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是一位67岁的退休女性。本身并不处于权力、财富或文化的中枢。为什么与她有关的举动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盖因文革发生时，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带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的姓名，她回答：“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她回答：“是。”毛泽东说：“要武嘛！”她由此一举成名，成为一个与文革、与红卫兵相关联的符号性人物。

 

宋彬彬道歉的起因是陈小鲁道歉。陈小鲁是陈毅元帅之子。文革时，以北京八中学生身份，一度担任校革委会主任。他没有参与过武斗，也没有直接伤害过别人。面对国内否定宪政的喧嚣，他决定从我做起，提醒国人不要忘记文革年代宪法受到践踏的悲剧。他联络八中校友，当面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诚恳道歉。这一举动，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今年1月4日，陈小鲁参加了原师大女附中校友发起的一次研讨会。与会的宋彬彬和刘进等受到陈小鲁的直接启发，决定1月12日在师大女附中也向当年的老师道歉。道歉活动在卞仲耘的塑像前举行，在场的老师们和宋彬彬等激动地表示和解。但事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公开声明拒绝，海内外也出现了多种批评的声音，一些人对宋彬彬发出了言辞激烈的拷问。

 

卞仲耘文革前任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是这所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高一女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热情，将她群殴致死，成为中国教育工作者中最早的文革受难者之一。造成卞仲耘之死的悲剧，有多层次原因。如果应负主要责任的人被供起来，让下面的追随者承担全部后果，显然并不公平。

 

首先，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身旁，决心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通知》以后，一些中央文革成员分头点火响应。5月下旬，北京先后出现了学部吴传启、教育部卢正义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选择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群众运动的突破口。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标题点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名，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纷纷陷入没顶之灾，成为文革初期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

 

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并未保护这些受冲击的教育界领导干部，而是采取了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策略掌控局面。他们派出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权力，原学校领导成为运动的牺牲品。邓小平因女儿在师大女附中就读，直接过问了该校的运动。他在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讲话中说卞仲耘意志衰退，并无保护之意。作为学生家长，原来是乐于让子女去这些名牌学校读书的。运动一来，学生家长和校长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主管运动的中央领导人和运动对象的关系。从1966年6月中旬起，卞仲耘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和暴力伤害，与她有私仇者的人趁机诬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下令撤销了派驻学校的工作组。学校在8月初进入失控状态。当时舆论重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中央文革小组在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副组长刘志坚曾建议删掉这几句，免得人们用湖南农民运动的办法斗干部，未被接受。当时也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力伤害几乎是常态。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与卞仲耘同为批斗对象的副校长胡志涛到西城区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发生的群殴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三名中共党员之一。在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三名学生党员也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跟上形势，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很快得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的支持。工作组撤走以后，她作为师生代表会负责人，权威已经受到质疑。当时她不怀疑校领导是运动的对象，但不赞成武斗，对同学打人的行为有所劝阻，没有收效。卞仲耘处于垂危状态，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被院方拒绝，她参与了交涉，并和在场的教师共同签名作证。据此，她在道歉中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

 

宋彬彬在1966年秋天即淡出运动。不久其父宋任穷被打倒，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文革后期，她成为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以后，考上研究生，又在80年代到美国留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退休回国后，本想回避舆论的关注，但2007年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又把她推上风口浪尖。当时校方有两个举措，引起社会舆论大哗：一是把宋彬彬和李敏、邓楠、陈伟力、陈伟华、叶向真、聂力、陶思亮等中共领导人的女儿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单，二是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制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会堂的突出位置炫耀，并和卞仲耘的遗像印在纪念画册相邻的位置上。这就牵动了如何评价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即公开提出了抗议。网上更有文章批评这是为文革招魂。“宋彬彬打死卞仲耘”的讹传也流行一时。宋彬彬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却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

 

近几年，一些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校友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决心认真调查当年的历史真相。她们搜集了当年的日记、笔记等档案资料，陆续对上百位当事人、知情人进行了口述采访，互相比对，基本上弄清了当年的情况。她们发动募捐，请雕塑家为卞仲耘塑像。但是否公开提及8月5日施暴者的姓名，她们却十分踌躇。她们希望由施暴者自己站出来反思、忏悔，并未得到预期的回应。她们推动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才面对媒体谨慎地发声。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坦然地敞开心扉，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道歉引起的猜疑，使她更加纠结。她的亲属，对道歉也有不同的看法。其父宋任穷，生前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底层对权贵和红二代的不满，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还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种猜测与真相南辕北辙。官方不但没有操纵道歉活动，反而让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官方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回避，实在回避不了也要简化和虚化。20年来，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官方从不鼓励。

 

一些参加过文革的学生希望通过反思、道歉、忏悔与当时受到伤害的老师达成和解。他们觉得，自己已年过花甲，老师辈更到了耄耋之年，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然而，中国还没有形成真相与和解的大环境。西德总理勃兰特出面道歉，南非总统曼德拉主导真相与和解，因为最高权力在正义一方，不至走偏。中国大陆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谁认识到自己伤害了别人，主动表示道歉、忏悔和反思，谁就迈出了历史的阴影。宋彬彬能够迈出一步，不论是否到位，都应鼓励，不宜苛求。

 

在主流媒体和学生课堂上，文革的史实几乎无影无踪，年轻一代对文革相当隔膜，更谈不上汲取历史的教训。有人甚至天真地把文革想像成平民反官僚的革命。宋彬彬道歉风波，实际上掀起了一波回顾文革、反思文革、清理文革的小小热潮。如果说，民间也可以发挥主动性，推动思想文化的点滴进步，这便是最近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