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后来成为最著名的语录之一，被广泛流传，但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毛此时所担当的压力。

 

1957年，正是东西方阵营激烈对抗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均进入空前的冰点，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日本政府公开支持“反攻大陆”，在此背景下，毛提出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反修、防修，在国际竞争中领先一步，已成焦点话题，而教育是重要的抓手。

 

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8月17日，教育部正式通知全面恢复政治课，10天后，又与团中央联合下文通知，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课”，并将原定课程内容改为以反右斗争为中心。

 

思想教育源于经学传统

 

其实，从现代教育引入中国第一天起，思想教育就受到高度关注。

 

张之洞曾多次表示“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力主“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

 

在张之洞主持修订的癸卯学制（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中，开宗明义便提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

 

重视经学，源于对西学过度偏重功利性有所疑惧，且欧洲当时战乱不休，列强均以扩张掠夺为能事，遂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国人共识。

 

当然，张之洞力倡此说也有个人目的，庚子之乱，慈禧西逃，怀来县令吴永率先接驾，沿途护送至西安，因此得到信任，而张之洞重金买通了吴永，对慈禧“新政”思路有异常深入的了解，所以投其所好。张之洞私下与日人、英人有勾结，一度有称帝念头，为减少朝廷束缚，自然要劝慈禧走宽政之路。

 

“进步主义”教育走上前台

 

清亡民兴，公民教育畅行，一度呈现出各家争鸣的局面，但多因袭国外旧说，此外无序化严重，伤害了行政效率。

 

1912年至1926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共更动了50次，38人，加上经常性欠薪，管理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高校学生过度散漫、无视法律的现象显露无遗。

 

据傅斯年说，当时许多北大学生不上课不考试，在名片上自封一个学生领袖名头，到处招摇撞骗。在此背景下，蔡元培等力主“进步主义教育论”。1924年，陶行知先生说：“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国民的意思。”

 

1926年，南方政府中广东教育厅庭长许崇清提出《党化教育——教育方针草案》，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再度提出 “党化教育”，同年7月，国民党教育机构正式发布《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称要“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1932年，教育部又颁发《正式课程标准》，将党义科改为“公民训练”科，纳入中学毕业考试科目中。

 

“进步主义教育”后来居上，体现出在一盘散沙的格局下，国人的焦虑心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力量将各种资源组织起来，以应对亡国灭种的危机。

 

民族危机下的道德重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许多人挺身而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从历史上看，无序往往会引发道德危机，以明清易代为例，富庶的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出门必带刀，远行必被害”的局面，明人自相残杀的数量甚至远多于八旗屠戮。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多支军队一触即溃，大量逃兵令人触目惊心，体现出有家无国、私念过重、缺乏公共关怀等劣根性。

 

 

1942年，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各大学增开伦理道德课，并要求各大学每周搞一次“总理纪念周”，背诵孙中山遗嘱。

 

由于带有较强的个人崇拜色彩，蒋的主张在实践中遭到抵制，比如西南联大，故意将“总理纪念周”活动安排在中午11点半举行，正赶上午餐时间，大家走一番过场了事。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教育课源自苏联，列宁曾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产生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他要求，各高等学校必须要开设“共产主义”“革命史”等政治理论课程。

 

列宁的这一观点被中共接受。1923年，党创办并管理湘江学校时，便已比较系统地引入了政治教育，据当时学生贺尔康日记，国文教师何叔衡不仅在课堂上讲授了什么是共产主义，还和他进行单独沟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

 

到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开办了许多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其中很多直接命名为“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党的历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等已成必修课。

 

抗战时期，政治课的重要性达到空前高度，甚至提出“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由于增设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公民知识》等课程，为形成体系化，1946年1月14日至2月12日，边区政府召开了中学教育会议，正式将这些课程统一为“政治课”，并对课程结构、教学方法、教学培训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整体框架建设基本完成，由于各解放区情况各异，相对分散，故未能推广。

 

“不要四面出击”下的宁静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课正规化建设被提上日程。

 

然而，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1950年6月，毛泽东指出“不要四面出击”，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针对教育，更是具体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并将其视为八项工作之一。

 

根据毛的指示“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指出：除各课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外，初高中各年级均设政治科目。

 

但在小学，考虑到基层教师对政治课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口号化”“对儿童要求过高”“反映儿童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少”，在1952年3月制订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小学不再设政治科或其他专门的德育课程，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主要通过各科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

 

该计划虽然确定了政治课的地位，但没有制定教学大纲，教材也多是代用教材，究竟如何教、如何考核，各校只能自己把握。到1954年时，由于院校政治运动增加，政治课程时间被大量占用，1956年8月时，许多学校高一、高二年级已停开政治课，仅在高三每周开一节宪法课。

 

政治教育为何被忽略

 

1954年至1956年之间之所以忽视政治教育，有其具体原因，当时中国教育完全模仿苏联，而苏联没有专门的政治课，而是将政治教育融入到各科教学中。

 

1953年5月，苏联教育学家普希金来华考察，观摩了北京女六中一位老师做的《红领巾》一课的教学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普希金强调用“谈话法”进行阅读教学，通过启发学生多想、多读、积极活动起来，从而完成思想教育。

 

然而，普希金的这个主张很快被夸大，在“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编教材”等口号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红领巾小高炉》《笑声满食堂》等紧跟形势的“时文”先后挤入教材，对于这些粗劣文字，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教，学生不知道学什么，不仅没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反而影响了语文教学。

 

普希金在中国讲座时，特别指出幽默是政治教育的生命线，要求结合时事讲政治，这让大多数中国教师感到迷惑不解：政治是件严肃的事，怎么可能幽默呢？联系时事，如果讲错了，谁负得起这个责？

 

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之间存在落差，加上盲目照抄苏联经验，导致政治教育一度衰落。

 

面对难局，一锤定音

 

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重要伙伴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动荡，波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则演变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直到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才得以结束。

 

这一动荡为社会主义阵营敲响警钟，如何防止敌人从内部进行瓦解，引起了领导人们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忽视政治教育包括取消政治课的错误，批评了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做法。

 

1957年1月，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他表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一个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又提出“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10天后，毛又指示“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在多方关照下，政治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中学恢复了政治课，小学也重设政治课，并建立了“周会”制度，截止到“文革”前，中学思想教育课程已达2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