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伟:60年代的“深挖洞”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我国面临着国际反动势力联合反对新中国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东面,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大陆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支持台湾国民党集团对大陆的空中和地面的骚扰袭击行动,使得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西面,印度依仗苏、美等国的支持,借口“麦克马洪线”问题,蓄意侵蚀中国领土,制造争端。并于1962年在中印边境全线发动对中国的进攻,使得我国西部边境面临威胁;南面,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又发动“北部湾事件”,对北越疯狂轰炸袭击。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北面,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并不断加深。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中国施行高压政策,并在新疆策动暴动事件,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兵力部署。
面对四面受敌,两个超级大国的步步紧逼的严峻态势,毛泽东对战争形势不得不立刻做出慎重的判断。这一切使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必须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增强备战的紧迫感。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有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准备应付最困难的战略情况,准备帝、修、反一齐来,立足于两面以至多面作战。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国防工程体系。并多次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
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的珍宝岛与新疆的铁列克提边防站,中国边防部队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袭击。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倒新沙皇”成为中国人民集体的呼喊。苏联军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空军和导弹基地,苏方领导人还一再放出“毁灭性核打击”的战争恐吓言论。“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消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纪要)为了形势的需要,根据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积极备战准备打仗的一系列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全民紧急总动员,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深挖洞”运动。
“忠不忠,看行动”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年代,全国各地迅速开展了学指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发动群众。开大会,集中教育、集中动员、集中誓师。搞参观,组织群众参观与深挖洞有关的景点和实物,如炮台要塞、坑道作战遗址、地道战遗址、日军轰炸图像实物展览等。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宣传和动员活动,对群众进行深入持久的备战思想教育。
于是“我们都是受苦人,如今翻身做主人,为了不吃二遍苦,挖洞备战打敌人。”“形式再好,帝修反的侵略本性不会变;困难再大,深挖洞的既定方针不能变”“备战要备到人类解放,挖洞要挖到帝修反灭亡”“大挖是紧跟,小挖是掉队,不挖是犯罪”等等一系列口号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一时之间成为了舆论宣传的主流,在极“左”的狂热时代显示了不凡的感召力。“毛主席号召搞备战,加班加点加油干,不怕苦来不畏难,誓与帝修抢时间”,自然而然,毛泽东早在1965年 1月,听取重工业各部门汇报长远规划设想时提出的“老百姓怎么办?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就成了......一家挖一个洞可以,几家挖一个也可以,有什么了不起?”当有人提议先在北京试验一下时,毛泽东断然说道“不!各大城市都开始搞”“防空主要是群众问题”......此类言论,也迅速被各级领导传达,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最高指示。指示下达后,各级机构、各部门、各单位为了“表忠心”,纷纷迅速组建起不同规模的深挖洞的常规队伍。市里面组织专业队,一般成百上千人;各城区、各单位的专业队,规模也在几十上百人;也有较小的单位专业队只有十来个甚至几个人。“思想上了纲,工作上了位,领导上了阵”,党团干部,积极分子,表现好的青年纷纷加入,组成“党员突击队”“团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突击队”等等,这些人满怀热情,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高度的战备觉悟说服家庭和亲友”不怕苦难劳累,积极投身于深挖洞运动之中。甚至于有的地方“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也大量投身于专业队之中,被当做劳动改造,成为了专业队的主力,并且他们态度更加端正、工作特别积极,因而战斗力甚至比红卫兵们还要强。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
