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１９６０年春，或许是１９５９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能收到这样一纸法律文书，尽管于事无补，心里却多少有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 “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四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象是六十多岁。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已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   胡娣姑、朱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海水的母亲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 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１

 

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