘦的八零后，没法设想在那清汤寡水的年代，偶打牙祭，舌上的味蕾多么敏感。如今，我们再也找不到朵颐大快的感觉了。正其如此，用“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形容上山下乡、粗茶淡饭的日子，多么传神、意味深长。但绝不在普希金所说“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之列。

催生添口的人头粮

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最大的区别是：市民吃商品粮，数量固定、国家保障；农民的口粮数则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从产量折算而来，并由工分粮和人头粮两部分组成。收成好时，这两个部分高些，若是赶上老天爷因故不爽，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其实，人头粮是有上限的，好像是一年270斤，工分粮则不用设限，在那个科技落后、劳动热情低落的年代，粮食产量就没高过。这个粮食分配机制给农民带来的唯有痛苦。

先说“人头粮”。农民家普遍孩子较多。幽居象牙塔里的学者，多把中国人口爆炸归咎于农民兄弟思想陈旧，信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其实不确。他们多生孩子的首先要目的是吃那份“人头粮”。农民说：孩子小时“人头粮”吃不完，大人可以沾光。所以，一个家庭若干孩子，兄弟姐妹一年一个者，比比皆是。至于以后，男孩长大、娶媳妇要盖房子、交彩礼，女孩子长大便宜了别人等等沉重的压力、负担与麻烦，都因大人们肚里没食心里慌，而顾不得那许多了。此乃那些年中国人口膨胀的一大原由。

再看“工分粮”。顾名思义是工分与产量之比，计算出来的。看似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无可非议。不曾想，其公式中，与工分运算的不是粮食的重量，而是双方的价值。他们先把产量按国家规定的某种标准折合成货币值，然后按获得这个产量的成本，折算工分的货币值。播种、管理、收割、仓储等等投入，一举稀释、冲淡了工分所值。生产队年终“分红”用这个“钱数”结算“工分粮”和“人头粮”的币值，多退少补。结果是，年成好的时候可以退到现金；收成稍差，就会出现分粮越多、欠队里的粮款就多的荒唐现象。当然，欠收太多，粮食实在不够，国家会给返销粮，我们有幸享受过，不止一年。那是“四等玉米”，就是平时喂牛喂马的“饲料粮”。而“返销”也者，欠账是要还钱的哦。

我下乡的地方离卢沟桥不远，并非穷山恶水，而是一马平川，贫困却是一样的。社员一看到队长出去开会，就馋涎欲滴地说：又吃“火勺子”去了！指六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的白面火烧，连芝麻都没有、里面一点花椒盐而已。队长也抑制不住地得意洋洋。那一带的农民最向往的美食，是炒鸡蛋卷烙饼。家里来了贵客，条件好一点的社员，才能到供销社花八分（或一毛）钱买一两粮票的“排叉”（一种浸透了油的面点），用擀面杖碾碎，和在菜里包饺子飨客。

农民的副食状态也不怎么样。我等插队的地方没有自留地、只有宅基地，也称庄户田。大的约有一亩，可以种菜。但是我们也只能吃菜，虽然家家喂鸡、养猪。但是，鸡屁股是农家的银行。鸡蛋要拿到供销社去换火柴、油、盐，炒着吃过把瘾之举，从未与闻。猪连人的残汤剩饭都吃不到，只能吃野草猪菜，上膘缓慢，历经年余、约至百斤时，也是卖给供销社，换几十块钱，应付全家一年的开销。贫下中农一年只有“三节”吃肉：重阳、中秋和春节。所以，连个肥胖症患者都没见过。我等知青，年纪小、村里没有根、不会过日子，生活水平远在农民之下。此类血泪相和的故事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赘。只举一例：我们是怎么“改善生活”的。

农民没有资格领粮票，其原理大概是农民自给自足，而且吃的是当年的“新粮”。人之常情：谁家没有点事呢，也会有要用粮票的不时之需啊。于是，本来免费发放的粮票就成了有价证券，并出现了黑市。这种黑市既不像换像章、换零件那样一群人、有固定的地方，而是按照传说中的市价，在田间炕头随机进行。这是我等知青改善生活的唯一方式。我们从城里带来粮票，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农民。这种机会其实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用粮票改善伙食、补充营养：村里偶尔会有走村过镇叫卖自制豆腐丝的小贩。粮票也能兑换。当然，那是在粮票可以于年内跨月使用之后，才能享有的“社会福利”。

