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罗平汉：王明与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发布时间：2014-05-26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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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有关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就抗战、国共关系等问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其中包含事后看来具有很强迁就国民党的思想和观点。关于这次会议，相关中共党史著述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实，体现王明在抗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上立场与态度的，还有1938年3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二月会议之后的王明
中共十二月会议结束不久，因蒋介石要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
12月18日，王明同周恩来、邓颖超、博古、孟庆树等到达武汉。12月21日晚，王明同周恩来、博古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有关问题进行了谈判，所涉事项有：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成立国防委员会和征兵委员会，扩大和改造部队等。据当晚王明、周恩来等给张闻天、毛泽东及政治局的电报，此次蒋介石当场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法，前途定见好转”，“彼（指蒋——引者注）所想的亦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彼也认为外敌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我）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增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前线将领士气甚旺，极可乐观”。蒋还答复，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人与王明等“共商一切，最后留王明在汉相助”。
会谈后，双方确定了两党关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做出以下决定：鉴于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党报委员会。十二月会议决定的长江局组成人员原本没有王明，而是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次，见蒋介石，因蒋有电来要他去”，即是说王明去武汉的任务主要是见蒋，而不是领导长江局。周恩来后来曾说：“长江局书记，本来是我，我错误地推给你。”会后，长江局将以上决定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虽未明确批示，但亦未予否认。
12月24日，长江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月1日出版的《群众》周刊全文发表了这个宣言。宣言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宣言：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同胞宣布：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宣言还提出了“为保障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应“共同努力实现”的六项工作：
（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这首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巩固江防，保卫武汉，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援助东北及各地的义勇军，来击破敌人的前进，阻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
（二）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地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三）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吸收坚决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肃清贪污腐化分子，使政府一切机构和施政方针，能适应抗战胜利的需要。
（四）实行国防经济政策。首先须努力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和实行战时财政政策。
（五）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一方面坚决肃清汉奸、敌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另方面广大地动员组织和武装政府统治区域和被敌占领区域的民众，使之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战胜日寇的工作，同时加紧动员千百万国外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
（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宣言多是从批判的角度做出评价的，认为这六大纲领否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完完全全的投降主义”纲领，是王明有意“与洛川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相对抗”。应该看到，这六项内容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的（不过，王明未经中央批准，擅自用中共中央名义），而在公开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然不那么合适。说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投降主义”纲领，似乎有些言重。
上述六项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明在原来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五统一”论，这也是后来被认为是王明右倾错误（或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依据。这“五统一”自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说王明右的话，主要是他对蒋介石寄予的希望过大，认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有进步到平等对待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可能，也认为国民党军队有提高到八路军纪律的可能。在王明看来，中共军队固然要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蒋介石也应当给八路军以与国民党军队一样的武装与待遇，并使国共两党的军队变成真正统一的国防军，这也表现了王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一厢情愿。
12月27日，王明写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文章解释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目的，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是目前挽救时局的关键。文章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同时，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章认为，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虽然国民党已经实行了联共抗日的政策，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苏区已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国共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但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种种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直到现在，还未达到中国现时环境和两党主观愿望所要求的应有程度。“因此，当目前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困难关头，怎样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团结，已经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同志所日夕关切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每个关心国事同胞和每个中国友人所深切系念的问题。”
