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胡威：“文革”一页
发布时间：2014-05-1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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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一封他签了字但未发出的信。信是写给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的，内容有两则，分别回答高氏在其回忆录《沂水流长─我的往事忆语》中两段叙述所提到的问题。请先看《流长》书中的两个完整段落，然后再看我父亲遗信全文。
『“文革”中，搞专案的人对我的历史又做了彻底的审查，所以在解放我的时候，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但在１９７２年元旦那天，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办公室主任的胡沙找我和刘仰峤同志谈话，提出把我的历史问题作为“重大历史问题”加以结论，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就火了，质问：“１９５６年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对我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还算不算数？”“干校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对我说什么，现在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为此我写信给干校军代表、安徽省军区政委王克良同志，问他干校对我的历史问题做的是什么结论。他回信说并没有做新的结论。随后我又写信给他：“‘文革’中已经把我的历史做了彻底的审查，现在又有胡沙的不同意见，理应给我做一个正式结论。”经过反复信函往来，最后干校正式回信，维持１９５６年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结论不变，这就是干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的结论。（按：书中附示的文件照片只显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审干委员会１９５６年５月９日”所做“关于高沂同志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７年一段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并没有干校的文字。）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碰到胡沙，问他１９７２年元旦他对我的谈话中所说的“重大历史问题”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真是岂有此理！对此我很不满意。难道他不知道让我长期背着一个历史问题是很大的包袱吗？他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组织上改正了这个错误的结论呢？百思不解之后，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对此人的期望有些过高了。此人在迟群手下正红得发紫的时候，曾对人表示，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时期”。他跟大多数善良的人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高沂同志：
友人送我一本你的大作《沂水流长》，其中有涉及我的内容，使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
你的书中说“１９７２年元旦那天，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办公室主任的胡沙找我和刘仰峤同志谈话，提出把我的历史问题作为‘重大历史问题’加以结论，问我有什么意见。”这段话里，除去“办公室主任”应为“办公室负责人”外，其他准确无误。但以你的党内生活常识，难道会不明白以我那时职务，怎能有权为一个副部长做历史问题结论？实际情况是：此前以副总理（按：应为“副组长”）纪登奎、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审查部级干部，要求各有关部门政治部主任到场备咨询；科教组没有政治部，组长刘西尧、副组长迟群便决定派我去，为此刘西尧给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了电话。会议由纪登奎主持。当审查到你和刘仰峤同志时，我被传唤进去，只是旁听，没有人向我提出问题，我当然也未置一词。此前我从未参与过任何干部的审查工作，你们的档案也不在科教组，我当然也未看过，会上提到的你们那些“历史问题”，我是到那时才知道的。会议最后拟将你和仰峤同志定为有“重大历史问题”，征求本人意见，但特嘱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我找你们二位传达，只是奉命行事，你们提出不同意见后，我如实向上做了汇报。