分田分地真忙

中国农村，为了吃粮而致人口爆增的逆行性现象，恐为人类发展史上所仅见，实乃计划经济之必然。解放初期实行的战时供应体制，一切凭票凭证，有其不得已的原因；随即扩展为统购统销，又成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需要。他们顺势把生活所需限制在最低程度，勒紧腰带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民众生活享受的欲望，则以政治信念约束限制起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结果证明：“抓革命”不能“促生产”。

国策如此，夫复何求？那些年，除去粮棉油都有专属票证之外，并为铝锅、毛纺制品等等印发了工业券。还不够，还有单项证券，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家具，则立柜、书桌、书架……一种一票。连年货都是凭证的：每人半斤带壳的炒花生、二两瓜子云云。幸而那会儿讲究过“革命化的春节”；平时也是“先生产、后生活”。不然，过半数国家工作人员，怕要陷在设计、印制、发放这些票证的事情里面了吧？可是，那时政府工作的思路就是这样：一遇物资短缺，马上紧缩供给，此事驾轻就熟；而非发展生产，此事一筹莫展。

常言道：东方不明西方亮。动荡总会制造出不和谐的小角落。那时的“委托商店”（类似今天的当铺）聚集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大到各式家具，小到家用器具，不但一应俱全而且物美价廉，很多古董、舶来品、名牌货哦。因为，被抓的人工资停发，家人只能典当度日；下放的人，以为真的扎根农村，身上需要现钱；受到革命浪潮冲击，如抄家、住房被挤占、成为批判对象等等，生活方式和条件改变，许多东西都能与“封资修”挂钩，不能再留。只好送到委托商店寄卖。而这里，却是唯一不用票证，就能买到一切的地方。当然，升斗小民囊中羞涩，只能背着手在柜台前转转，暗暗咽下口水，说声“破旧东西，不值不值！”昂然离去。

如今回想，对于人民生活所需，看似中央心里有数。他们总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语挂在嘴上。终于启发了民间的自助联想。本来国人动手能力就强。于是，缺钱少票的人们就地取材、比学赶帮，在工作时间、用公家的材料、设备，为自己打家具、盖小房，制作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单位领导其实也有同样的需要，并不认真阻止。社会风气，逐渐从热衷政治向生活享受转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垫了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被问到：人类历史上为什么战争不断时，多半会直揭谜底：“战争就是生产力。”意谓获取生产、生活资料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多半为了国家。革命与之类似，特点在于参加是为自己捞、为一部分人捞。胜利硕果须以实物体现。正如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尾联道：“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革命取得了胜利，该论功行赏了。

做法之一是，“抄家物资”办过展览后犒劳有功之臣。狼多肉少，还是凭票。须得出身好、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者才能享此殊荣。我们住的机关宿舍，前后院子一共九户，只有一家符合相关标准。那家孩子多，有事动静大。但是他们的家长心里是有分寸的。知道此举属于趁火打劫、集体分赃。得到购买“抄家物资”票一事不宜张扬。一再制止不知轻重的孩子。但是已经晚了，或曰所得太值了，孩子们兴奋之情按捺不住。搬着象征性付了点钱的家具什物欢天喜地回来时，得意洋洋如数家珍：这个三块、那个五块……满操场的好东西啊。

至于票证引得群众之间矛盾丛生、干群关系恶化的事情就更多了，不提也罢。

男女界线

如果说，文革的时代精神是“凡事唯恐不走极端”，适用面也挺广的。因为，牵强附会地、许多事情都能与政治扯上关系。但是竟有与政治毫无关系，却弄得更极端的，比如中学男女生之间的界线，时称“男女界线”。

经查，“男女界线”由来已久，进入文革更上层楼。不仅是刻意保持距离：不讲话、不共事、不合作，连互相看一眼也是忌讳；若是有所交往，则同学一定会起哄、会耻笑。男生女生，非但相互不屑、甚至视若仇敌。“孩子们的世界”向来有一些无法为大人道、没来由、没道理的行为规范。像是一种“场效应”，无须宣布、传播，到了某个年龄，孩子们自然心领神会、遵行不悖。中学生的“男女界线”即属于此。

小学时，男女生还是有所交谈、一同嬉戏的，有些活动不在一起，多半出于男女同学的兴趣和体能之别。女生略微早熟，间或划出界线，并未形成鸿沟。没有人提醒，也不知道中学有什么“心理磁场”，一进校，男女同学就冷若冰霜、视而不见了。如此同学关系耽误“伟大领袖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战略部署”啊。那所中学文革前是男校，我们是文革中的第一批学生，老师没有遇到过“男女界线”。就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形式，规定每对必须一男一女，期望打破莫名其妙的“男女界线”。结果，男生女生不约而同自发抵制，纷纷走避云云。-

