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有一首战歌。围绕着这首战歌，不仅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还把好几位中央首长都牵连进来了。

战歌是在1967年“414串联会”成立后大概5月份唱响的。歌词用的是林彪的一段语录，414自己谱的曲。歌词是这样的：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嗨！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楷体字为林彪语录（作歌词时有的词句有重复。最后一句黑体字毛主席语录是呼口号。

说实在的，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对这段歌词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主要是那几句重复的“完蛋就完蛋”，觉得比较粗鲁，有点兵痞气。可能想要表达的也是革命英雄主义，但是总不如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样的毛主席语录来得威武、正气。要让我来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林彪这段语录做 414战歌的歌词。

不过一想到这是林副统帅的语录，我就无语了。想想也是，在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士流血牺牲，杀红了眼，什么糙话都可能会说的，顾不得粗鲁不粗鲁了。

文革初期，流传过毛泽东的好几首未公开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里面有一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不雅的甚至可以说是污秽的“屁”字一旦入了领袖的诗文，谁敢说臭？谁敢说不雅？后来这首词公开发表了，报纸上的吹捧文章说那是伟大领袖在抒发豪情满怀的革命情操。中央级的文艺团体在恢弘的舞台上齐声合唱用这首词谱的歌曲，堂而皇之地把“屁”字唱得震天响。

统帅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副统帅的话少说也得一句顶八千句吧？总之，歌词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抒发还是流氓无产者亡命一搏的宣泄，并不取决于歌词本身而是看谁说的。只要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谁敢说半个不字？

开始我觉得不是很顺耳，唱的次数多了，慢慢地就顺耳了，甚至悦耳了。414集会时唱，游行时唱，广播台更是每天播唱。在派战中，唱这样的战歌就像打了鸡血针似的，特别能鼓舞斗志，激励士气。派性催生派歌，派歌益增派性。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这段林彪语录的。沈如槐、周泉缨的回忆文章里，两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不管怎么说，周泉缨很欣赏这段语录，在414战歌形成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泉缨说，选中这段语录是因为它是“一贴良剂”，有助于“克服414派在文革中固有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14派对团派的战斗力。”（《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银河出版社，2006年。116页）

414派中，“东方红战团”对团派向来是观点鲜明、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毫不妥协，已经很“亢奋”了。“温良恭俭让”的弱点是“三七战团”带来的。所以我把周泉缨的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含义就是：414战歌有助于克服414派因为“三七战团”而带来的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14派对团派的派性战斗力。

团派有自己的团歌。第一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旋律像是颂歌似的，比起414战歌的高亢激昂、杀气腾腾来，反倒显出几分温和味。林彪这段语录透出的“兵痞”气与团派某些人的“民痞”气，倒是很相通的。怪不得团派里有人认为这段林彪语录与团派的气质特别吻合，应该是团派的战歌才是。现在竟然成了414的战歌，阴差阳错，莫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派性是怎样炼成的？派性就是这样炼成的！

团派对这首414战歌恨得咬牙切齿，把它称为“完蛋歌”。414不予理睬，你骂你的街，我唱我的歌。414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也是响彻全校、无孔不入的。夜深时分，战歌一响，老团躲在被窝里直骂娘，老四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好几个月，就这样过来了。

突然有一天，那是1967年的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称414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414造林副主席的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还说414战歌用的是法西斯语言，宣扬的是武士道精神，曲调是豺狼般的嚎叫。总之，最歹毒的话都说了个遍。

在这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吓人的罪名。蒯大富有虚张声势的前科，414早就领教过多次了。不理他！414依旧我行我素，战歌照唱不误。

12月13日，蒯大富发表公开讲话，说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要空军司令、林彪的老部下吴法宪核实是不是林彪语录。吴法宪回应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259页） 于是蒯说，如果再唱这首完蛋歌，就是明目张胆地炮打林副主席的反革命！蒯大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密谋，动用了高层大人物的力量来打击414嚣张气焰的这场战役，看来是胸有成竹、胜卷稳操了。

蒯大富的这一番话，打了414一记闷棍。吴法宪言之凿凿而又无法证实的这番话让414陷入极度被动之中。认输不唱是不甘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铁证来证明414战歌的歌词确实是林彪语录。

414里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纷纷出动，寻找这段语录的权威出处。很快，找到了。414心里有底了。12月16日，414广播台发表了一则声明，重申歌词是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没公布语录的出处。414使了一个欲擒故纵之计，这套虚虚实实的手法是想让蒯大富暴露得更充分些。

