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这天下，原是亿万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

——2013年10月15日，对于资中筠先生在第26期“公民宪政讲堂”演讲的初浅点评

资先生娓娓道来，讲的是一个民主协商、立宪建国与人民共和的故事。是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政治叙事，更是一个涉关芸芸众生平安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琐事。我和诸位一道，凝神敛息，聆听下来，获益颇丰，而不禁浮想联翩。在此，略从以下六点谈体会。

第一，关于“打出来的天下”与“谈出来的国家”。资先生在历史脉络和比较场域，经由梳理相关现象，而寻觅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追溯其意识形态情结，据此展开自己的理路，可谓开合有度，而意味尽在其中。这不，资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打出来的国家”与“谈出来的国家”这一两分法，蔚为纲领，实堪玩味。不过，这里我想仅就修辞略作一点修改，觉得以“打出来的天下”或者“打出来的江山”与“谈出来的国家”措辞，似乎更为贴切，至少，更能状述前者所在地域当事者的心态臆度。“江山”与“天下”，不脱帝制王朝家产的痕迹，而有历尽烟火，尽归吾彀中之顾雄自盼。除此之外，资先生并提出了有关国家的第三种形态，作为“打出来的天下”的一种异形，所指实为当今本朝和“金三胖”统治的北朝鲜，其为范例，正为一种权贵的江山，不折不扣的家天下也。

各位，资先生说“打出来的国家”或者“打下来的天下”具有四个特点，不仅表现为“天下”为我牺牲亿万身家性命所俘获的财产，私囊中物，因此具有代际的继承性，而且在于将“天下为私”而非天下人之天下，其与“公天下”截然相对，可谓昭彰。资先生还讲到，置此情形下，爱国等于忠君，必然轻视个体生命，实行愚民政策；可能会考虑民生，但不会由此发展至重视民权特别是个体民权这样一种现代境界。凡此种种，在下以为，均丝丝入扣，鞭辟入里，辛辣之至却又平静道来，真所谓“四两拨千斤”也。

我体会资先生所讲的第三种形态，即“党天下”、“官天下”，其之所谓“保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云云，其实乃是“王朝政治”假借“人民共和”的名义在现时代之翻版，不脱秦汉之制也。…此处有删节…

那么，“打出来的天下”能否过渡成为“谈出来的国家”呢？特别是能否实现“和平过渡”呢？资老师说她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不过，事关中国的未来历史发展前景，虽说不知道，但却希望如此，也确实需要知道，却是人心所向，而情同理同，四海一心。如果从世界范围的比较政治来看，则事有前例，倒也未必太过悲观。比如台湾也算是“打出来”的，“中华民国”同样是打出来的，但台湾于晚近三十年里顺利实现了和平政治转型，可谓大中华文明圈“先民主起来”的样板。今日台湾政权的民主更替已然上了轨道，虽然问题依旧多多，旧恨复添新愁，包括民粹主义、民主治理之有欠成熟、党际斗争极化等等，但民主转型及政权的和平、公开、理性授受已然完成，所谓“授受以公”也，实堪欣慰。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基本上以和平方式，从共产专制转型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当然也有问题，如有了“民主”后，却一度匮乏“面包”，等等。但我相信，事实上也是，经过那样一段颠簸之后，还不都解决了。所以，我相信资先生、千帆兄也好，在座各位也罢，都希望“打出来的天下”能够和平、渐进、有序，一步一步，走到“谈出来的国家”之境。我们这些人，从胸有点墨至胸有丘壑不等，而手无寸铁则同，天天坐在书房里冥想天下，仿佛为家国天下而忧而虑，其实本性温善，防范这些人有什么意思呢？有时想起来不免觉得好笑，手上有武装力量，三纪用兵，却又心虚，何必呢！