同时,全民总动员,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当时有任务,企业车间的机床要转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单位,家里和学校也要挖,上班的职工下班回来自己挖。回来后,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街道的公用工程。当时小孩很高兴,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坏人,看谁能逮到谁。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对防空洞的感情特深。”“我家的防空洞,挖在房后用以堆柴的草棚内。全家老小齐动手,利用早晚时间,起早贪黑,大约三天,挖成了一个约3米长、3米宽、近2米高的防空洞。防空洞挖好后,四壁铺上芦苇帘子,顶上用木杆和毛竹做梁,上面盖上稻草,里面按上床铺,摆上凳子,接上电灯,上下用竹梯子连接。”(《深挖洞那年》郭树清)在公社革委会的统一组织下,家家户户齐响应,到处寻觅房前屋后的各种空地、荒地、社场,包括院落和空闲的棚舍等,因地制宜,开挖战时防空壕和掩体做防空洞。广大群众因陋就简搞施工,利用自己家的劳动工具,照明工具的家用品当做挖洞工具。缺乏各种建材,就动员群众因地制宜去解决,没有砖石,发动群众到处捡,做土坯,烧红砖,有些地区经过大炼钢铁运动后,有幸残余的古城墙在此时也被大量拆毁,用于深挖洞。缺少石头,号召群众业余时间去河滩捡石头.....根据谭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后》一书记载,残疾人也自动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聋哑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现场。某市有一位老太太已年满103岁,却一天到晚钉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递递工具,有时也装装土,并带领儿子、孙子、重孙子一起挖洞。可以说人民群众为深挖洞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深挖洞”作为又一场轰轰烈烈群众运动,由于它的盲动性,在军队刚刚接手管理城市人民防空的日常工作,还来不及做出详细的规划和设计之际,一大群男女老少组成的“深挖洞”突击队,早已“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全国几百个大中城市之中和具有防御支点作用的城镇乡村中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革委会负责人往往 “一笔定乾坤”在城市交通图上纵横画几条横线,亦或到现场简单看下地形,草草画个示意图,画到哪里就挖到那里。亦或随意用手一指“从这儿进,从那儿出”就算敲定了。具体施工时,千人队伍,集体作业,两支施工队伍分头作业,并搞竞争,但往往由于缺乏配合和详细的测算,经常无法挖通。白白的浪费了劳力。学校师生,也放下正常的教学活动,在驻校工宣队的组织下,投入到深挖洞活动中。甚至于毛泽东在1970年9月25日接见外宾时,也对周总理说道“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坑道,听说有一个小学,有700多学生,40多个教员,挖了一条地道,既能打敌人,能防御,还能上课......”大大助长了这种盲目的行为。
可想而知,这样的挖洞,能够挖出质量合格的防空洞和地道防御工程吗?可以说,除去军队专业技术人员,经过艰苦奋斗,挖出了不少符合战备要求防御工程外,民众的挖洞行为,并没有有什么可以称赞成果,相反,“前方后方都挖洞,有那个必要么?男女老少都挖洞,挖的洞能用么?你看看,今天这里房倒屋塌,群众受难;明天那里道路塌陷,交通受阻;后天又是高压线塔架下沉,停止供电;大后天还有供水管道断裂,被迫停水,这不都是挖洞给挖的吗?再看看那些防空洞,质量也不行,挖的也不是地方,平时不能用,战时不顶用,既占用大量建设资金,又要投入相当数量的维护费......”“后来很多洞都塌了。群众挖洞是临时性措施,来不及统一规范。开始的时候,技术跟不上。”在北京,这项曾每天30万人次投入劳动的巨大工程,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一场并未如期到来的战争的遗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帘洞”。1990年,据《北京东城区志》记载,该区对矮、窄、小,无保留价值的人防工事进行有计划拆除、回填。至1995年12月,全区累计拆除回填103960平方米。这些报废了的防空洞,按1995年底统计的北京东城区人防工程面积来算,几乎达到了四分之一。
不过,预想中的大战并没有打响,“深挖洞”运动作为一种消极的防空措施、积极的备战工具,还在不断深入,高潮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事变之后,民众的挖洞运动才逐渐消弭。张一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挖掘进程。从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发动群众各挖各的,在大院内、住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当时建造的是简易防空洞,覆盖层为2米,构造简单,只能防弹片。然而这段时期发动民众的工程大都不合格。
从1972年开始,国家决定每年用6亿元来搞人防工程建设,其中,4亿元由国家财政经费中支出,另外2亿元分别由地方自筹和集体企业自筹。12月,毛泽东曾指示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了高潮,使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点全面转到了备战方面。几乎各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的“防空洞”。
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开始向永久性发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掘开后要用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对原来的工程进行加固改造,达到能防水、防火、防辐射的要求。这段时期,挖洞工程才算得上真正的专业化的国家军事行为。
不可否认,在两国对峙中,“深挖洞”的确可以作为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威慑性力量。早在1971年6月11日,张一民就随周恩来陪同时任罗马尼亚总统的齐奥塞斯库参观过北京建筑机械厂的人防工程。话别时,张一民听到周恩来对齐奥塞斯库说,“总统阁下,你路过莫斯科时,请你给柯西金总理带个信,请他放心,我们的地道不会挖到莫斯科去。”深挖洞运动和全国性战备工作,对于应对外部严峻的军事威胁和慑止可能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国家和军队和人民长期处于临战状态,既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在早期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盲动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和破坏,同时也制约了国防和军队的长远发展。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当时预想中的大战并不会到来,轰轰烈烈的“深挖洞”,积极备战,或许,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苏联对华的仇视,有诱发大战到来的可能。因为具体分析当时的国际状况,苏联最大的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尽管中苏矛盾尖锐,但也不至于轻易与中国发生大战,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给美国以可乘之机。因而深挖洞运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做了过分严重估计的错误之举。但是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大规模的防护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防护工程体系,为确保国家安全稳固,赢得建设发展的和平环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