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超：难忘在习仲勋身边的20年——读张志功回忆录

张志功同志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读者中赢得了广泛好评。党史专家认为，《难忘的二十年》一书，回顾和记述了习仲勋同志的不平凡经历和高尚品格，重要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精炼，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会是一部引导人们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书籍。

作者张志功曾经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20年。在《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他从一个秘书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一桩桩感人的故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习仲勋同志鲜为人知的不平凡往事。如果说，这本书记录了习仲勋同志在建国前后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因而对研究党史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的话。那么，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所铸就出的那种无比高尚的共产党人品格和风范，则是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难得的一本好教材。尤其在今天，正当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廉洁自律，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启示作用。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大胆创新，具有凛然无畏的改革精神。书中说，1978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在下乡调研时，看到群众生活贫困，生产水平低下，内心十分沉重焦虑。他日夜同干部群众谈话，商讨脱贫致富的办法。在习仲勋同志的带领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广东省就开始摸索开放搞活的办法。习仲勋同志集思广益，提出要利用邻近港澳的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兴办出口加工区。并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大量“三来一补”企业。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央，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将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1979年4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针对广东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在华南组的讨论中直言：“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听了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同志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要权”的佳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还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一系列设想，请求小平同志支持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后来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嘱咐习仲勋同志在广东要带头“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从此，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入一条迅猛前行的通道，这也成就了后来深圳的崛起与繁荣。习仲勋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大胆解放思想，创办经济特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创新精神，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具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张志功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上任之初，摆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义”等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如何处理好这些冤假错案，既关系到党的威信与形象，也关系到数以万计的受害群众的利益。

“李一哲”案当时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李一哲”是三个广东青年的化名，他们在文革中多次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民主法治建议，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被判刑。在“李一哲”案的平反中，针对涉案成员的不适当要求，针对他们及相关群众不顾劝说，执意想要搞讨论会、集会等错误举动，习仲勋同志不分白天黑夜，耐心细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10次接见涉案成员，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青年人经受住考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接受省委的意见与劝说。习仲勋同志最终说服了“李一哲”案成员及其他群众，表现出对党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彭湃同志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烈士。在文革中，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成叛徒，其家属受到残酷迫害。在为“反彭湃烈士事件”案的平反中，习仲勋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痛骂个别企图抵制平反的人。他上任仅仅三个月，就亲自把这个案子抓在手上，亲自到实地调查，掌握证据，很快法办了这伙祸国殃民的犯罪分子。使这桩周总理曾亲自批示，拖了6年的冤案，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所谓“反地方主义”案，主要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对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干部的错误批评与处理。当时受此案牵连挨整的干部多达2万余人。由于“反地方主义”案不属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是当年毛主席批准处理的案子，因此平反难度极大，有些同志甚至说这是一桩不能触动的铁案。但是，习仲勋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说话，冲破层层阻力，坚持复查。最终平反了“反地方主义”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为一大批蒙冤干部恢复了名誉。习仲勋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风范，是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群众观点，遇事从群众利益出发，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张志功在书中写道，习仲勋同志初到广东时，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当时出现的逃港风潮问题。当时的广东，仅1979年1月至5月，发生偷渡外逃者就有11.9万人，逃出2.9万人。在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外逃人数的60%以上。长期以来，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在边界上的反映，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为了弄清楚群众偷渡外逃的原因，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宝安县进行调查。他看到对面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大片土地荒芜，村里只留下老少妇孺，个别村子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子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他还了解到，同是一条深圳河，我们这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港币。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如此悬殊令人震惊。看到路途上因外逃被押解回来的一队队群众，看到收容所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习仲勋同志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切地批评道：“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都要讲政策，对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对于外逃群众问题，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习仲勋直率地说：“我们自己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同志一针见血地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关键是治本，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的人民生活搞上去！

关心群众，心里想着群众，是习仲勋同志一贯的作风。1954年底，陕西一封群众来信向国务院反映统购统销的问题。信中说，统购统销以后给群众的食油供应比旧社会还紧张，群众编了个顺口溜：“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来信还说，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干活，木轱辘没有油润滑发出了‘吱吱’的叫声，农民就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向车轱辘撒了泡尿，用这种方式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认为，来信反映的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秘书向周总理、毛主席写报告。秘书觉得来信举例有点情绪化，又太过粗俗，就没写进去。习仲勋看后说，一定要写这些事例，说法虽然欠妥，但的确是民情民声，而且事例真实生动，有说服力。报告送周总理、毛主席阅处后，有关方面很快采取措施解决了食油供应紧张问题。

1960年7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峪大队派人带着7000元钱，到河南洛阳买胶轮马车。途径渑池县时，被怀疑“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原来困难时期河南省有文件规定，象胶轮马车这类属于“三类物资”的东西，不许出境。后经一再解释才把人放了，而买车钱却拒不退还。当时的7000元钱，对一个陕北山区的生产队来说，是一笔巨款，这样被没收，怎样向社员交代？无奈之下，大队支书亲自跑到北京找习仲勋同志诉苦求情。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听后，当即给河南省委做工作，追回了买车钱。习仲勋同志这种时时刻刻心里想着群众，真心体谅群众安危与疾苦的优秀品德，是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效仿的楷模。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具有功高不居，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优秀品质。