学校里的蒯大富还没来得及对414的声明做出反应，谢富治、戚本禹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蒯大富助阵撑腰来了。“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戚本禹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0页）

至此，起码已有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三位大人物对林彪语录表态，明确站在蒯大富一边了。

414看时机已到，于12月18日在大礼堂召开战歌问题专题大会。这次大会由我主持，陈楚三做主题讲话。他在讲话中不仅公开批评了前两天谢富治、戚本禹的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激动地宣布了414战歌歌词所用语录的原始出处。原来它出自林彪1959年1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

总部在讨论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一致认为由陈楚三来宣布这一证据，比其他任何头头来宣布更有权威性、更可信。

当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老四一听到这一宣布，立时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几乎把大礼堂的圆屋顶都要掀翻了。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闷憋屈一扫而光。

团派宣布战歌绝不是林彪语录，犹如一颗“炸弹”炸晕了414。现在414回敬了一颗威力更大的重磅“炸弹”给团派，绝对把团派炸懵了！414很得意。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在这一回合派战中，团派只能悄然认输，偃旗息鼓，而414可以大获全胜，得胜回朝了。

还没等到414好好地庆贺胜利，品尝胜果呢，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急剧直下。

刚过了一天多，即12月20日，中午时分，我正在九饭厅吃饭。刚吃了一半，突然，从门外跑进一个姓谢的女同学，找到我，对我说：“老孙，不好了，老团把陈楚三给抓起来了！”

什么？抓了陈楚三？我大吃一惊！张着嘴，含在口里的一口饭堵在喉咙口下不去。我撂下还没吃完的半碗饭，心急火燎地跟着她一溜小跑到414广播台。此时科学馆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议论纷纷，吵吵嚷嚷。我知道了陈楚三是在照澜院食堂用餐时被团派用小汽车绑架走的。

在我以往的印象和判断中，团派恨“东方红战团”胜过恨“三七战团”。在“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中，当然对沈如槐最恨。对陈楚三，尽管也很恨，但是我以为在414所有头头中，团派最不敢动的就是陈楚三，因为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康生的“养子”。蒯大富即使想动414的头头，也绝对不敢动到陈楚三的头上。

为什么要抓陈楚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来的派战中，陈楚三始终坚定地抵抗团派的“旧仇”，再添上前天陈楚三宣布战歌是林彪语录的“新恨”，老蒯对陈楚三真的下手了。这是我的猜测。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蒯大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非要把陈楚三抓起来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不可。据鲍长康多年后对我说，抓陈楚三这件事并没有在总部会议上讨论研究过。看来，这是蒯大富与保卫组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干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是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

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不仅仅只是蒯大富，还有我。

就在我到达科学馆不久，听得团派广播台广播了将在大礼堂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陈楚三大会的通知。我一听急了，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有人说，沈如槐在中央主楼的一间房子里，因怕被团派把他也绑架走，被身边的人劝阻着不让出来。科学馆里只有我和宿长忠两个头头。我与他商量以后，用大喇叭把全校的414 召集到西大操场。因为事出仓促，来到西大操场的老四都是非建制的散兵游勇。我除了讲陈楚三被团派绑架以外，也讲不出更多可以鼓动的话了。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分派一部分人去大礼堂捣乱团派开大会，一部分人去包围团广播台不让团派专心斗陈楚三。我就这样胡乱地脑袋一拍，调兵遣将。结果，除了造成冲突以外，毫无点滴建树，倒尽显一个书呆子头头在面临突发大事时的笨拙和慌张。

陈楚三被绑架一事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信息：如果蒯大富连陈楚三都敢抓，那么414里所有的干部、群众，尤其是414头头，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抓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414是这样的一个群众组织：像周泉缨引爆的内乱（本刊注：指本书前边讲述的周泉缨所写《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引起的414派内部意见分歧）很可能让414四分五裂，内讧不断；而蒯大富，甚至是中央文革的横蛮高压只能使得414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这次陈楚三被抓事件对414的正面效果是，因《必胜》争吵造成“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之间的巨大裂痕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我想，沈如槐一定也与我一样更明白了，“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精诚团结，减少或者搁置分歧，才能在险恶的大风大浪中让 414走得更远些，更久些。

陈楚三不只是“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更是414的核心头头。在援救陈楚三的问题上，我和“三七战团”没有二话，唯有全力以赴。