第二，关于权力来源及其正当性。资先生的讲座其实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古往今来法政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凭什么你来统治？”“你的统治权力从何而来？”或者，“为何你有权力？”事到如今，全面的愚民已然不可能，外部世界扑面而来，整个地球连为一体，先发起来的国族彰显的榜样力量，包括海峡对岸同为炎黄子孙“先民主起来”的生活实践和政治实践所提供的典范，迫使我们，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十三万万共和国的公民本应分享的家国天下，为何只信“党”而不信“民”，为何“人民共和”难以做实，而官僚资本、权贵资本代际继承，整个中国不幸挟持为“家产”、“私产”？其所据为何？凭什么？如果你所提供的论据不过是说“打出来的”，则值此民权时代和平权时代，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蔚为正统与政统，还这样说，岂非自绝于时代，从而自绝于世界。--资先生说现在好像不太好意思这样提了，或者，不敢提了。我猜想，背后提而当面不敢提了，私下提而公开不愿提了，羞羞答答地提却无法厚颜无耻地提了，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刻下的“权力交接”类似于一种禅让制，而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仿佛一种“分封制”，颇有盛世古风，三王之治呀，云云。殊不知，此为“天下党有，私相授受”，恰相忤逆于“主权在民，授受以公”之权力大道，谈何正当性？！其为一种修辞，玩玩，自娱，是他们的事情，大家实在不必当真。

问题在于，将政治奠基于程序公正之上所组建的民选政府这一范型，是晚近三百来年间，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人类所能获秉的普世价值，也是现代文明于政治领域的精髓所在。今天，我们要问，中国作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所在的栖息之所，一个煌煌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能不能渡过这座桥？能不能越过这道坎？还能不能以党天下的家产为盾来躲避13万万人关于天下为公的追问？在此，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权力授受程序的合法性，“私相授受”绝非自求多福之道。因而，重申“权为民所赋”这一晚近世界的政治常识，蔚为时需，而重在以具体制度坐实之。说“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错，你尽管说你的，但有一条不能回避，那就是“权为民所赋”。如何赋予你权力？谁赋予你以权力？当今中国，刻下的世界，人类现有的政治想象力和政治智慧所能提供的一个较不坏的选择，不外乎是把“我们人民”化作选民，一种可计数的政治存在，每人手上拿一张选票，一票一价，在公开、直接、竞争性的透明程序中，于公共场域的公共选择博弈中，做出自家的选择。倘若你被选中，则阁下接受委托，执掌权力，其方式正不外乎依靠政党来组织政府，依法施治；若果未能选中，或是因为你品性卑劣，为选民所不齿，或者你意识形态悖离于普遍人性和大众价值，或者因为你行为乖张，颟顸而无能，尤所甚于前总理李鹏，则落选靠边，夫复何言？！

置此情形下，博取执政权的民选程序是一个基于公共选择而凝练公共理性的自然淘汰过程。也就因此，既言“权为民所赋”，则启动这一自然淘汰过程，也就是启动政治改革和政制建设，特别是启动将全国人民化身为具体可计数的选民资格的直接民主选举程序，实在是躲避不了的事情，也是早晚的事情！毕竟，凡此程序正义已然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志，则中国回避得了？当然不可能。这是我听了资先生讲座后的第二个体会。

第三，立国与立宪及其政治承诺。资先生在中美比较框架中谈这个问题，是以一种“理想型”作为铺垫，而旨在陈述己说。当年老美立国之初，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关于《宪法》举行了569次投票，因此，仅就内政立国而言，美利坚的确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换言之，是通过讨价还价、政治妥协和协商民主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政权，同时，是一个循依严格的法治程序缔造出来的共和国。在“民族国家－文化立国”和“民主国家－政治立国”这一缔造现代秩序的双元革命意义上，与母邦交战完成的是前者，而“569次投票”所缔结的是后者。内外有别，却又关联沟通。就后者而言，职是之故，从一开始，它是或者可能是一个亿万公民分享的政治家园。当然，此处的“亿万公民”尚需两百年磨洗，将外延扩展至有色人种和妇女，方始周延，而名实相符也。如此这般，资先生的描述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近代立国、立宪应当是并且可能是怎样的一种进程？资先生讲到，此前两千多年是王朝政治，以打天下坐天下为正统。1911年之后，政统遽变，辛亥一役，中国从此告别了王朝政治旧体，而步入一个现代政治历史进程。--所谓新中国、新社会，实开启于彼也。因而，近代立宪、立国，离不开这新中国、新社会之“新”。而“新”在何处，则上述双元革命也！