张志功在书中回忆：1959年，中央要提名习仲勋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知道后，郑重地给中央写信说：“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任职国务院秘书长期间，工作没有做得很好，内心十分歉疚。我仍愿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工作岗位，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的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副总理。”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同志曾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与领导者之一。1949年，习仲勋同志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西北局书记。1953年起又先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可以说，习仲勋同志功劳大，资历高。但是，在新的更高职位面前，他却自谦不足、肯于辞让。

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习仲勋同志要求更严。他的大儿子习正宁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秦岭山沟里一个科研单位，一干就是13年。后来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时，从陕西选调的3个专业人员中就有习正宁。在办理调动手续时，习仲勋同志知道了，亲自出面阻止。开始习正宁感到有些委屈，认为这完全是正常调动，与父亲没有关系。但习仲勋同志却教育儿子说，我刚刚恢复工作，你就调回北京，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此，习正宁一直留在陕西。

1980年10月，习仲勋准备调中央工作，秘书张志功也将随同调动。广东省委有的领导认为，张志功从1950年起就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前后任科级职务30多年，不提拔不公平。建议由“正科级秘书”提拔为“副处级秘书”。在办理任职手续时，习仲勋听说了，严肃批评有关领导“违反组织原则”，“影响恶劣”，并要有关4位同志“深刻检讨”。习仲勋同志的共产党员品格，正如毛主席曾经表扬的那样，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身居高位，为人民掌权，却不搞特殊化。这种精神，为我们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曾经在党的统一战线领域做出过许多卓越的工作。张志功同志说，无论在党内党外，习仲勋同志做统战工作都被称为“统战工作的典范”。更有人赞誉他是“统战大师。”的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习仲勋同志都能把党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一个极致。习仲勋同志常说，干革命，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在开展统战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在收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头人项谦的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力主采取政治瓦解的方针，反复说服，争取项谦转变。针对项谦的反复无常，有的同志急于军事进剿，习仲勋同志反复强调“万万不可擅自兴兵。”经过长达两年的争取说服后，项谦终于感化归降。毛主席后来说：“孔明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了十擒十放。”毛主席见到习仲勋同志时还风趣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七放，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几乎在同一时期，习仲勋在对甘肃省甘南藏区藏族首领黄正清开展的统战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促使黄正清率领藏军起义。黄正清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与习仲勋成为终生挚友。

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大师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安与班禅相识。当时，班禅只有13岁，仅比习仲勋的长子习正宁大两岁。那时，习仲勋经常把班禅接到西北局大院和习正宁玩耍。到北京后，几乎每个春节，班禅都是和习仲勋一家一块过的。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世班禅从青海返藏，习仲勋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宁为他送行，还亲自组织指挥护送班禅进藏。他们为西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共同做了许多工作。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工作，班禅专程到广州看望。一见面就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1989年1月，班禅大师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习仲勋十分悲痛，亲自撰写《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习仲勋和班禅结下的40年的深厚友情，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一位与宗教领袖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真实写照。

类似这样的友谊与交往，在习仲勋同志身上还有许多。习仲勋与张治中、屈武、傅作义、邓宝珊等，与少数民族及宗教上层人士喜饶嘉措、赛福鼎、包尔汉、马腾霭等人之间的友谊，都能讲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可以这样说，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上一面不朽的旗帜。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更加需要我们发挥和运用好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蓄正能量。在这方面，习仲勋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习仲勋同志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张志功回忆说，1958年习仲勋同志代表国务院到陕西基层考察工作，一些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仲勋同志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还说自己虽然“官”做大了，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什么了不起，何必搞这一套。

1978年，习仲勋同志在刚到广东省担任书记时，到基层调查研究，每到一县，县委领导班子都到县境迎送。对于这种迎送领导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习仲勋同志认为影响不好，脱离群众。他带头制止这种奢华做法，并要求秘书张志功每到一地都必须通知接待单位，不许搞迎送。

习仲勋在广东任职的3年时间里，省委配备的进口小轿车他从来不坐，每天上下班、外出开会、下乡，一直坐着一辆小面包车。习仲勋同志长期生活在北方，特别不适应广东的酷暑，夏天热得大汗淋漓。澳门知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并指名给习仲勋同志一台。秘书以为习仲勋能够接受马先生的好意，谁知他坚决不肯接受，当即叫秘书张志功原封不动地把空调送回省委接待处，并嘱咐要装到省委会议室里让大家共享。习仲勋同志这种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廉洁从政的作风，是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最好的表率。

张志功同志在《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还通过大量生动感人的故事，介绍了习仲勋同志爱护干部，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工作以及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伟人胸怀和情操。这本书，是研究习仲勋同志革命经历的重要历史资料，是缅怀纪念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的最好文字，也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