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有关高岗“轮流主持中央工作”说的考证

[摘要]高岗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轮流”的呢？

作者为历史学者

当年定高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罪证”之一，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是否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高岗出面反对，主张由中央书记处成员“轮流”主持。

最早公开披露这一情节的是薄一波，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明目张胆地要取刘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从中共党章规定的内容来看，在党内商讨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情况；如果在会议已经做出决定，再私下活动反对，就为党的纪律不容了。那么，高岗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轮流”的呢？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关于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是明确交代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征询由谁代理他主持中央工作？目前所能见到的正式出版物，所说的情节均甚模糊，极不一致。现就本人所见的几种说法列举如下：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指12月中旬——笔者注），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80页）

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专就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讨论由谁代理他主持中央工作一事，对会议讨论的具体情景作如下叙述。彭说：

1953 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马云飞在《刘少奇曾被确定为“接班人”吗？》一文中写道：

在 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做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之所以把这个决定称之为“特别”，是有特定原因的。就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做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杨尚昆在谈“高饶事件”一文中说：

1953 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 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 “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苏为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以上提供了这样三种版本：一是《毛传》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二是彭德怀说：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马云飞同此说：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三是杨尚昆说：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三种版本实际上反映出两种语境，一是如《毛传》所说，毛明确提议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二是如彭德怀所说，毛以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

从刘少奇接着毛的话茬，立即表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显然，毛泽东在会上是向大家提出问题，征询大家意见，并未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

为什么没有依照惯例指定刘少奇？

1953年，毛泽东所以没有依照惯例指定由刘少奇在他外出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以征询意见的方式提出问题，是有政治原因的。这就是在建国之初，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分歧。择其要者，如：

刘少奇1949年4月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在与天津资本家座谈中，刘少奇曾说过，资本主义剥削，在现实的中国不是罪恶，而是有功劳的话。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他对东北局几个常委说：“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高岗还说，他把刘少奇的信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薄一波也证实：“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谈话（指天津讲话——引者注）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1950年初，东北局组织部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共产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首先是，凡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而且，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农庄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并说，即使将来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一万人中可能会有五千是愿意留在党内的。现在才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

1951 年，当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中提出：为制止互助组织的涣散趋势，应该把互助组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我们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批评说：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

就在这个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肯定了山西省委的主张，并由此制定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1953 年5月19日，毛泽东责成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严厉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又严肃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是“右倾的表现”。更有甚者，1953年初，毛泽东竟然要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这一切表明，在1953年这个时候，刘少奇不仅在政治上，甚至在组织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但刘少奇终究是中共七大以来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还必须观察一下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刘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何以不直接指定由刘少奇代理，而用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问题的真实原因。

刘少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毛泽东提出征询意见时，立即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高岗显然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故而说出：“轮流吧，搞轮流好。”朱德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二十余年，对毛泽东更有了解，不然也不会轻易表态“轮流”。

历史事实是中央先后作过两个决定

马云飞的文章说：“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做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事实上，最初讨论问题的会议，是12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讨论的结果也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请看《邓小平年谱》中的记载：

“1953 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

上述表明：会议日期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性质是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而非“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因此，在这种党内高层会议上，在讨论问题的语境中，高岗、朱德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属正常现象，何况“球”是由毛泽东亲自抛出来的。

可见，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高岗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是不能成立的；把朱老总也赞成“轮流”，说成是老总想“黄袍加身”，有“野心”，在高、饶问题上“有账”等等指责，也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检验的。

问题是在15日会议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于是，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信任，会议又另作了一个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邓小平年谱》记载：“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可见，这与高岗提议“轮流”，根本不是一个会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