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 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无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职。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现在写前朝“民国”，一味贬之，不能有褒有贬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 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 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 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 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 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弱于古代。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13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