那是在学校。回到家里，院里的男孩女孩还在一起玩耍。不料：转年，一个女孩到了中学生年纪，上学第一天回来就不再理我们；再过一年，又一个上中学的，又多了一个不理我们的女孩子。老师、家长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嗔怪：“小小年纪思想挺封建！”

哪里是什么封建。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根本就没听说过“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其实就是青春期的本能，想要掩饰内心的某种躁动，不敢面对某种强烈的好奇？心知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以为那些躁动、好奇是坏事、是耻辱，不应该、不正经。和成年人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和名誉地位时，往往不敢对自己承认内心的贪婪，属于同一种心态吧？表现也很相似：高调作出种种拒绝、排斥、乔装、遮掩的姿态。细算起来，面对神秘与诱惑，小孩儿比大人容易熬。小孩子好动、注意力不集中，任何事情都能吸引他们，懵懵懂懂就混过去了。不像成年人，常常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氛围使然，无交往、不了解，以致男生普遍轻视女生。那时候，校内校外常常因各种由头开大会、上街游行，今天是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明天是声援哪一国的世界革命。一开大会，前后左右就是其他班级、年级；游行沿途则看到许多学校的队伍。于是我们一再发现：别的班女生比我们班的好看；别的年级的女生比我们年级的好看；别的学校的女生比我们学校的好看。

当然，思想超前、行为越轨的孩子也是有的。一次，学校组织“学工”，把我们分散到工厂的车间班组。一散开，“江湖规距”就松驰了，男女生接触的机会则大为增加，而男女工人不但没有界线且要打情骂俏的，周围气氛大变。于是，一个外班男生就给同班女生写起了情书。不曾想，女孩儿很“封建”，把情书交给了老师，使该男进了学校的“流氓学习班”。让今天的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那个女生从此竟成了孤家寡人：不正经才招人追呢。

分来几个女知青？

1969年随父母下干校，我等是带着“男女界线”的概念去的。各校的孩子都是如此，所以，从北京到湖南乡村，其它一切都变了，唯独男女同学的关系、气氛一成不变。

我们哪里想过湖南农村的中学是什么习惯？借住的村子流不流行“男女界线”？在北京就不可一世的外交部子弟，根本没有“入乡随俗”的观念，而是反客为主，我行我素。干校所在地非常偏远，农村生活困苦不堪。孩子面带饥色、大人土布衣衫。哪里会有女孩儿能入我等法眼？倒是一同下来的北京女生，虽被我们挑剔得一无是处，却为当地老乡惊为天人“个个都好看”；房东女儿、邻居女孩儿也对我等颇有示好之举。其实人家是客气、新鲜，但用“北京标准”一看，男属“调戏妇女”，女系“献媚于人”。更加拉开了我们与老乡的距离。遂报之以目不斜视、大义凛然。

三十多年之后，我等回过一次干校，所到之处的湘妹子，多数活泼可爱，颇有姿色。可见，观念狭獈害人之深。回到北京，召集干校时期的男女同学聚会。当年，女生也没给过我们好脸色。时移势异不免与时俱进。第一次聚会不知有人提议，还是旧习作祟，男生女生对面而坐。则皱纹、白发、发福几何，互相之间看得一清二楚。第二次再聚，不待男生说话，女生宣布：男生女生穿插坐、穿插坐，别再面面相觑了！

虽然一同下乡、一个集体，却是没有交叉的两个隔离的部分。只因那时缺乏互动、缺少由不同侧面组成的同一个故事，重逢时，明显缺少能够引发热烈回顾的话题，客客气气而已。男生心里有数：总不能在饭桌上聊：我们当年是怎么逐个给女生起外号的吧？想必女生那时对我们的评价也不宜再提。至于白首重聚最能唤起思古之幽情、重拾青春的记忆的部分：披露当年某男某女生曾有何等好感、乃至暗恋？规定聚会单身出席、过往一切都作笑谈，同时极尽威胁、启发、利诱，还是一无所获，令人失望。毕竟，虽有同窗之雅，实则彼此陌生。聚了几次都烘托不起应有的“老同学情愫”，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就这样，此生缺失的那一课，竟连一点点补偿也没找到。