迄而至今，中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将眼界稍稍放宽。在此，我有一个深切感受，即香港作为中国政治版图的一部分，是“先法治起来”的地区；台湾作为大中华的一员，是“先民主起来”的地区。中国大陆同为炎黄子孙，传统和背景类似，刻下所缺，正不外乎民主与法治也。而就中国主体的大陆情形来看，法治之难行，恰恰因为民主为法治的基础，无民主基础，则法治云乎哉！刻下，举凡司法独立、权力制衡、遏止腐败诸项，不取决于立法条文如何规定，而取决于是否启动了民主进程，因为民主意味着整个社会多元化的政治力量之公开博弈，而这才是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最为强劲有力的基础。舍此而繁文缛节，等于在绕圈子，终归无所用心，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听资先生讲座后的第三点体会。

第四，关于国民与公民，及其爱国与爱祖国的区别。资先生讲到了一个问题，我听后将它翻转为政治哲学术语，即“爱国”和“爱祖国”不是一回事，切切不可混同。过去讲忠君就是爱国，今天却要分梳这样的概念：作为国民之爱祖国，以及可能都爱祖国，与作为公民之爱国家和他们可能不一定非爱这个国家不可，实乃并行不悖。换言之，作为公民，没有义务非爱这个国家不可。为什么？因为国家是我们公民让渡权利而共同缔造的政治家园，以互惠关系为基础，而牵扯到相互承认的法权。就是说，国家有德性，以民权、民生至上，照顾亿万公民的身心，则对你奉献政治忠诚和法律信仰，蔚为互惠一方公民之义务，也是“双向承认法权”的应有之义。基此，我服从你、我热爱你、我为你完税纳粮、我为你当兵打仗。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背信弃义，视民众如草芥，根本没把亿万人民当做国家的真正主人，相反，不过是税基的数字，乃至于人盾而已，则置此情形下，公民自然有权用脚投票，既可以改变国籍，另择忠诚，也可以公民不服从方式表达不满与反抗，而重缔一个新国家，或者，新政权。当此之际，我爱祖国，但不爱这个国家，怎么不可以呢！无论是在政治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公民美德视角审视，此上合天条，中顺人情，下符法理，可谓至恰。此从罗马古典政治文明和中国古典政治智慧两方来看，均有所据，而它们实为现代秩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母。从前者所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来看，则国民可以爱自己的祖国，但作为公民有权力对抗我的国家，因为我的国家不仁不义，因此我对他的抨击、批判乃至于强力反抗恰恰表明我爱这个国家。这就好比斯诺登同学其实是最爱美国的公民是同一个道理。从中国古典智慧来看，邦国有道与无道，构成了行藏之准则。邦有道行之，邦无道藏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孙行。凡此种种，同样正相合辙。

抹黑对方，比如动辄指责你“里通外国”，结果不仅于养育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无益，而且，造成了一大批民粹主义的懵懵懂懂的爱国贼，一有风吹草动上街就砸同胞的汽车，可堪讶异者也。这是我听资先生讲座后的第四点体会。

第五，关于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公民理性指向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德性和集体善好，基于公民理想，而以个体主义的自由、幸福为指归，同时并不排除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价值观念。国家理性基本上以集体尊严和民族主义为指向，图谋国族的繁荣富强，以及必要的治理术，强调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的完善，等等。相较于国家理性，公民理性恒具弱势，因而，在此如何以公民理性和公民理想救济国家理性，而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防止国家理性的裹挟独大，从而，迫使这一方水土真正成为亿万国民分享的政治家园，也是亿万公民皈依的文化家园，考验着一个国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德性，则刻下中国于此两面均有待提澌。特别是于“优良政体”一面，更且面临转型压力，而需好自为之。