如果你的书只写到此为止，我也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但你后面又有一段表达对我的不满，并着意给我抹黑，我便不能默不作声了。个人写回忆录，如果只写自己，把自己说得高点低点，那是自己掌握的问题，读者也会评判，但若不顾事实，刻意贬损别人，那就不好了。我顺便在此告诉你，关于我在国务院科教组工作时和迟群的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清查”运动，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刘雪初代表教育部党组找我谈话时说：“迟群是重用你的，但你没有责任，因为他总要找些人做事。你和迟群是工作关系。”我也没有说过那是我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时期”，不知你何所据而云然？
专此，顺颂
夏安！
胡沙７月１２日
抄送教育部老干部局』
此事情节简单：一、高沂回忆录除了记述自己受到过组织施加的冤屈，又平添一笔，代表“善良的人们”说胡沙在迟群任科教组副组长时“红得发紫”，有负于他；二、胡沙写信证实刘仰峤和高沂确曾遭到组织所施的不公，澄清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始末，并──针对高氏给个人抹黑的企图──公示自己在科教组工作阶段的组织结论。
对如今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故事也许索然无趣。但是，我们熟悉父亲的经历，我们自己经历过“文革”，因此想把我们从中看到的事写出来。这其实可以看作一节“文革”历史和中共历史的面面观。
这里有三个层次的事可谈，以轻重为序，是（１）有关个人，（２）有关原教育部干校，（３）有关“文革”时的国务院业务组和中共中央领导。
（１）有关个人
我父亲胡沙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高教部、教育部和科教组工作，除了“文革”中被批斗，在“五七干校”劳动，和任科教组办公室负责人（为期不长）这几段以外，从事的都是部里的业务，范围是高校教育行政和对国际组织的工作。高沂在六十年代到高教部任副部长，其主管范围是党务和机关事务。我父亲与高沂在“文革”前想必打过交道，但是公事交集不多，私交则谈不上有。此外，今人不再提起的一点是，高沂是部内众所周知的“某某某的人”；而我父亲从无那一类的背景。
形容“红得发紫”，看似份量不轻，但也要具体辩别是谁说的和为什么而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采访我父亲等人，谈六十年代初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事情，那是“文革”前(或曰“旧十七年”)高教事业及文科教材建设的一件大事，当年为这项工作成立了一个由中宣部和教育部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文科教材办公室。我父亲曾是文科教材办公室负责人之一，而高只因曾任高教部副部长之故也被邀访。当时高在人前拉长声音对我父亲说：谈文科教材的事，那“你是梅兰芳（即主角）呀！”父亲平生注重做事、在业务上工作上一向不落人后。高副部长那些轻易吐出写出的评语，“梅兰芳”也好，“红得发紫”也好，其实都甚廉价。父亲为什么最后没有发出那封信？可能就是想到了对此等人解释什么都不大值得。
一九七四年初，毛泽东授意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迟群当时是毛主席的马前先锋之一，以清华、北大两校为舞台引导全国的运动。那时我父亲在科教组做的是对国际组织的工作，日常与各学校的行政和运动不直接相干。他在那个情况复杂时期的政治表现如何，自有当时相处的众多同事作证，高沂并不了解情况。父亲对高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因为发生在父亲任办公室负责人期间的那件事情确实是过去了；如果硬要对一件完全由上级布置、其间无任何文字记录、最终以不了了之的事多所解释，那就是交浅言深，太不谨慎了。
（２）有关原教育部干校
《流长》书中有一节自述甚可怪（见前面引文之第一段）：在组织上对他谈历史问题结论之后，他人在北京，也不再有返回干校的安排，却定要舍近就远，向干校军代表王克良驰书陈情，还一定要把那一纸所谓“文革结论”（书中郑重提及但未出示原件照片）列为有效的组织结论。这位老党员在搞什么名堂？我父亲在致高信中提到“你们的档案也不在科教组”，就是在提醒他：你们的档案都在中组部，即使在“文革”中，你们也仍是中央管的干部，这原是彼此皆知的。
原教育部（包括直属单位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安徽凤阳县的五七干校由军管主事。以那位王军代表为首的军管领导在干校曾经无情地压制为数很大的一批干部群众。七十年代初，上面派人到凤阳去调一些干部回京分配工作，点到我父亲时，王就是不放行。因父亲原来所在的高教二司的一名处级干部“文革”时是多数派群众组织的头，在干校被整自杀；军管领导要将此人定为反革命，我父亲坚持反对，又与军代表在其他问题上意见相左，故被扣上“反军管”的帽子，不准从干校“毕业”。上级再次派工作组到教育部干校去解决干部工作分配问题时，组长是一位原空军中将，他曾直斥王克良（原大校衔），“什么反军管？不就是反你了吗！”此后我父亲才得以离开干校。