其实，几个男生早就聚在一起喝过酒了。最初的话题就是“当年你注意的是哪个女孩儿”？结果，皆大欢喜的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女生同是那几个：落落寡合的小欣，合身的中式小棉袄、左肩右斜着书包，戴美丽的头巾，从茶园穿过；校部钱家三姐妹，各具不同姿色……；村姑也有好看的，镇上新华书店的两姐妹，皮肤、身材、相貌，比干校的哪个都不差啊。

至于离开干校去农村插队期间的男女同学关系，前两年基本延续北京的习惯。而农村男女青年是没有什么愚蠢的“男女界线”的，甚至肆无忌惮。田间地头的轻浮举动和浪语戏言，很长时间令我等不安。可是，他们又很有分寸。因为村里大家都是亲戚，唯有远近和辈份之别。何种辈份可以荤素不忌，何种关系可以畅所欲言，他们把握的分毫不差；当着什么人，玩笑开到什么程度，他们拿捏的准确无误。常常是男的嬉皮笑脸、口无遮拦，女的笑骂以应，说到不好意思处，照例冲过去追打。与电影电视剧上一样，区别是没有屏幕上那么文明。

农村社员，基本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村内嫁娶非常普遍，很难见到外人。知青去了，给他们带来乐趣乃至希望。当然，希望单指女生。女知青因与我们有“男女界线”，便和社员打成了一片。当年，“上山下乡”是去“插队落户”的。就有“意志薄弱”的女同学被“艺高胆大”的男队长成功“拿下”的。令村人艳羡：女知青不要彩礼。村里每年都会去知青，每年他们都问：“几个女的？”

犯了“第七条”

回头想想，文革之中的少男少女严格遵行“男女界线”看似有点“无师自通”、“大智慧”的意思。那是一个人人都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一切不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合辙押韵的思想言行，都在批判之列。若不漠视、压抑着自己，轻易就会“滑进封资修的泥坑”。一朝“失足”，轻者进“学习班”，重的送去“少年管教所”也有可能哦。罪名大致是“生活作风问题”或曰“男女关系问题”，俗称“犯了第七条”。事缘：

变革的年代，新旧交替，概念未明，一切模糊为宜。法律显得掣肘而多余。不如“政策”来得灵活多变、应付裕如。社会纷乱、民间事杂，非简约无以处置。《毛主席语录》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则，言简意赅地包罗了万象。处理社会问题比《六法全书》好使。略曰：“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第七条”出自“八项注意”，涵盖一切一夫一妻之外、婚前守身如玉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概念”也者，内涵有限，外延无边哦。

更有好事者，专门喜欢“抓流氓”。某人犯忌，就会遭受突击审问、逼供信；反复、详细、口述、笔录，交待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和整个过程。以飨审问者的“嗜痂之癖”。美其名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常识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涉事双方都要“说清楚、讲明白”。可想而知，热衷办理此类案件者，会把女方弄得多么狼狈不堪。

此其时，国人羞耻心还在，女孩子无不唯恐受到牵连，个个“革命警惕性”超强。不仅“防火、防盗、防色狼”，连自己都是要防的。某女中学生，暗暗喜欢外班的一个男生班干部，希望看到他、期待一起处理学校分派的工作，路过他家也会朝他的窗户多看两眼。一日，该女生突然收到那个男生的一封信，模糊地看出男孩子面临下干校，忍不住而作临行表白。“却原来，那孩儿男生早就爱我了！”然而，莫名的恐惧随即涌起：“那我们、不就成‘男女关系’了吗？”女孩子惊惶失措，颤抖地将来信撕成碎片，脸红心跳、气喘吁吁。许多年后才知道后悔。

还有因“长得好看不是优点、是累赘”而自卑的。某校一女生，上下学的路上，被校外的坏孩子围追堵截“求交友”，一同走路的闺蜜无从保护、救援，躲避不及，还引发了“招蜂惹蝶”之议。积极努力、一再延宕，才在初中结业前加入了红卫兵。前朝社会观念扭曲有如此。待到世风转变，美人已经迟暮。偶一及此，唯叹生不逢时矣。

如此噤若寒蝉，因为人们知道，一旦有事、一旦“坦白”，后果非常严重。我校同年级外班一男一女触犯了“第七条”。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谅能怎样？但是，其交待进了档案。那个女生本来能分工厂的，结果插队了；本来一年多就能回北京的，看了档案、接受单位要求换人。该女生颇具才貌，画作入选全国美展，中央美术学院来要人，“一看档案”……；蹉跎数年，才回京上了个中专。