有人说，常常有人说，一旦启动政治转型，中国就会出现混乱，因而，政治转型急不得。若说政治转型需要审慎，则无人得持异议。但是，假若因其复杂而敏感，便拖宕不决，甚至以为畏途，则坐失良机，坐困围城，实为不智。既然转型是早晚要做的事，何能搪塞而拖延者也。其实，很久以来，从官方到民间，都有这样一种讲法，认为在中国今天实行宪政民主会出现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经济滑坡；第二种可能性是边疆少数民族会独立；第三种可能性是整个社会枭雄并起，群龙无首，一下陷入无政府状态。我想，凡此担忧纯属子虚乌有，说好听一点是杞人忧天，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用来吓唬我们的，或者，吓唬自己的。为什么？因为民主宪政作为现时代的政治治理方案和立国方案，本身就是维系国家的大经大法，而恰恰强调法治并立基于法治的严肃性，经由为政治权力设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基本保障。在此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GDP下滑，但从长远看，则恰恰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是民主宪政国家？这你如何解释？

其次，指谓实现宪政民主就会导致边疆少数民族纷纷独立，整个中国解体，亦属不当。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前景。实质上，通过多元文化的分解及其所构成的宪政爱国主义，早已为多族群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提供了解决方案。若果尚未实验，就以这样的历史必然前景而置事关整个国族前途之政治转型于不顾，可为不智。--宪政爱国主义从来不曾回避国族的领土完整性。再说，政治转型叙说的是内政的民主化，其于民族国家建构维度并不冲突，毋宁，是“民族国家－文化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这一双元革命下的现代秩序的有机统一整体。

再次，指谓社会出现群雄并起、群龙无首的状态，就更是不着边际了。为什么？因为，这就牵涉到你所说的“动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的“乱”是多种政党和社团出现，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我认为是民主来临时刻的正常状态，是对专制集权的反拨，没什么不好的。而且，经过这样一个时段以后，我相信，经由公共理性的筛选和大众民主实践，这个社会将会走向有序政治、常态政治，这个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民主也会逐渐习惯并成熟于民主政治实践。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序政治和常态政治，中国人历经百年奋斗，有能力运用这样的制度。甚至，运用得更好。台湾、香港是很好的例子。现在有一种观念特别需要破除：动不动以“乱”作为阻止进一发展民主宪政的借口。到底什么叫“乱”？民众上街游行叫不叫乱？当然不叫乱。倘若无序，则正说明公共权力特别是警察权力没有到位，没有透明公开的让我如何申请、如何举行、怎样举行以及派人现场维持秩序等一整套法律法规安排。如果有，我相信以北京而言、以全中国而言，每天有几百场游行示威是常态。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哪天没有游行示威？这是一种民主常态，不是乱。好比最近西北某地把一个十几岁少年抓起来，后来又放了，说村民游行就是乱了，实在不堪。怎么是乱了呢？《宪法》45条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集会的权利嘛！

至于有人说北朝鲜离开了“他们”不能过日子，更是笑话。“金三胖”死了，地球照样转，朝鲜的百姓才有望过上不再挨饿受冻的日子。

倘若施行立宪民主，而真的发生社会动荡，恐怕不是因为“立宪民主”，毋宁，是此前的体制所积攒的社会政治矛盾，在此种体制笼罩下暂且压抑着，待其崩解，一下子显露、爆发了。就此而言，则现行体制以渐进和平的方式消解颠覆性的社会政治矛盾，而为立宪民主开道，恰是不当推辞的应有之责。