《流长》的作者高沂太了解以上背景了。《流长》一书的出版介绍说作者“阅历极其丰富”，当不为虚言。他自一九五七年在清华大学任党委副书记至文革前在高教部任副部长，一路高居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岗位，对党内党外审干规例处理原则等等等等一大套东西可算是六场通透烂熟于心，比一般人门儿清得多。請看他在上述《流长》书中引文的第一段中一再渲染给他做“重大历史问题”结论是“胡沙的”意见，到第二段，不待任何解释，便改称是“组织上改正了这个错误的结论”。(实则一无本人签字二无上下双方确认，何所谓改正？)可见，这位对党务和政治运动熟悉到刻骨镂心的老干部绝不至于把一件组织对个人的事情领会成个人对个人，也绝不会不明白所谓结论意见者远非最后结论。可他却演出了一场缘木求鱼的闹剧，还张致兮兮地将它写入一生的记录。“文革”思维可以扭曲一个老党员的心态，但那应大致限于“文革”时期。事过近四十年还在扭曲，岂不大可骇怪。
（３）有关“文革”时国务院业务组和中共中央领导
三端之中以此为最重，因为我父亲的信曝露了一页至今仍被隐藏或撕去的“文革”历史。如果说一件高级干部借写回忆录攻击个人及遭受攻击者起而辩诬的小小公案还值得披露于世，也就是因为其中涉及了这一端。
按《流长》书中记述，作者从干校回京是参加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体检，那应是在１９７２年４月由于陈正人、曾山在数日内相继突然病逝而引致周恩来如此指示之后。然而在科教组办公室的谈话却是在他们体检之前的１９７２年元旦那天。果依此，我父亲信中记述的原国务院业务组那次会议即应发生在１９７１年年尾的一两日内。
一九七一年年底的形势是，中共领导正力图扭转当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所面临的“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的难堪局面。毛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和１９７２年１月两次以口头方式借题平反曾经让他震怒的“二月逆流”事件，努力要把新旨意传达下去，更借参加陈毅追悼会之机（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发出安抚老干部的信号。但这还远未到１９７２年“解放使用老干部”的工作启动之时。其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仍处于自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的瘫痪状态（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康生宣布中央决定，从军队调干部，组成由郭玉峰负责的业务组进驻中组部，领导搞“文化大革命”，承办中央交办的任务，不交不办，也不答复下面请示的问题；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始由中央决定撤销业务组，成立党的核心组，并任命了部长，开始恢复组织工作业务──据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一文）。
由副组长纪凳奎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开会审查若干部级干部的历史问题，即当是在那样的形势之下。那么在这次会上发生了什么呢？一曰，“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按着单位排队点名，召之即议，一堂定谳；二曰，口头传达，征求本人意见，但“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
我父亲那年在业务组会议室外等候传唤时，巧遇一位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友，当时在另一机关任政治部主任。据他们回忆，由那次会议带回去传达的结论意见大都偏于严苛，无异于给人“留辫子”，引起的反应是“都不满”；至于特嘱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则“挺缺德”。
业务组纪、李等人那样做究竟出自谁的授意？如此授意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很值得根据当时形势和业经披露的材料分析一下。
一、肯定“文革”，为毛圆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出了大丑，连农村老百姓也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整天儿‘亲密’‘亲密’的吗？”领导一切的毛不敢负责地面对全国上下对他的疑问，又绝不甘心承认错误──主要是用内乱的方式发动“文革”的错误。在毛以下，除去跟他荣辱与共的江张姚之外，凡是未被打倒、仍在中央领导层主持工作的，是不是都要有所表示，即站在毛的一边？当时实施“一元化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试图用准组织程序坐实一批高级干部的“严重历史问题”，是不是要肯定“文革”之功、为毛圆场呢？