其实，规范男女关系的“第七条”，更多地适用于民间和中下层党员干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涉此，就以“生活小节”论了。此类传闻不绝于耳，当然都是“污蔑不实之词”。至今未见辟谣、屏蔽的一则，出自《聂元梓回忆录》，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与情妇邓觉先的故事。聂的丈夫是党中央的监查委员，不但不管，还经常和他们一起打麻将。详情“百度”即可搜到，不赘。

拍婆子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批判稿则常见这样的句子“阶级敌人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云云。意指冒死犯难的行为。文革，多么严酷的时期。单位里随时可以举办任何名目的批斗会，闹市有巡逻“值勤”的解放军，满街革命群众，时刻准备制止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坏事……。然而，竟有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的，而且在相对长的时期里，在北京的青年中蔚为风气。这就是若干文革影视剧里的重头戏“拍婆子”。

先要澄清几个概念：“婆子”，指大院出身的女孩子，初高中年纪，须有几分姿色。小说中的“圈子”则指“胡同串子”中的女流氓，市民出身、年龄不限，文革前已经存在，“婆子”则是文革产物。“圈子”和“流氓”是一对；“婆子”和“顽主”是一对；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批人。两造的行头、派头，文革前几年区别非常明显，后来才同流合污的，而且是胡同的改造了大院的。

“婆子”一词从何而来，今已不考。形、音、义都不雅训当年大家就承认。女孩子没有以“婆子”自居的，男孩儿则背后才这样称呼自己的“女朋友”。需要的时候，多代之以“小蜜”。那时的人思想保守、词汇有限，一个“蜜”字，换用于各色女子。穿军装的是“军蜜”，好看的是“水儿蜜”，认为特别好看，再加几个字“极水儿小蜜”。

含义上，“婆子”一语带有贬义。因为“婆子”是供“拍”的，而且谁都可以“拍”。“拍”，指认识的方式，书面语是“搭讪”。“泡妞儿”而已，与“爱”无涉。“百度百科”等地，有长文详解。“诗无达诂”，且“拍婆子”之为一种自然生成的结识女孩儿的方式，从未经过规范，只能以民俗视之，具有人言人殊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

“顽主”不是不近女色的绿林好汉，经常上街“拍婆子”是其象征，以示浪漫。据说，搭讪需以“同学，你是哪儿的？”开头。看来，形成固定套路很有必要。就像威虎山的土匪，用黑话火力侦察，既表明了身份、又表白了意图；再听对方回答，就知道这出戏还要不要往下唱、怎么唱？如果对方是出来“飘儿”、待“拍”的“婆子”，便会迅速扫你一眼，感觉不错时，可能会告诉你她来自哪个部委或军队大院；下面就顺利了，话题是现成的：我认识你们哪儿某某某；我是哪儿哪儿哪儿的，你去过我们院吗……。也许她并不回答，但也不作摆脱状；故作矜持，就是“有戏”。尽管展示你的口才吧。

若“小蜜”闻言一愣，睁着无邪的大眼睛询问地望着你，那就是个好孩子，不知道你问的是“是哪个学校？抑或我住在哪儿？”此时此刻，你的心跳急剧加速“碰见‘恐龙’了！考验手段的时候到了！”你须察颜观色，装斯文，敢吹牛，不难将她“哨”（意同“侃”，出现较早）晕。史上，故意搭讪那种一看装束便知不是“婆子”的清纯女子，获得成功乃至喜结良缘的，亦不罕见。

注意，“拍”的时候，不可拦住“小蜜”去路，最好是她走路、你骑车，缓缓与她并肩而行。因为常常会有这样的场面：女孩子低头不语、大幅躲闪，甚至表示反感。坏了，“拍炸了”，快跑。出去时，最好两三人同行，有主侃的，有敲锣边的，有观察周边形势的，既防止弄巧成拙，又能提高成功率。

“拍炸了”就要付代价。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尚带正义感。“干什么你！滚开！抓流氓！”小蜜只消喊出其中任何一个短句，周围的革命群众，将立即会同工人民兵、解放军战士将您老人家扭送公安局。视情节与前科，轻者通知学校、单位、家长前来领人，重的直接就送去强制劳动了。低头认罪为时晚矣。