文章进而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合作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是，在两党方面，的确都还有少数人不清楚了解两党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文章得出结论：“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为民族大敌当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为共同抗日；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前途，应当是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都是现在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在文章中，王明还提出了几个后来颇受人诟病的观点：一是称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另一个是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再一个是他提出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对于后面两个观点，他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还有其他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存在——不错，国共两党是中国力量最大和群众最多的政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必须解除抗日力量内部的各种不恰当的有害的误会——首先必须解除一部分人士对于救国会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们的误会，例如，有一部分人硬要把救国会的抗日爱国志士们叫作‘人民阵线派’，另一部分人硬要把国民党中某部分参加抗战的朋友们叫作‘法西斯蒂派’。大家应该说句公道话：中国既没有什么人民阵线派，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如果仅从文字看，王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确有吹捧、讨好之嫌。不过笔者认为，这毕竟是王明公开发表的文章，某种意义上看，其出发点是为了鼓励和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改进与中共的关系。但王明没有认识到，国民党与蒋介石是否进步，不是对其说几句赞扬的话就能做到的。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的策略是既团结又斗争，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通过斗争达到团结，当然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不要去刺激国民党和蒋介石，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对其有所迁就，为了鼓励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抗日，必要时应给其戴高帽子，这样做是“一切为了抗日”。须知，在与蒋介石这样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合作，不是靠送几顶漂亮的帽子、说几句奉承的话就能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固然有其抗日的一面，但也有其反共的一面，虽然这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但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始终不忘记反共，这就决定了王明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后命运。
1938年1月，王明在武汉大学作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讲演，重申了他关于坚持抗战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见解。他说：“今天的合作是为了抗日，为了抗日的胜利，要抗日胜利必须有共同的军队，统一的国防政府。有些人说现在共产党对蒋先生很好，这是真的。我们拥护蒋先生，不是为他个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国民党最大的力量，他坚决抗日，他领导站在抗日前线的青年军事干部。”他又说：“目前我们把民族问题提高，对外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对内民权和民生不是主要问题，而是附属于抗日问题的。”并说：“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抗日的就是友，不抗日的就是敌，其他问题在抗日中慢慢解决，民生民权问题不是不谈，而是在抗日的总题目下谈，不能妨碍统一战线。”
王明在演讲中还公开表达自己对于游击战的不以为然。他说：“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队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在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西班牙的政府军现在所以节节打败德意法西斯联军，就因为他们从游击队锻炼出强大的国防正规军，这可以作我们的借镜。”
从全国的抗战形势看，王明的这番话自然有其道理，单靠游击战，要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困难的。但他对于游击战的不屑态度，至少在立场上有问题。就当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而言，不但人数少，而且装备差，如果主要开展阵地战和运动战，恐怕几个大的战役下来也就所剩无几了。毫无疑问，开展游击战是八路军、新四军在保存发展自己的同时，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唯一选择，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在抗战之初确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确有高人一筹之处。王明回国之后的一系列言论，之所以脱离中共的实际，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全国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已居于领导地位的假设出发的。
1938年1月12日，刚创刊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团结救国》的社论，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救国的方针。1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建立新的军队》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军队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就是说，完全统一的国防军”，即“八个统一”的观点。
严格说来，王明的上述文章与演讲所体现出的观点，并没有投降国民党的主观故意，而是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过高，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估计不够。于是，一方面极力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另一方面又极力去推动国民党进步，为此不惜讨好蒋介石和国民党。从理论上，王明的观点并不大错，关键是行不通。这是由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式所决定。当时的情况下，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松散的，对各方都是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的，蒋介石更不会按照王明设计的路线去走。
长江局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2月7日，王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因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在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提出请王明准备政治报告。那么，这段时间发生了哪些“严重问题”呢？
1937年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来起草两党共同纲领。12月30日，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了由周恩来起草并经长江局临时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国民党代表却故意将会议的议题，转到请求中共帮助促使苏联出兵援华抗日问题上，并未讨论该纲领草案，仅在文字上提了些意见。在这以后，双方代表虽继续磋商，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没有表示正式意见，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成了形同虚设。
1938年1月17日下午，有数十名手持铁棍斧头的暴徒，闯进刚创刊的《新华日报》，推翻柜台，推倒字架。事后了解，这伙人是受国民党特务唆使来捣乱的，其用意是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出版。事件发生的当天，长江局即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新华日报〉被捣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处理此事件的具体办法：由中共代表团将此事电告蒋介石，请其设法制止；由周恩来、叶剑英分访武汉军政当局，要求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等。长江局还将此次事件的经过及该决议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1月23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会议，康泽、刘健群在会上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污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其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日报》等，相继发表一系列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文章，宣扬一党一政一军的谬论。