冷静下来以后，总部认真研究形势，认为只有上街游行，把事情闹大，让中央知道，才有可能解救陈楚三。

12月21日上午，414组织了1500多人的队伍进城游行，向社会公布战歌事件的真相，诉说陈楚三被抓的冤情，争取舆情的支持，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陈楚三。同时，还质问北京市公安局究竟是谁同意抓了陈楚三。我们想以此惊动更高层领导关注这一事件。“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我们与陈楚三共存亡。’宿长忠谴责‘蒯大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高呼说：‘还我人生安全！还我‘四大’自由！’”（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6页）

游行队伍在北京市革委会前举行了集会。集会后，在队伍要不要留下来静坐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原来在头天晚上总部核心组开会的时候曾经做过决议：如果上面不立即释放陈楚三，游行队伍就不回校，静坐到底。真到要执行总部决议的时候，不少分部头头及许多骨干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这样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不是策略？学校里的运动还要不要继续搞？已近隆冬，这一千多人的队伍的后勤供应怎么保障？等等。我与汲鹏倾向于先把队伍拉回学校再说。与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关系极好的张雪梅，出于尽快救出陈楚三的焦急心态，对我这样的“退缩”态度很不满。沈如槐有心想坚持静坐，但从全局考虑，也看到大多数的人不想留下来，决定大部分回校，一小部分留下。因为陈楚三是数力系的又是分管广播台的总部委员，所以自愿留下的三四十名老四也多是数力系或广播台的。他们由总部委员张雪梅和数力系分部一把手周忠荣（当年曾叫周忠东）负责，赶往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来访接待室，办起了“革命到底学习班”，目的是要查清绑架陈楚三的真相，要求立即释放陈楚三。

不清楚是不是414声势浩大的游行真的惊动了中央的更高层还是另有原因，反正是才过了几天，事情出乎意外地发生了转机。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生纪念日。那晚，414正在西大饭厅举办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庆祝晚会。九时许，突然接到中央首长接见的通知。戚本禹、谢富治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丁国钰、李钟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先单独接见团派，再单独接见414，然后两派一起接见。

在接见414的时候，陈楚三被架着出来，放回到我们中间，意思是说放人了。才几天不见，本来温文尔雅白净斯文的陈楚三，脸上带着伤痕，尽显受尽折磨挨打以后的疲惫。我们立即涌上前去，围着他，如劫后重逢，格外的亲热。

已经知道这段语录是林彪的，已经知道抓陈楚三抓错了，说不定因此还被更高层批评了几句。即便如此，戚本禹张狂的本性丝毫没变。在接见会场，我们与他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他一再狡辩，说：“你们的战歌也是有问题的嘛！曲调不够高昂，也不够严肃……‘完蛋就完蛋’多了么，怎么那么多？……反复也不行。说的严重些，这实际上就是篡改。……起码是不妥当、不严肃。”（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69页）

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战歌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听，我们很受鼓舞，戚本禹问：“你们谁来唱一唱？”我们八位代表再加上陈楚三，蹭的一下全站起来，昂着头挺着胸，齐声唱了起来。尽管我们这几个大小伙子五音不全，但是声音绝对响亮，几乎是对着戚本禹在吼叫，恨不得把他的耳膜震聋！

在同时接见两派的时候，戚本禹不敢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他照本宣科地念了预先准备好书面稿。他不得不承认：“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戚本禹在“但是”后面又开始大做文章了！他“但是”道：“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同时也没有把林彪同志的我军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作风的话引全，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同志伟大的军事著作是不妥当的。此外，战歌的曲调也不够高昂……”（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73页）

看着这毫无自我批评精神、鸡蛋里挑骨头、无理搅三分、满嘴胡喷的戚本禹，我心里极度的厌恶和鄙视。心想，像他这样没有教养连狡辩都没水平的无赖，怎么就混成“中央首长”了呢？

还有可气的是，就在接见会场，团派代表看到陈楚三在场，对着我们大声叫嚷：“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抓起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放出来是实行群众专政！”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央首长明确表态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但是谢富治、戚本禹对我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只说“陈楚三出来了就是了嘛”，绝口不提“无罪释放”。这使我们感到，战歌事件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还留有尾巴。团派只是输了一个回合而已，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2月27日黎明时分，我们回到学校，马上组织欢迎陈楚三胜利归来的群众大会。从南校门直到大礼堂，七千多名老四列队夹道欢迎陈楚三。尤其在大礼堂的过道上，人们簇拥着陈楚三向台上走去。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如欢迎钢铁英雄凯旋归来。对414来说，他们不得不释放陈楚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陈楚三被释放了，本来驻扎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的“革命到底学习班”也可以撤离回校了。可是，释放当天中午，团派有十几名总部委员发表联合声明，说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也发表讲话，说：“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275页）想到陈楚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抓走，又不清不楚地被放回，觉得事情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不，遗患无穷。总部与“革命到底学习班”商量以后决定，一定要为陈楚三讨一个公道，也为414讨个公道，这个学习班还是要坚持办下去。