第六，开放三大市场与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资先生以“谈出来的国家”为期，让我想到中国今天需要开放三大市场，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各位知道，1860年-1895年，35年里，以洋务运动为标志，蔚为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1902年清末变法，继之以北洋新政，到1927年-1937年整整10年的自由经济黄金时期，同样是35年，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日到现在，又一个35年，是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三次改革开放，其主流政治意识和政治意志，不外乎是“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其中，三次改革开放都指向市场经济，这是第一个“市场”，需要开放和建立的，中国到今天为止尚未最终完成，有待于接续努力以收束之。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软势力，开发民智，让民族的智慧和德性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为此需要形成“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中国无法形成自家的知识力量、道德勇气和精神领域的刚健与博大，温婉与细腻，则中国只能说是一个经济大国，而精神小国也。今天，恰恰缺乏言论自由与自由思想，所以，开放思想的市场，时不我待。紧接而来的是要开放“政治市场”，以政治多元化，让全体国民作为政治的博弈者，以政治上的组织化生存，凭藉自己的组织性力量，参与政治博弈，在博弈中决定谁享有政权，而以“授受以公”的法制程序，为政权的永久正当性奠定民主基础。可能，这是174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最终所要臻达的一种政治成熟之境，也是促使中国民族臻达政治民族之境的必修课业。

因此，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是当务之急，可能也是从资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在座的20多岁的读书人，所共同衷心希望之所在也。1949年时，很多人欢欣于这下“中国问题”全解决了。后来胡风先生献诗，第一句就是“时间开始了！”梁漱溟先生冷眼傍观，慨然而揪然：问题根本没解决，还不到高兴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垮台了，换了一个新政府，但政治体制没有解决，中国民族在政治上依然没有上轨道。--这是1949年梁先生的原话，中国政治不上轨道，则万事无望。

刚才有听众说中国三次改革开放，35年是一个很神奇的周期，感喟数字之神。说实话，你所说的神秘的数字，我从来不相信，60年一甲子或者正好是35年都是巧合。我说要尽快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在我个人观察，第三次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已然停顿，或者，已然多所停顿。姑且不说1989年6到1992年邓公南巡之际这三年的停顿，就拿2008年后的停顿来说，公权力那种盲目自信、自我膨胀，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所造成的“三个自信”等，其实等于将改革开放之门封闭了。中国现在未富先骄，因为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过去曾经的改革推手现在都成了既得利益者，己然不想有任何变革了。毕竟，此时此刻，无论是市场经济的红利还是权力的租金，已然尽收“吾彀中”，因此，自然无改革动力或者压力了。所以，从2008年到现在，五年之间，改革其实中止了。很多领域还存在着倒退现象。比如言论自由我认为就出现了倒退，司法改革不仅停顿，而且一度于王胜俊出长最高法院时期“走邪路”。最近这一波打压表达自由不过是潜伏经久、一时发作而已，表像的背后反映的是公共权力对于整个市场、整个思想垄断的体制冲动又发作了，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不，未来是否会出现几十万人自愿不吃饭，我不知道。不过，资先生，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对方是一个有德性的政体，以摧残自己的方式自愿不吃饭而达成诉求才有可能；如果对方说你是草民，是一堆数字而已，视如草芥，你饿死了他会心疼吗？！当年北洋士兵开枪杀死了学生，段祺瑞自此终生吃素，现在的官员能做到吗？所以，短时间内企求转型速成自无可能，我也不希望出现这种速成毕业生，通常，这样培养的学生质量无保证。毋宁，和平渐进、有效推进是最好的方式。问题在于不推、不愿意改怎么办？这才是重大问题。

我听资先生的讲座以后，略作评议，与资先生、千帆兄一样，我们衷心希望经由民主转型，此水水土蔚为亿万国民分享的家国天下，一个惬意而宜居的家园。这是我对资先生的讲座所透露的心灵世界所做的解读，也许触及了资先生的心思，而道出大家共同的焦虑与憧憬，则言虽有尽而意实无穷，尚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