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灾害经济学观点的当代意义

我是从9月27日《光明日报》上读到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1915-2013）辞世的消息。在我心中，于光远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去世，犹如一颗巨星陨落，令人不胜悲哀。数月来，翻阅并速读报刊，已有多篇追忆并报道于光远先生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普遍集中在经济学、体制改革诸方面，对于光远先生在中国灾害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涉及很少，因此笔者愿以亲身感受介绍一点情况，使先辈的学术思想及智慧光芒得以传承，因为灾害经济学对中国当下的防灾减灾事业意义重大。

中国灾害学研究的早期文献包括马宗晋院士主编的《灾害与社会》一书（地震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从该书中可读到，25年前于光远先生就发表了《灾害经济学提出的根据和它的特点》一文。他坦诚地表示，“我对灾害经济学的认识处在一个比较肤浅的阶段”。他认为，灾害经济学属于“消极经济学”或“负经济学”的范畴，从辩证观点看，消极与积极、负与正两者间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他例举地震可使一个城市变成废墟，但这种破坏又是促使一个新兴城市从废墟建立起来的条件，虽然如此，负与正、消极与积极的界限，破坏与建设之间的界限毕竟不容混淆。上世纪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我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灾协）秘书长许厚德带领下，先后到于光远先生家多次拜托他，因为当时他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学术顾问。1998年，中国灾协为总结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的中国成就，为记载下中国学者为防灾减灾事业作出的贡献，特组织编写《安全减灾学人写真》（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该书决定从全国选择30位各领域防灾专家，按“个人简历—采访录—专家独白（代表论文）”的大体模式编写，尽可能做到在阅读上既严谨又不失轻松。

1999年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普通四合院形式的“大杂院”内，我和李沉采访了于光远先生。话题自然集中在灾害经济学的提出上。1981年，长江上游地区连降暴雨，宝成等三条铁路被洪水冲毁1500多处，铁路中断长达2个多月，四川受灾群众已超过2000万。当时于光远在大连，当得知灾情比1980年还严重、水情与1954年洪水相仿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每天给秘书电话并告知要收集资料，在大水未退之时，亲自赴四川、湖南考察，这成为他的灾害经济学提出的历史背景之一。在回答当代灾害随经济发展而“壮大”的情况时，他提出三点论据，即（1）受灾地区的财产密度有了大幅度提高，所以出现同样的灾害强度（甚至灾害强度下降），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仍然会增加，如美国1949-1973年这25年间的水灾损失，相当于1844-1948年这105年间的经济损失的总和；（2）中国的水资源以长江为首富，其水能蕴藏量为2.68亿千瓦，占全国总量的53.4%，长江流域这类资源、财产的密集地域，一旦酿成灾害，其损失不堪设想；（3）特别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因急功近利、人为破坏环境和生态，导致灾害加重的原因，他尤其列举了洞庭湖地区人为环境灾害加剧的例子。在谈到面对灾害的客观性，中国如何面对灾害的挑战时，他话语平稳，但语调很坚决地表示，灾害对中国经济乃至城市化的影响，会在21世纪初显现，在编制、研究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在国土整治总体计划时，要开展深入严谨的防灾减灾论证，坚决遏制不合理、不合法的建设与开发项目。今天看来，中国21世纪初频发的自然与人为灾难已经完全验证了于光远先生当年的论断。

于光远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高产学者，已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先生称于老“学识渊博，学贯‘两科’”，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女士十分感慨于光远频繁下基层调研的工作研究方法，“90岁以前，好像一刻他没有停过，平均一个月出差两三次，一次要跑好几个地方，始终充满热情”。作为一位热衷于深度调研的实践家，他一生撰写出版的专著及文集有90多部，而在涉及灾害经济与灾害哲学类的作品中，他的著述是相当领先的。在1990年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开始前，他已撰写发表过多篇灾害经济学的文章，如《关于水利经济问题》、《未来研究的几个问题》、《灾害性的未来研究与灾害的现实》、《海城市的救灾与改革》、《在灾害经济学讨论会上的讲话》等。2000年1月，《安全减灾学人写真》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研究灾害就是关心未来》的采访文中，于光远从科学与历史的视角指出：“人类发展不能只看顺利的一面，应该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科学、公正地看待事件的全过程。现代人恐怕再也不会去铸一个大铁牛之类的在江河岸边镇水，最好的办法是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去创造无灾的建设环境，人类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周边的环境。”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于光远先生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30年30人”之一。于老求真务实的态度激励了一批学人投身到防灾减灾经济学研究的事业中。这是“负面”学科，非但要求学者用创新思维及过人的胆识，更要敢于碰隐患，敢于在城市的“伤痕”上“撒盐”，要敢于直言社会有悖于安全发展的“大事”、“小情”。只可惜，于光远先生离开了我们，此刻想起与老人家不多的几次采访与交流，头脑中浮现的永远是他那音容笑貌。在我求学问路的人生征途中，于光远先生是一位永驻我心的导师，他的超越灾害经济学、战争经济学等哲学论述的真实性与科学性是他为师的价值所在。因此我想说，于光远是一个时代，于光远精神不死。

（作者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