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认识了，当时同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宣传部部长是杨述，副部长是许立群、韦君宜，下设三个科：宣传科、编辑科和通讯科。宣传科主要编团课教材，张黎群任科长，李公天是副科长；编辑科编《中国青年》杂志，吴佩纶任科长，韦君宜兼总编辑；通讯科即新华社团中央分社，对外报道有关团的消息，科长邢方群。

 

当时我在编辑科，和公天同在一个部门，经常见面，但不在一个楼房办公，个人之间的交流不算太多。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公天是一个积极热情、见义勇为、乡音未改、敢于发表意见的四川汉子。

 

1954年，公天调离团中央，去马列学院（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工作，在艾思奇领导的哲学教研室从事教学研究，其后任讲师、教授。马列学院在北京西郊，和东城区团中央机关相距很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曾听说过：李公天在中央党校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差点儿被打成“右派”。这件事直到若干年以后，有一次和公天见面闲谈时，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原委：

 

原来公天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曾就某件事就事论事当面给胡耀邦书记提过意见：“你既不找部长了解情况，又不听我们汇报，岂不是既不会带兵，又不会带将？！”其实，凡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耀邦同志一贯作风朴实，胸襟开阔，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当时公天提的这个意见，措词比较直率、尖锐，但耀邦同志并不因此见怪，而是一笑置之。

 

公天到中央党校后，在整风、“反右”“杀回马枪”（即补查“漏网右派”）期间，党校专门派人到团中央进行调查，看到当年公天给耀邦同志提意见的这个材料，立即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认为李是“诬蔑和攻击耀邦同志”，准备把他划为“右派”。最后，在团中央和党校的一些同志的建议和保护下，公天总算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而被划为“中右”。据公天的女儿李靈说：1977年耀邦同志复出、到党校当副校长时，没有忘记同她爸爸的一段交往，还专门到家里去看望公天。

 

公天在中央党校期间，除本身教学研究业务之外，他高瞻远瞩，见义勇为，默默无声地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事，其中最突出、已广为人知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在“文革”结束后，1977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期间，李公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央党校教研室的走廊里带头贴出“小字报”，打响揭发康生的第一枪，从而使这个所谓“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整人专家”的累累恶行大白于天下。

 

第二件事：李公天晚年和团中央的老同志张黎群、张定、唐非、严如平一起，耗尽心血，组织、编写《怀念耀邦》四卷和《胡耀邦传》三卷，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胡耀邦伟大和光辉的一生。《怀念耀邦》四卷本编成后，不准在内地出版，结果只能在香港出版发行。《胡耀邦传》写成后，曾和人民出版社订立出版合同，因受到“左”的势力干扰，强制要删除第二、第三卷中以春秋之笔作公正评述的所谓“敏感”内容，受到李公天、张定等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认为：“耀邦同志一生最光辉的时期，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即传记中的第二、第三卷所描写的那个时期；删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部传记就失去它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所以，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了《胡耀邦传》第一卷后就中止了，第二、第三两卷至今缺如。这部著作后来以“征求意见稿”的方式自费出版。

 

除上述外，就我所知，李锐同志撰写的《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是2004年公天亲自去李锐家约稿才写成的，它为当代和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

 

2001年，我因写怀念胡耀邦的文章，查找参考资料——许诺的《新道德和新青年》一书未果，向公天求助，他很快地从中央党校图书馆借来了该书。还记得：他拿到书的当天就给我打电话，不让我去远在西郊的他家里取书，而是由他把书带到离城较近的中关村的一个车站，他在那里等我取书，这样可节省我来回坐车的时间和精力。那一天，不巧遇上堵车出事，当我来到约定地点时，公天已等候我近一个钟头了。当时他已81岁，长我9岁，身体并不太好，却始终不辞劳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朋友。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

 

从此，我和公天建立了经常联系，彼此交流信息，畅谈心曲。这位老人暮年关心国事，“壮心不已”，除了自己编书、写作外，还多次鼓励我进行写作，他说：“我们这些曾参加过民主革命的人，今天都到了风烛残年。要趁脑子还清楚的时候，多写点儿东西，留给社会，留给后人。”

 

我写的一些文章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例如，公天头脑十分清醒，曾拒绝跟风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因此我写《毛著“两论”刍议》一文，在如何看待“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曾向他请教。

 

还有，我同李锐的谈话录——《复杂多面的胡乔木》一文，不久前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引起社会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在考证某些材料真实性的一些问题上，也曾得到公天的支持和帮助，如此等等。

 

在公天的客厅里，挂着李锐书写的一幅条幅：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宋代改革派王安石的诗。李锐老将这首诗书赠公天，大概是表明这两位老人的一种共同追求、或已享有的崇高境界吧！

 

李公天同志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他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纯粹的人”，一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敢作敢为的人，一个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

 

——2014年3月15日于北京三里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