2月9日，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对付国民党“一党一政一军”谬论的对策。电报说，2月7日《扫荡报》社论公开提出这种谬论，2月6日《武汉日报》亦有同样性质社论，此前《民意》《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杂志上，反共文字连篇累牍，此为最近两月来国民党内及各方面，进行活动之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运动的表面化的结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即王明）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2月11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第二天出版的《群众》周刊亦全文刊载。谈话说：“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家社会党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是曾经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惨痛结果是：不仅内部纷争不已，而且招致来空前未有的外患。”“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上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恢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中国才能统一才能抗日的理论，是不合中国实际生活的理论，是使中国既不能真正抗日的理论，这种理论决不能为中国爱护统一和坚决抗日的军民所接受。”这个谈话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及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问题，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内称：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三、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四，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长江局此举从组织原则上确有不妥，难免有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之嫌。
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的发言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党的任务及军事问题。
王明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前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方针，最近事态发展证明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天比前次政治局会议的形势更严重。当时是上海南京失守时，目前是平汉津浦更严重的时候，武汉危急的时候。有人估计武汉如果失掉，可能发生新的现象，有一部分人发生动摇、悲观、失望，而引起新的分裂，发生新的军事政治上的变化。
王明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针还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没有形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出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他重点谈到了怎样继续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他提出了几点主张：目前要发动广大群众来参加持久抗战；建议国民党采用什么办法来保卫武汉，同时在武汉不保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战；培养军事干部，要使国民党能培养许多新干部；等等。
他还说：在蒋统治区域内不允许组织游击战争，只允许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一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八路军的战略问题，八路军不应集中在山西，应有新的布置。新四军的战略问题，如何使新四军成为新的力量，现在蒋介石、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器。此次苏联来的炮不肯发给。枪支允许发给一些。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党派关系问题，现在国民党进行一个党的运动，最近叶青又说，王明回来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是新的东西来否认去年12月25号宣言。确实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王明认为，现在许多人不了解什么是统一战线，应在党内进行教育工作。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等问题，中共要说明国民党有长期的历史，不主张取消国民党，同时也说明不能取消共产党，说明取消共产党的不可能，同时说明取消两党组织一个大党的不可能。现在蒋介石认为一个大党好，但又声明不取消共产党，他的企图便是将国民党的名义改变，允许共产党加入成为共产派，不要单独的一个党。另一方面他相信国民党有办法，不要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是大统一的思想，是改变国民党的名称，允许共产党加入，成为一派，不要独立的共产党。王明提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要考虑下列方式：（一）各民主派的联盟；（二）各党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三）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四）各党派联盟的组织。
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表示，中共要说明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说明要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护中央政府。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政府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允许国民党活动，允许其他党派活动。以小的区域允许其他党派活动来换取全国共产党的活动。边区应选举党派代表参加，使之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
报告中，王明还讲到了民众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外交、关于地方党的领导等问题。本来，在2月7日王明等人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现在国共关系面临“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故而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可在王明的报告中，却看不出国共关系有何“严重”，相反还对国民党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和相当高的评价。
3月11日，王明将他这个报告的内容加以发挥，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公开发表。
在关于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上，该文认为，“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三个月过程当中，我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一些新的进步”，其中政治方面进步的一个表现，就是“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有进一步的巩固”。文章强调：“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更困难的局面；因此，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文章还说，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
在军事问题上，该文明确提出，必须“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了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应做到以下各点：（一）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二）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三）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王明认为，“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对抗战胜利至关重要，统一军队应有下列基本条件：（一）统一指挥；（二）统一编制；（三）统一武装；（四）统一纪律；（五）统一待遇；（六）统一作战计划；（七）统一作战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七统一”。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明的“五统一”或“七统一”，很大程度上是想当然的产物。王明并非主观上要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蒋介石，其主要用意恐怕在于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争取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在他看来，只有做到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才能建立统一的军队，而这支统一的军队不再是哪个党派的军队，不必再分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成为统一的国防军。殊不知，蒋介石一向将其中央军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他当然希望中共军队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能统一于他的指挥与领导之下，但他决不可能将其中央军的指挥与领导权交出。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的国防军亦不过是王明的书生之见。
