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琳：上海“一月革命”和金仲华之死
发布时间：2013-11-29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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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6日，上海率先发起了夺权运动，一批造反派以普通工人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陈阿大和市委干部徐景贤等为首，在人民广场举行大会，号称有百万人参加，宣布夺取市委、市府的全部权力，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全市人民都得守在电视机旁观看转播。我记得那天王洪文穿一身军大衣念讲话稿时有好几个字不识，结结巴巴念不出来，出足洋相。1月11日在毛泽东同意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贺电“告上海人民书”表示支持和祝贺。《红旗》杂志也向全世界宣布上海夺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史称“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但据张春桥传达说毛又觉得称公社不妥，牵涉到国体政体改变，后来又改为革命委员会，毛下达最高指示“革命委员会好”，于是在全国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建立了革委会取代党组织和行政部门，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造反派则被号召要实行大联合。实际上造反派内部仍在勾心斗角打内战，甚至越演越烈。各单位继续抓走资派，搞斗批改。
至于我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谓走资派，一位党员副所长因刚刚调来不久，业务上也不太熟悉，因而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是靠边。另一位当权的党总支书记是老革命，也已靠边了事。令人悲愤也有点意外的是，我们的所长兼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金公”）竟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者。
1968年4月3日上午，我们市直机关的全体人员正在华山路市委礼堂听传达报告。这时从会场外走进了一个人，对着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是市人委机关的）说了一句：“今天早上金仲华在自己家中自杀了，请你赶快出去料理一下。”我在后面听到后简直就如五雷轰顶。散会以后我到处打听。由于金公的组织关系在市人委不在我们所，我们所里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过了几天这一消息才得到证实。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全国各地处于无法无天极端混乱的状态，几乎每天都传出有高级干部和知名爱国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如老舍、翦伯赞、吴晗、邓拓、周信芳、傅雷，等等。但现在这种不幸竟然落在我们的所长身上，实在令人感到震惊。
也许有人会问，金公平时性格外向开朗，乐观热情，家中又有年迈的老母（金公是公认的孝子），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承受了不为人所知的巨大压力，以致他不这样做就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恨。“四人帮”在上海爪牙对他的残酷迫害，是他采取这一极端行动的直接原因。
金公是知名的学者和国际活动家，除了是我们所长和上海市副市长外，还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许多领导职务，与宋庆龄副主席是挚友。根据我的观察，还在文革之前金公就已感受到某种压力和不详的预兆。众所周知，金公曾活跃于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界，同当时的许多著名人士相当熟稔。大约是六十年代初，上海电影界曾打算拍摄一部描写邹韬奋生活事迹的故事片，并聘请金公担任影片的顾问。但从1964年起，北京的江青一伙即在文艺界开展阶级斗争，大举批判三十年代的所谓“文艺黑线”，迫害忠良，把那一时期的所有作家都打成“黑线人物”。记得是1964还是1965年的一天我在金公家里，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他已辞去了有关邹韬奋影片的顾问工作，并说“三十年代的事不能碰”。这部筹拍中的影片当然也就胎死腹中。
1966年中文革开始后，我们研究所里的工作完全停顿。那时根据中央的部署，运动的重点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前所述所里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一位党员副所长和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金公暂时安然无事。我却先被大字报点名，说我是所里的“小权威”，“金仲华的得意门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工作组找我谈话，要我揭发金公“资产阶级办所路线”，但我实在想不出金公有什么“路线”问题，他一向忠实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他只是名义上的所长并无实权。金公平时同我的接触，都是谈些文章的写作和翻译问题，从不涉及政治，因此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
