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个第三大核心问题，万里在实践中努力作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此时在冀鲁豫边区，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已经传达了。万里深入实际，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例如：他推广了寿张县委由实行包办代替转而接受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的经验；推广了濮县县委解决贫农困难、树立佃雇贫农优势的经验；推广了濮县第七区委正确把握中农政策、保证民主民生运动取得胜利的经验。

 

民主民生运动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军事斗争不断的胜利，使运西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最多时辖有18个县，为全边区最大地区。

 

直南豫北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也经过了一个短时间的消沉时期。1944年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纪登奎率领部分干部来到滑县蹲点，以取得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滑县是赵紫阳的家乡。滑县的民主民生运动经历了“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佃雇独立运动”、“民主大动”三个阶段。

 

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是发动穷苦的农民联系各自身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具体仇恨开展诉苦和说理斗争。因为在群众看来这种私仇私恨比之不法地主加予群众的一般的共同的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公仇公恨与自身关系更大。赵紫阳等就是针对着穷苦农民对不法地主的私仇与公愤，来确定民主斗争的内容及政策的。佃雇独立运动，是以民生斗争为主要内容，开展佃户雇工的独立自主的运动。因为佃户雇工是农村的最基本的群众，受剥削压迫最深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就可以从根本上削弱封建统治。赵紫阳等就是针对佃户雇工的特性开展独立运动的，从而避免了所有群众都参加的“混合性斗争”所造成的忽略佃雇农而影响其充分发动的倾向。赵紫阳等还通过联合起来和组织起来两种形式，逐步提高佃户雇工的觉悟和水平，使他们把自己的运动造成一个阶级的运动。民主大动，是引导由佃雇独立运动而激发起来的贫农与佃户雇工一起开展民主斗争，并确定了照顾贫农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农村的佃雇贫农领导核心，进而团结中农，建立起农村基本群众的强大优势，牢牢地巩固住广大群众在农村的阵地。因为农村群众是分阶层的，民主民生运动必须经过由部分到整体、由分散到统一这样一个过程。赵紫阳等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使民主民生运动经由了先佃户雇工、再贫农、再中农这样一条具体的道路的。

 

1944年10月，赵紫阳系统地总结了滑县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撰写了题为《滑县群众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冀鲁豫日报》上。后来，冀鲁豫分局主办的《平原》第二期增刊将该文印成专辑发至全边区乃至其他抗日根据地。赵紫阳在文中，针对有人存在的“群众会不会自己解放自己、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这个疑问，旗帜鲜明地回答：“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他并依据滑县的实践总结了两条经验，其一是“从群众当前要求，从群众当前水平出发”，其二是“放手群众运动”。赵紫阳还专门阐述了一个观点：“一定的政策的实行，是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撇开力量专谈政策是不行的。”意即是在群众运动中执行的政策必须照顾到群众的力量。他并且指出，对于政策，“不能乱搬家，要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

 

就在《冀鲁豫日报》发表赵紫阳文章之际，纪登奎和梁伯琪就滑县群众运动向冀鲁豫分局领导人黄敬等作了汇报。此前，张霖之亲至滑县考察并同赵紫阳进行了座谈。他认为滑县的雇佃独立运动“打下了乡村，对贫苦农民领导权的树立有了新启发”。此后，分局向全边区推广了滑县群众运动的经验，并提出了雇佃贫道路。

 

纪登奎具体领导民主民生运动的文献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提到的向分局领导人汇报的提纲，共17个问题，遗憾的是后半部分字迹已不清楚了；一篇是1944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滑县查减运动简报》，他在文中提出了变包办代替为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具体实践。

 

运西和直南豫北两地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结果是，根据地由缩小到巩固再到大发展；经济制度得到了改良，政治制度得到了改变，社会性质变革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广大贫苦农民确立起“人”的地位。这场运动，对于28岁的万里、25岁的赵紫阳、21岁的纪登奎，无疑是有益于一生的锻炼。他们不仅培养了优良的思想作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奠定了厚重的执政基础。他们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不可否认与70年前这场民主民生运动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指导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核心观点

 

1945年初，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于1月份连续两次发出指示。在23日的指示中，要求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下太行到平原，指导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邓小平与北方局机关部分干部于3月份到达边区，之后，选择了运西地区的濮县、直南豫北地区的滑县、新收复的濮阳作为典型，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冀鲁豫分局成员对民主民生运动展开了讨论。6月6日，冀鲁豫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邓小平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笔者称之为“六六讲话”。

 