然而，“拍婆子”的队伍里竟出现过一位“神气哥”。此君出身高干、高知双料家庭，性喜读书，而且是马列原著哦。每有心得就高声宣布：诸位、诸位，我又把马列主义发展了一步！现实中的才子照例与电视剧相反，他是“既爱江山，更爱美人”。不时上街“拍婆子”。成功的记录不得而知，反正那次是“拍炸了”。进了公安局，面对警察不仅毫无愧色，还指手画脚地开讲起来：人类自十八世纪起，个性解放；五四以来恋爱自由……。警察没见过这么大言不惭的，有点发蒙。随即回过神来，猛地一拍桌子、厉声道：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我就知道你是流氓！

小军挎 大拉毛

前文提到从装束上可以区分“婆子”、“圈子”或“好女孩儿”。大致说来，“好女孩儿”的服装多为商店出售，衣肥裤短、鞋不跟脚，两条辫子一幅浏海（时称“屁帘”），没有“标志性”；“圈子”则头发梳成“小刷子”，中式上衣和裤子贴身地显出线条。偶去江浙的北京男孩儿会吃惊：怎么满街都是“圈子”？“婆子”则与“顽主”同一系列：军装为主，因为她们的前身也是“老兵儿”。诚然，三类服装时或“混搭”，“槛外人”不易分辨。到了冬天，特征就突出了，你若看见前面款款而行的“小蜜”，上身“国绿”下着“藏蓝”，左肩右斜军用挎包，戴着长逾一米、颜色鲜艳的羊毛围巾，就非“婆子”莫属了。

“婆子”中，不乏将门虎女、高干千金，在红卫兵遗风未泯的那几年，举止行为比较大气。其与“顽主”厮混，不以钱财为目的。更像是填充退出历史舞台的空虚，消极表达对现实不满。而直接来自“老兵儿”的“顽主”，则“简单粗暴军阀残余”，泡妞不靠献殷勤，而以不羁的言行吸引异性。在尚武的氛围中，为“呛婆子”而“茬架”的事时有所闻。被争夺的“婆子”绝不会像电视剧那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比较弱小的男友，大叫“别打了！别打了！”而是安静地等在一旁，等着决出胜利者。

某人“会婆子”，时常由一帮“顽主”陪同，去见一个女孩儿。到了地方，男孩子旁若无人地继续打打闹闹、斗贫嘴，把那女孩儿晾在一边。女孩子则乖乖地、崇拜地欣赏他们的无聊。 “顽主”的数量无数倍于“婆子”，难得近距离接触女孩儿，男孩子不免兴奋莫名，乱语胡言。偶有单独约会，女孩子会从小军挎里掏出苹果、巧克力、牡丹烟等给那男孩儿，以示温柔体贴。出去吃饭，大半也是女方买单。一则，男孩子的一点零花钱仅够抽烟；再则，女孩子自尊的心理与今天相反，需以节俭下来的区区之数表示“我等与吃男人的‘圈子’不同”。部分少女甚至把这个计较坚持到风气丕变的文革晚期：某大家女，年逾及笄待字闺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约在饭店见面。她的条件是：第一顿饭得我请。

那时所谓的“门第”，基本只是概念。文革初期，当官的几乎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供炫耀；后来虽然有所“拼爹”，也不在经济层面。个人身份更加不值一提，男女一律，不是远在兵团、插队，就是工厂的学徒。国家分配使然，与个人能力无关，所以没人在乎彼此的处境。大院子弟交往的基础是相似的兴趣爱好。

少男少女，耳鬓厮磨，能不偷吃禁果？“出事”也是难免的。犯了“天条”，是放回家还是送“强劳”，得看各位家长的道行。文革中，北京发生过陈少敏坐着“红旗”（部长级高级轿车）到市局要人的事件，鼓舞了多少高干子弟。陈少敏也者，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八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她是唯一没有举手的人。豪杰之举只是特例。其他人家的孩子出事，会用各种关系疏通，减刑、脱罪。没有法的地方理大。理的好处是反正都通、富有弹性。于是，“不能因孩子的问题影响父母的工作”、“给机会、留出路”等说辞可以任选。警察觉悟也不低，孩子进来先问出身。凡是父母到了司局级或者在什么要害部门上班的，不待“打招呼”，他们自会“酌情处理”。最省事的如送到家长所在单位的“干校”，在劳动中反省教育等。我就颇曾得见，女知青、小工人都有。“收容”他们，是“五七干校”起过的唯一正面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