到了1967年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革命”， 市委、市人委被夺权而完全瘫痪。金公在市政府已无事可做。这时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有时到所里来看看大字报，参加一些会议和听传达报告。然而随着运动的不断升温，打击面越来越广，手段也越来越残酷。所里已经有大字报开始指向金公，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业务挂帅，鼓励研究人员“走白专道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等等。在一次揭发批判会上，有人要金公交代为什么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上级把每周五定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日。我记得当时金公毫不畏惧地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来不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他觉得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要，应当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指针，贯穿在每一个研究项目中，时时刻刻学，而不仅仅是每周学一天所能解决的。他的这番话使发言批判他的那个人哑口无言。我很佩服他的机智和大胆。
这几个造反派虽然没有能在大会上斗倒金公，却在暗地里搜集整理他的黑材料。在所里有人放出风声说，金公不仅同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关系密切，还曾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工作，有美国特务嫌疑。可能所里一些造反派伙同市里的头头们已在对金公进行专案调查。我听到这些传言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由于风声越来越紧，金公已很少到所里来，一直呆在家里。但我想他的家肯定会受到监视，无法去他家，只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他告诉我近来有一些北京和上海的单位派人到他家来外调，要他检举揭发。他无奈地说，对于国际所的上级，他根本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因为他名义上是所长，很多决策都不通过他，甚至一些重要文件也不给他看。从电话中听得出，他的情绪很低落，充满忧虑不安。我猜想，他没有说出的肯定还有他正在受到审查他在三十年代的历史和所谓的美国“特嫌”问题。他那时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和打击是可以想象的。这是在他去世之前我和他最后的一次通电话。
导致金公精神完全崩溃的大概就是造反派一次丧心病狂的抄家。这也是压垮这位杰出国际活动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海早在1966年就开始抄家，该抄的差不多都抄了，但到了1968年初春忽然又掀起一股抄家风，把一些“漏网之鱼”包括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再次批斗、抄家，扫地出门，一片腥风血雨。一天，国际所人员开大会，几个造反派头头突然提出要去抄金公的家。这时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觉得金公是党外人士，地位较高，社会影响大，不宜抄他的家。但这几个头头狂妄地说：“他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要抄！”另一个头头拍拍胸脯说：“出了事我负责”。于是在这两个头头带领下，纠集了6、7个人当天晚上就到复兴西路金公家里去抄。我和几个同志都觉得事情不妙，像金公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老知识分子，家中又有老母，遇上这批不讲道理的造反派，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到了第二天听抄家者回来说，他们抄出一些东西带回，包括一包英文信件，是宋庆龄副主席写给金公的亲笔信。我想这批人简直是胆大包天，连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都敢拿。他们还说当时金公曾恳求他们不要拿走这包信，因为这是宋副主席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批造反派根本不予理会，拿了就走。
可是他们拿到这包信后又产生了问题。这几个狂热的造反派中没有一个懂英文，不知信里写的什么内容。他们就是那几个曾受到过金公批评、在国际所呆了几年连一个英文词也没学会的年轻人。他们拿着这些信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几天，上海市有关部门的造反派头头得知了这件事，就命令他们把这批信件交上去。以后的事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批信件和金公家里被抄的其他物品流落何处，以及当时上海四人帮爪牙是如何处理这批信件的，可以肯定的是，四人帮爪牙及所里的造反派本来准备把金公打成“美国特务”。而他们明明知道是宋庆龄副主席的私人信件还要抄走，说明他们不仅要加害于金公，也要连带加害于宋副主席。试想一个国家的副主席和“美国特务”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大的罪名？四人帮一伙企图谋害又一国家领导人的罪恶阴谋在这里昭然若揭。
可以想象，金公此时此地心灵所受到的创伤有多大。他一定会觉得没有保护好这批珍贵的信件，可能会连累宋副主席而心中有愧。我猜测这是他后来走上绝路的一个重要诱因。正如宋庆龄副主席在1981年所写的《怀念金仲华》一文中所指出的：金仲华同志“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是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从未料到会有那样恶毒的诽谤，他无法容忍那样残酷的折磨”。
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才听到当时的所谓“金仲华专案组”的人员谈起，金公去世时曾留下一封遗书，表达了对所里造反派的强烈不满，称他们在“兴风作浪、上串下跳”，对他施加迫害等。因此可以肯定金公的去世是四人帮爪牙和所里的造反派极左份子迫害的直接结果。
1978年上海市举行为金公骨灰安放仪式，党和政府再次为金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会上我又见到金公的大女儿、歌唱家金立勤，一起回忆了金公的事迹，无限感慨，无限沉痛。
（本文作者为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