邓小平在“六六讲话”中指出，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指导下获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为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己的运动，抓住了彻底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削弱了地主，打击了封建势力等五个方面。又指出，边区在执行正确路线中产生了三个偏向，即过于性急解决贫农的生产资本问题，在运动中政策不够明确，对于边区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认识不足。他认为有些偏向是在大的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邓小平在“六六讲话”的最后，针对边区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对进一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提出了九点意见。

 

综合地看邓小平的“六六讲话”，其着重阐述了三个思想观点。第一，中共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立场，是既要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又要表达各个阶层的利益，以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进行抗日战争。他赞赏边区在民主民生运动中照顾贫农的利益，使其中不少人在短期内上升到中农的做法。他分析说：估计边区约有30%以上贫农和平民阶层，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个很大成绩。他批评边区在民主民生运动中严重伤害中农、过分打击富农、过重打击地主的做法，要求切实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富农和地主、对地主打了之后必须拉。第二，中共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观点，是既要相信群众的革命性，又不能迷信群众的自发性，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根据地。他表扬边区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克服了严重的恩赐观点，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群众自己的组织，培养了群众自己的领袖，使运动成为群众自己的运动。他批评边区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出现的将大胆放手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指出党制定的政策“不仅与群众的目前利益相一致，而且和群众的永久利益相一致”，而“群众常常容易看到目前利益而看不到永久利益，这就需要党的领导”，需要引导群众执行政策，否则，就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摇根据地。第三，中共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方法，是要站在群众之中、之前，不要站在群众之上、之外；要从群众中集中上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他赞成把“大胆放手”作为克服“包办代替”错误的一定时期的口号，而不赞成用“大胆放手”来概括毛泽东的完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邓小平发表“六六讲话”不久，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展开了抗日的全面反攻。历史，将掀开新的篇章。

 

历史告诉现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视角思考70年前边区的这场民主民生运动，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是富有意义的。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该且必须协同进行。

 

自近代以来，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众生活，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追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似边区这样直接以民主民生这两项追求冠名的群众运动，尚不多见。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历史告诉人们：民主与民生，是相互糅杂、相互融合，而又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的，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二者尽管在一个具体时间内操作起来可能有先后次序之分，但也不是完全分离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在当下的中国，有一种观点，如郑有年先生认为，“比较有效的改革次序当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把所有问题留给政治改革，这并不理性”。这种主观设计似乎很理性，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改革是寓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中的。试想，中国改革之初，没有思想的解放、冤案的平反这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能迈开步吗？！试问，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问题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出了政治诉求，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无法深入推进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人们并没有期望政治改革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希望政治改革不要拖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后腿。“政改滞后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郑先生所想象的那样不理性。来自发展中的大国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下面这段话是正确的，“经济需求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二）民主推进和民生改善应该且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自近代以来，实行社会公平正义，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追求。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历史告诉人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动群众推进民主、改善民生，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向社会公平正义靠拢。在当下的中国，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急速转型，以及改革中的失误，出现了社会财富配置严重失衡，权力、资本、强势群体缺乏有效制约，民众缺失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博弈手段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化解这些问题，有效的方法是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使社会趋向公平正义。“天下之大，民生为最”。切实解决好民众最关心的食品、住房、交通、上学、就业、看病、养老等利益问题，为民众有尊严地生活提供保障，使每一个人能够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过上应得的幸福生活，这是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物质条件。但只有物质条件还不够，必须有政治条件，那就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通畅，利益表达、博弈机制完善，彻底改变部分人“吁求民主而不得”的境况。若如此改善民生与推进民主交互作用，社会就会日渐走向公平正义。如果没有民生的改善，单纯的民主推进难免沦为形式主义。如果没有民主的推进，单纯的民生改善难以持久。正确的途径是，在改善民生中推进民主，在推进民主中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和民主推进中走向社会公平正义。

 

（三）以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应该且必须进行到底。

 

自近代以来，以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历史告诉人们：民主民生运动的兴起、发展、深入，促使社会性质由封建专制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人民大众由皇权下的臣民转变为民权下的公民，执政中与群众关系的理念和方式由依靠暴力强制的统治转变为依靠自觉服从的领导。而这一切变化的中心环节是用民主主义精神进行启蒙，反对专制主义以及在革命队伍中的变种——英雄主义和奴才主义。在当下的中国，34年前—— 1980年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的任务完成了吗？现实情况表明并没有完成。邓小平当时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特权现象，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解决了之外，其他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央现在提出反对的四风之一不就是官僚主义吗？！此外，政府强于市场，权力高于法律，人治大于法治，受到人们普遍的诟病。这一切，都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而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唯一的武器是民主主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人们高度重视，一是邓小平下面这段话：“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二是以民主主义肃清专制主义的任务远未完成而必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