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试论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闪耀着特殊的光辉。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认识和评论它的历史地位：一是当时的作用，一是产生的影响。

    从当时的作用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1975年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1975年整顿，前后不过八九个月，成效非常显著。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止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调整，使得人们能够较多地吃到猪肉，口袋里也有一点钱了。铁路运输做到安全准点，四通八达，根本改变了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短短八九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解脱出来。
    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最终要用经济的效果来衡量和检验。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的。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整顿确实是异常辉煌的。
    1975年7月，国务院总结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在报告中指出，今年上半年，“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这个报告还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从各地区完成的百分比看，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广东等十二个省、市。其他省、区，也正在赶上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节余。”[2]全年统计，经济形势令人欣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指1975年下半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内的三颗人造卫星）的优异成绩，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财政收人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第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
    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 
    [3]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4]
    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改变、取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许多做法。例如：
    ——铁路整顿实行以铁道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同种种破坏行为做斗争，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
                  
    ——计划工作务虚会分析了当时经济生活中散和乱等主要问题，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农业方面，继续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并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大力发展养猪业，重申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指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开辟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道路；同时，又釆取了以稳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等政策。
                     
    ——军队整顿首先着重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解决了臃肿的问题，增大了海军空军的比例，增大了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比例，可以适应不同规模现代战争的需要，可以加强军事工业，提高装备水平。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军以上军政第一把手，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绝大多数大单位建立起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教育方面，提出要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要提高教师的地位，改变教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状况。
    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釆取了相应的措施。
    第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指导或影响下形成的《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等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指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
    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本身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包含了反思和探索。邓小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称“三项指示为纲”，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己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3]（P，24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不少基本内容，在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文献中，有些已经有了明晰的表述，有些已经有了茁壮的萌芽。应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领导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酝酿和开创的。
    从1975年整顿对以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它的历史地位可以作如下评价：
    第一，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和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
    邓小平这样总结过1975年的整顿：“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P，255）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贏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4]  
                                                               
第二，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它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和积累，为新时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5]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包括整顿中邓小平主持或指导起草的一系列文件，所作的讲话、谈话和指示，特别是《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等三个著名文件，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显而易见，1975年整顿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对“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具体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又相当全面地阐述和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参 考 文 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1.
    [2] 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J].党的文献，1999,（6）：13-14.
    [3] 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8.
    [4]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悼词[N]．人民日报，1997-O2-26.
    [5]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18-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