二、工作缺人，呼唤忍辱
“九大”以后，乱像未止。如当时国际上观察家所评论，尽管毛的个人蛊惑力强大，但他看来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组苦于下面各“口”即各部委机构不全职能失灵，自１９６６年以后历时也已太久。既需要让那些老干部恢复工作，越早越好，又不敢让他们全面翻案，恐怕触动否定文革的逆鳞，只有劝他们“戴罪立功”。“罪”有新老两种，新的是“走资派”错误，老的是历史问题（多数在档案里已有结论）。对周等处心积虑为毛着想的需要来说，最理想的，就是让老干部都争取先有个结论以便出来工作，哪怕带个犯“走资”错误或者“历史有问题”的尾巴。可是，心有灵犀者大约惟有邓小平。邓能够做到主动声明“永不翻案”，争取先站出来以后再说。然而大多数身负历史问题的老干部没有那等大开大阖的心机和魄力，除非迫不得已，都不肯接受新做的结论。
三、权、责不明，首鼠两端
当时中央组织部处于全面瘫痪，名存实亡。原国务院业务组虽然有“一元化领导”的地位，但要执行本系中组部职责权限的干部历史结论工作，也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授权。显然，当时没有这一授权。这也应是其匆匆行事但不落文字即刻意隐瞒责任的主要原因。它如此行事，不是在应付什么，就是在试探什么。
总之，此举虽然首鼠两端，但是原国务院业务组取道聪明，既宁左勿右，又不担责任。然而其恶果也是双重的。首先，蒙受“重大历史问题”结论意见的被审查者感到被组织冤枉，精神遭受了打击和伤害；其次，奉命传达（并奉命隐瞒）者也替组织背了黑锅，一背几十年，始终无由分辩。在共产党的历史中，上上下下为组织而牺牲个人的事例比比皆是无法计数。在这一役，如刘仰峤、高沂和我父亲等数十人所身受的，还分别只是精神上的包袱和黑锅，比起那些流血甚至掉头的只能算是较小的诬枉。但这一次是由国务院领导机构直接出面操刀，尽管有头无尾缺少交待，但会议级别显赫而且煞有介事，应当算是较大的事件。
一九七二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放使用老干部的任务。以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批准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启动标志，至８月，中组部成立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亦称审干小组），在部主要负责人具体领导下承办这项任务。首先是重新审查，要求重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后陆续明确：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但未下达正式的中央文件）。“十大”前，据称完成了对各单位按规定范围报到中组部的干部审查报告的审核研究（到１９７２年底共上报了８４人云）。解放使用老干部按结束审查、恢复党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的四条原则办（见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及王叔华《“文革”后期解放老干部始末》等文）。所谓解放使用，１９７２年一年下来的状况，是老干部们保住了青山，生活上给了出路，政治上不清不楚，多仍处于戴罪之境。而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从那一年极左派被批判声讨的被动中开始反攻，蛮横无理地清算人民日报的“错误”，指示宣传对林彪集团的定性为“形左实右”，即不许再提“反左”；一向不敢明反“文革”的周恩来在重又张牙舞爪的中央文革面前再度隐忍退缩（见王若水《周恩来纠 “左”斗争的失败》一文对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９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记述）。解放使用，终究没有还多数干部一个清白。
在截至目前可以见到的文革史料中，关于一九七二年解放使用老干部的回忆颇不少，可谓各路齐集，忆得十分风光热闹；而对于在解放的同时还给许多人在历史和政治结论上留了尾巴、造成文革后一大问题一节却讳莫如深，例如当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的回忆文章《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洋洋数十页竟无一字提及他本人确曾参与经办并参与议事的那次会议！在互联网上用各种关键词（如“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业务组”、“政治部”等等）去搜索也找不到对原国务院业务组那次会议哪怕是片言只字的记载。
原国务院业务组那次会议既是“解放使用老干部”工作中留下继续整人的左倾败笔的先兆和明证，很可能也是周恩来等人在“文革”中既要纠毛之偏又要为毛“补台”的一次动作。今人回忆文革，仍多秉循为尊者讳和报喜不报殃的一贯风气，致使那次会议在各种回忆中均被蒸发，既没有真正知情的当事人提供底细，也未见过任何一级亲历者涉笔写实。为了让这一段被淹没或被掩盖的历史细节曝光，也值得将我父亲这封信公之于众，以期引出更多的回忆反思及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