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试点都是想看看除了高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合理的高考方式可以来做的，前不久杨东平领衔的北京二十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民间高考改革的方案，也得到了教育部的一些肯定，因为高考改革方案很多，但是这个方案媒体后来曝光之后，引起了一些注意。杨东平提出高考以后不必是一次了，可以是多次，两次甚至是多次，然后要把高中会考乃至中学的考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作为一个考量。改变现在学生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设计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

 

那些这些改革方案，我一会儿也会分析，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我们今天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选择人才，这个大家都承认，这是合理的。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但是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就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机会，平等的竞争。所以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形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两种合理性发生很大的冲撞，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他们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美国当然不像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这么大，但是他们过去有阶层的差异，那也是很大的。他们的阶层差异还体现在种族的差异上，通常白人小孩的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黑人、拉美人等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肯尼迪之所以伟大，在美国历史上是被认为最伟大的一个总统，排在前三名，很重要就是他推出了一个平权方案，鉴于现实的考量，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特别是种族不平等的存在，通过平权方案，强制性的国家推行，给那些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孩子教育上补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是纯白人的，要吸收黑人和有色人种，再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一定要有比例，20%左右，是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这是强制推行的，国家法律规定。

 

过去白人清一色的很有名的贵族高中，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些黑人的小孩去读书，当时白人不许黑人小孩去读书，说他们是什么3K党，但是当时美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护送。但是现在美国如果由于种族原因排出其他黑人小孩读书的话，那你就完了，在美国种族问题上你不能发出任何极端的言论，否则就立马下台。但是现在美国出现很多反校歧视，很多白人去告，我考分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被歧视了吗？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涉及到正义，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

 

六十年代美国执行这套制度时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很少有一本书一出来就立马成为经典，成为经典的书要经过几十年才有可能，通常作者生前是看不到的，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为了经典，经典到什么程度，这个老师是哲学系老师，哲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乃至各种各样的系，都把这本书作为经典，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甚至罗尔斯这本书发展成一个产业，研究这本书的每年全世界有几十篇博士论文，长盛不衰，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是什么。大家都说社会是要公平的，怎么解决，两种合理性冲撞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接受的。核心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条，就是差异原则。当然很复杂，这本书是天书，一般人很难看懂，非常非常艰深，逻辑推论非常严谨，也很复杂，涉及到教育问题上，罗尔斯有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个人不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他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一套论述。这第二条差异原则，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正义，我们刚才说的平权方案核心的理论，大家都认同。

 

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用制度太不发达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高考，我就讲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的分配问题。过去是有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那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父母都是务农的，就是贫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未必是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也有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我们几所重点大学开始没有公费自费，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现在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有些学生很老实说，每个月收入一千块，有一些学生就没有提，那你说我就给没有填的学生，不给老老实实填了一千块的学生吗？显然也不合理。但是在国外，非常明显，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更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一事不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比较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我们过去给贫困的小孩资助，但是现在发现很复杂。现在民间很多贫困的基金会，内部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大家也不太信任，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做基金会，他说在西方的这些慈善基金会，通常管理费法定是12%，有很好的基金会做到8%，但是在中国现在暴露出来，很多慈善基金会管理成本达到了60-70%，你敢捐款给他们吗？不敢。然后又要献出爱心怎么办，中国现在凡是组织化的都很难信任，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个人，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云南贫困县支教一年，我们通过他们可以放心，那些老师是比较善良的，钱可以直接到资助人的手里。但是即使这样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困境，比如说是资助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呢？如果选择高中生，高中生可能最有可能成才，但是他们告诉我，凡是能够读到高中的人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贫困地区一年高中学费是1600，这对贫困地区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每年一千块钱的生活费。还是能够咬咬牙读到高中的话，家里至少不是一贫如洗。最穷的是那些初中的，很多因为家里贫困，但是读书读的好，应该资助初中生，但是初中生到底有多少能够成才，不知道的。所以你选择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很让我们愿意献出爱心的人为难。这背后很重要的还是信用问题，整个信用体系不发达。

 

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是无法推广的，而且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非常清楚，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实际上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使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还可以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的。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力，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他们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也会问到炒股票的问题，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好的东西，来到中国，就可能发生问题。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高考的坏话，但是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它还真的是唯一的，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以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板了，一刀切，但是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他们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差异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如今被打紧了的高考死结，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理论层面的有效，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的情况，我们社会不公正，能解决具体情况的。罗尔斯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我们什么是正义、怎么安排，我们如果也有差异原则的话，我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但是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你怎么解决。大视野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冲撞，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让社会的人心服从，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中国社会问题表面上是在制度、在法律，但是实际上根本问题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制度，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我想中国现在的法律，各种各样的法，多如牛毛，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如果纯粹看法，中国很多法还真的是不错，全世界从纯粹法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中国这些法形同虚设，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有另外一套，吴思先生也来讲过，有一套“潜规则”，没有一套相应的公共文化，更重要的就是社会没有一套大家公认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现在没有，根本没有。前天我跟学生上课，我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在讲儒家孔子的学说、仁义礼智信，我就说中国今天说和谐，和谐是儒家的理念，造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但是儒家孔子说的礼，那个和谐社会，按照孔子的原意，不是指由政治强权，或者法律来强行保障推行的一个和谐，它是一个文化，礼背后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仁，它背后是一套价值，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文化，通过人们道德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来服从这个礼，才能和谐。今天这背后核心价值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有人要说清楚，但是未必是得到都统一的。

同样正义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理论上一片空白，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从对策思路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背后一层一层剥下去看，和社会各个环节都有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才能解决。今天提了很多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什么太完美的方案，所谓一揽子解决，一步到位的，很难，各种支持性的条件现在还是很弱，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耐心并不意味着忍耐，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实践的层面、对策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探索。

 

很抱歉，本来我是讲一个半时，讲着讲着超时了，耽误你们的提问和发言的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