政治局会议所讨论的问题 在会议的第二天即2月28日，张闻天作了《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的发言。对于国共关系问题，张闻天说，最近两个月来，两党关系是有进步的，蒋介石也看到，要继续抗战，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但国民党又怕共产党与八路军发展，制造许多谣言，还利用托派向我们进攻，打《新华日报》馆，企图在政治上打击我们，限制我们。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形势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摩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推动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 张闻天强调：“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有些人一看到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就觉得恐怕马上要分裂了；一看到与国民党关系好一些，就认为没问题了。这些都是错误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党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具体研究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问题，作出新的决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大量发展党的意见，说目前只有9万余党员，人数太少。要发展民运，便要发展党。干部人数也很不够，今后要注意培养新干部，而新干部也只有在发展党的过程中来培养。 在同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说：“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式，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发言中毛泽东还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干部”。 在这天的会议上，任弼时的发言主要谈了持久战、八路军部署、国共两党关系及敌占区工作问题。任弼时说：日寇占领南京后，看到蒋介石没有屈服，又看到英美采取观望态度以及不能立即援助中国，准备以战争灭亡中国；我们要估计到西北与广东的交通打断时，有可能使部分人发生更大的动摇；国民党想主要靠外力援助，我们必须告诉国民党，战胜敌人主要靠自力更生，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关于保卫武汉问题，任弼时说：为了保卫武汉，八路军在山西只留一部进行游击战争，主力可移到黄河南岸，在鄂豫皖进行活动，主要是进行游击战争，也可以进行运动战，从侧面打击敌人。他指出，要加强下层的两党合作，要使晋察冀边区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比别的地方进步些。并指出，阎锡山要维持山西，必须采取进步的办法，但他又建筑在旧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针对王明在报告中所说的“满洲人民革命军与地主关系弄得很好，使地主不反对我们”的问题，任弼时说：“东北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不能机械拿到华北来用，如有人说，利用东北的经验，‘打倒维持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想，维持会是应该打倒的。日寇维持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整个的地主阶级，有许多有钱的都逃出去了，它的基础是流氓及一部分反动的豪绅。”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还就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如何保证抗战继续胜利等问题发言，并介绍了武汉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为保证抗战胜利，应向蒋介石建议：（一）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二）组织新的军队；（三）建立国防工业；（四）巩固后方。同时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王明是否再去武汉的问题，并决定由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而王明则表示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会议最后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形成王明去武汉一月后返回延安的决定。会议决定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即何克全）去长江局工作，同时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 用王明的话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报告和讨论中，充分地表现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说会议出席者的意见“完全一致”多少有些夸张，不过从现有公开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的发言与王明的观点虽有明显不同，但双方观点并没有正面交锋，依然采取的是各自表述的方式。 不论是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还是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都不难给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总是站在全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抗战问题。从全国抗战而言，王明提出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有道理的。是否可以这样说，王明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于，王明总认为全国应当如何，而毛泽东考虑问题的侧重点，则主要是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应如何。毛泽东后来批评王明说，王考虑别人太多，考虑自己太少。笔者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在十二月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仅是采取陈述自己意见的方式进行“抵制”。一方面，王明的观点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似乎不会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性进行质疑；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复杂性，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得到是与非的结论。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的同时，也认为“抗日高于一切”。早在王明回国前的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就如何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设想： （一）首先必须向党内外人士说明，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 （二）统一战线的内容是：1.各党各派的抗日合作；2.统一的国防政府；3.统一的国防军；4.统一的民众团体。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包办。 （三）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如我们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各派的态度，是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与团结，不是削弱它分化它（对国民党各派如CC、黄埔、复兴社、法西斯问题）。 （四）我们对同盟者工作方法：1.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2.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3.善意的批评，也应该赞扬他们的好处；4.利用群众的力量的推动，即自下而上的推动，但不是对立。 （五）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要为统一战线斗争到底。 （六）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内部矛盾与磨擦。 可见，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段时间，毛泽东与王明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