这以后，“革命到底学习班”由周忠荣负责。

总部委员都到过“革命到底学习班”，我也到那里住过两天。我发现他们与公安局工作人员的关系很不错，彼此能平和相处。这很不简单。因为在北京市一般民众的眼里，既然414是蒯大富的对立面，那414肯定是保守的，不被中央支持的。尤其是公安系统，是谢富治一手把持的地盘。要在公安局门口的接待室里和平申诉，万一有点过激的言语或行为，马上扣个“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帽子，吃不了兜着走。周忠荣他们白天学习、开会、写大字报、找公安局的同志申诉和询问，晚上铺点东西和衣而睡，还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这二三十位老四都在为陈楚三被抓一事讨个公道做出了极大努力。其中有位姓薛的女教师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令人感动。我对这批“东方红战团”骨干的精诚团结，对周忠荣的奋勇带头和出色能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惊羡不已。陈楚三能有这批生死之交，不枉为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坐了几天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禁闭。

“革命到底学习班”在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室坚守了95天。他们要求追究抓人关人的责任人，矛头直指蒯大富、谢富治，同时要求为陈楚三彻底平反。在蒯大富、谢富治大紫大红的时候，这些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1968年1月中，戚本禹倒台。414上下欢声雷动。这本来是一个顺坡下台的好机会。总部作出决议命他们撤回学校。但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倒谢富治的风潮，他们认为那里是一块很好的宣传阵地，想再看一看，还是不肯撤回。

2月份，首都高校学习班开张。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丁国钰批评414至今还有人进驻在北京市公安局里，是破坏大联合的气氛。沈如槐和我这些参加学习班的头头感到压力很重，劝说“革命到底学习班”撤离。他们不听，反把我们这些头头训了一顿，说我们太软弱。连沈如槐都劝不动他们，我的话当然就更没分量了。

到3月24日，杨、余、傅倒台了，而谢富治反倒岿然不动。他们这才撤回学校。

对于这批“东方红战团”的骨干，我既钦佩他们的执着，也恼火他们有时候的固执。

在414头头中，被团派扭送进公安机关的，前有周泉缨，后有陈楚三。因为周泉缨的《炮打》（本刊注：指周泉缨所写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在414群众和总部里都是不得人心的，认为他的炮打行为是伤害414整体利益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所以，他被扭送进去以后，414总部并没有对他有营救的举动。相反，在底下里，我听到过说他是自己想当反革命、是咎由自取的议论。陈楚三被团派绑架至公安局，大家一致认为陈楚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了414整体利益而受迫害的。所以414上下一气，誓把陈楚三营救出来。对他们俩被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了尽管在派性年代，414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

在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后人看来，战歌事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回头看看，确实是闹剧。414拿林彪语录当做派歌是闹剧。团派攻击414伪造林彪语录是闹剧。414反击团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也是闹剧。一段话，要是领袖语录，那谱曲传唱就是热爱领袖的表现，否定这段语录就是恶毒攻击领袖。若不是领袖语录而当作领袖语录，那就是篡改领袖语录，罪该万死。至于这段语录，内容是不是正确、健康、有品位，那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互相攻讦，更是闹剧。如果只是打口水仗，骂来骂去，还只是小闹剧。最后竟然把陈楚三给绑架了，最后公安机关竟然把陈楚三收监了，最后把多名中央要员都牵连了进去，这更是大闹剧。

一场闹剧，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荒诞！

在战歌事件中，可以看到团派和414都是派性大发作，很难说得清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但是从团派绑架陈楚三开始，虽然414救援陈楚三的行动中有很大的派性考量，但是谁能否认得了这是对蒯大富任意剥夺人身自由（他这时有没有想起一年多前他被工作组无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对谢富治践踏法纪草菅人命、对戚本禹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正当抗争？

经历战歌事件，我感觉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证，随时都有被抓捕被绑架的危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感到害怕。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很团结的、很强大的组织414。我只是感到清华的文革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已经没有开展正常辩论的环境和氛围了。现在已经不是看谁讲得更有道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了。

我心里非常希望蒯大富能吸取教训，就此罢手，不再炫耀武力，不再使用武力。但是，良好的愿望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几天以后，清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我强烈怀疑其中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团派在战歌事件没有捞到好处而心生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