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中洋：我与于光远的一段交往
年末岁初,总能收到一些祝福。而今年,最让我感动的,是收到了于光远老的一封贺年信。
于光远的名字,过去并不陌生。记得小时候翻父亲的书柜,看到一册《政治经济学》,主编就是于光远。后来陆续读过他的一些书,大都是经济学类的。如果不是因了一个机缘而走近这位泰斗级人物,这个名字对我可能会永远遥远而单一。因为此前我心目中的于光远是等同于经济学家的。
事情源起于我对收藏的一枚“北平《解放》报”证章的考证。
党史界一般认为,北平《解放》报诞生于1949年2月,系《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前身。但我查阅了文献资料后,认为这枚证章背后的《解放》,应是1946年2月军调部时期中共中央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为求证这段模糊的史实,2006年暮夏,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的引荐下,我在北京医院病榻上首次见到了于光远这位91岁高龄的当事者和重要知情人。
于光远是当年北平《解放》报五个编委中惟一在世者。当我把这枚当时报社人员配带的证章递到他手中时,病榻上的于光远眼睛一亮,激动不己。他抛开医院探视的规定,不停地回忆当年的办报岁月。并介绍我到外交部、新华社和北京党史研究室等处进一步查证。于光远还在病榻上为我题词勉励:“收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赞同与欣赏你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在于光远的关心下,我撰写了《北平<解放>报往事》一文。文章写就后,我请于老的秘书、中国社科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冀燕女士,转呈病中的于老审阅。胡冀燕女士告诉我,于老接到文章后,在病榻上当即仔细阅读,称赞文章写得好,并亲自推荐到《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此文澄清了一个历史史实,在党史界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一枚小小徽章,使我与于光远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与办报,只是于光远早年革命生涯的一个片断。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于光远,18岁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著名物理学家成为同窗。他撰写的关于相对论的毕业论文,爱因斯坦曾看过,并提出一些意见,导师周培源也寄于厚望。但国难当头,于光远毅然放弃了与钱三强竞争报考约里奥・居里研究生的机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他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春奔赴延安,开始了经济研究和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器重,后担任延安图书馆馆长。1948年以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理论宣传和科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建国后,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于光远被公认为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邓小平经济顾问的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他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于光远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绩远不止此,至今他已有80多部、上千万字的著述,广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科技、文化等十几个领域近70个方面。韦君宜曾写过《杂家于光远》一文来概括他的成就。
与于光远交谈,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大家风范。他的健谈、睿智,他的活力、笑容,他的跳跃不停、流畅不息的思路无时不在感染着你。于光远在病榻上回忆早年往事时侃侃而谈,细节记忆犹新,让我们在场的年轻人自叹不如。他又是幽默甚至有些顽皮的。当我怕时间拖长影响他休息,起身告辞时,他却喊住我说,再告诉你一件事。于是我郑重地坐下来掏出笔记本,而他开口讲的却是发生在潍坊的一件趣闻。讲完还向我核实:“是不是真有这事呀?”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于光远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于光远心态出奇得好。文革时他去参加自己的批判会,在门口被红卫兵拦住,他也忘不了幽默红卫兵一把:“你给我一张门票吧!不然批判会开不成的。因为我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于光远。”于是被连拉带拽拖到主席台上。等批判会一结束,于光远又早早回家泡上了冷水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他与孙冶方、许涤新、薛暮桥被誉为经济理论界“四大名旦”时,丝毫不沾沾自喜。与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因反伪科学被称为“四大恶人”时,也是一笑了之。
于光远一生注重学习,他84岁学上网,86岁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于光远曾提到,一位物理学家讲“上帝厌恶真空”,灯泡是真空的,遇到外界压力,啪的一声就碎了。人也是如此,只有不断充实自己,才能具备抵御外界侵袭的能力。对自己做的错事,于光远立了一个规矩:“后悔半小时”。事情过去了,从中吸取了教训,就不再多想。这种豁达,给人印象极深。
于光远有写贺年信的习惯,一般是写给自己的亲友。他说,“每逢这个时候,我都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亲友们送去新春祝福,并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向关心自己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交待,感到彼此之间仍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交流。”这一习惯一直坚持了22年。
带着对于光远老的景仰和感激,我在精心准备的贺年片上认真回奉自己的祝福。祝愿于老万事如意、长寿安康!
孟中洋
作者和于光远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