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跌宕人生（上）

李敦白（SidneyRittenberg），美国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几无人知晓，但在文革中，却一度是中国大红大紫的非常人物。由于他是能够“通天”、毛泽东亲自“定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与周恩来、江青的关系非同寻常，颇有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想通过他获得“中央文革”首肯，打击对立面。所以，红卫兵小报时不时会有他戴着某派“革命群众”组织红袖章的相片。

但文革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正当他红得发紫的时候，突然在1968年初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入狱。他的大起大落引起人们短短一阵惊愕，随即被人忘却。文革中，这种一夜之间从顶峰突坠谷底的政治人物委实屡见不鲜。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像“满血复活”一般，以自己的口述回忆，突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经历，这本《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一

1921年，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小城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长时间担任过市参议会议长，一度代理过市长。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曾到李敦白家乡，李敦白的父亲专门把时年12的他从学校接出，去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还真与他谈了几句话，使他印象深刻。从此，他开始宣传罗斯福新政，挨家挨户发宣传品，这也使他开始关心政治起来。

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尤其在他生活的南部，更加恶劣。目睹黑人种种悲惨遭遇，李敦白由同情而深入到对社会制度的怀疑、探讨，思想渐渐左倾。他发现，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最为彻底、坚决，因此，194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时，无论美共还是中共，都由“第三国际”领导，后来他参加中国革命、参加中共，就顺理成章了。

他父亲是“中产阶级”，对他加入共产党不表赞同：一，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自己家的利益已与资本主义紧扣一起；二，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现在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然而，他虽然不赞同自己儿子的政治信仰、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不干预，反而时不时接济儿子。

珍珠港事件后，李敦白报名参军，学习中文，准备到亚洲战区。虽然在军队中停止作为美共党员的活动，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关心时局，尤其关心中国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在学习中文期间，著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 naLouiseStrong）曾来讲课，介绍中国情况。他此时没有想到，斯特朗将对他的命运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李敦白来到中国，正好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不久他就复员，但他在昆明已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来往，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更加向往这片新天地。经宋庆龄介绍，他来到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工作，担任视察员，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质，主要是粮食的发放工作，防止贪污腐败。

1946年4月，他来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控制的湖北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开始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他经常出入李先念的司令部，与李先念、王震、李先念的下属张体学关系亲密。李先念此时是中原军区司令，此前是新四军五师师长，大家一直叫他李师长，此后几十年，李敦白一直叫他李师长。王震的直率威猛、真诚热情使他尤感性情相投，二人由此建立了终生友谊。在此期间，恰恰周恩来与北平军调处执行处长美国将军白鲁德（GeneralHenryByroade）、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参谋长王天鸣一同前来视察。因此，李敦白也认识了周恩来。

美国将军白鲁德根本不知道李敦白的政治态度，非常随意地告诉他，国民党在东北军队不占优势，不敢轻易开仗，但在中原地区占绝对优势，准备消灭此地共军，言谈中明显倾向国民党。听此言后，李敦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美国居间“军调”，包括共产党内一些人也对美国“调处” 抱有希望。他立即悄悄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李先念，希望共产党早有准备，打消对美国调处的希望（同上，第53页）。几十年后的《李先念传〈1909－1949〉》也提到此事：李先念在一次大会上猛烈抨击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击中要害。因为“有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国记者利用其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团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准确情报。会前，李敦白将国民党决意歼灭中原部队的机密告诉了李先念。”直到晚年，李先念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82页）

在他的印象中，李先念话不多且慢慢吞吞，乍一下给人有些反应慢的感觉。其实，李先念反应迅速，灵活机智，这使他大为佩服。抗战期间，李先念部控制汉水一小港口向日本人收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质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中原突围时，部队要轻装，一些从城市来的学生不舍得扔书，说书就是我们的“马列”。李先念动员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此话给李敦白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193、194页）

由于美国政府袒护、支持国民党，所以后来有美国人知道李敦白曾把如此机密的情报告诉共产党，指责他背叛了国家。对此责难，他严正反驳说：“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同上，第54页）

他的政治态度与观点，显然使周恩来印象深刻，大有好感。正是在周恩来的主动帮助下，李敦白于1946年10月中旬来到梦寐以求的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以外国专家自居，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亲自找他谈话，通知他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并告诉他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非常不容易，要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

有一次斯特朗采访周恩来时，周点名要李敦白担任翻译。使李印象深刻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周恩来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同上，第171页）

当时他是单身，自然有朋友介绍对象。有一次，介绍的是也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其实，在北平军调处的时候，他就见过担任叶剑英秘书的王光美。这次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朋友家一起吃饭，算是认识了；第二次是他在一个小饭馆请王光美吃回锅肉；第三次是王光美回请他，还是吃回锅肉。当时的延安，也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是回锅肉。无奈，两人缘分不够：“我们俩都是单身，但好像都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说开了，觉得还是做朋友。我那时候在翻译《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好像请她看过，请她提意见。舞会上也碰到过。但没有详谈过，交往很有限。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对她印象很好。”（同上，第199页）

1948年，他随新华社跟中央机关一同来到西柏坡，准备进城，建立新中国。这时王光美刚与刘少奇结婚。“一天清晨，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也在散步，刘少奇走在前面，踱着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两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着。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理论上无疑是平等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谁都难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孔孟之徒。”（同上，第200页）

当然，他万万想不到，20年后，与王光美的这两顿回锅肉，使他“大祸从天降”。

二

李敦白到延安不久，斯特朗第二次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新华社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

李敦白的另一项工作是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是1947年斯特朗离开中国去苏联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将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尤其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李敦白天天协助她翻译。由于是周恩来交待他协助斯特朗翻译，而文件中却有对周的严厉批评，使他印象深刻：“这个文件不同于后来《毛选》附录的文本，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包括周恩来，批评得很严厉，只有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完全肯定赞扬的，说一个代表红区的模范路线，一个代表白区的模范路线。除此之外，没有完全肯定的。”（同上，第 173页）

1949年2月下旬某天，平津战役已经结束，李敦白正与所有人一样，兴奋地等待着进入北平、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突然，他得到通知，要他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接受“特殊任务”后，他猜测可能是与处理中美关系有关，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关系，非常激动。没想到驱车几十里，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中央社会部一位副部长严厉地对他宣布：“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同上，第67页）原来几天前，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李敦白是受她的领导间谍之一，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方将此情况通知中共，因此李敦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锒铛入狱。

他一个人被关押在一个前后只能走四步、窗户被木条钉死的小屋里，不能读书，不能看报。但木条并不严实，看守用报纸糊上。有一天，他突然从糊窗的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兴奋异常。虽然他身陷囹圄，曾被命令长时间盯着太阳，使视力大大受损，但：“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高兴。我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怨自己为这个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现在却被关在牢里。即使有这种情绪的话，也不明显。我努力地与各种负面情绪作战，一出现苗头，就给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让它泛滥。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不久，情况略有改善，允许他读书看报。1953 年看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他悲伤地哭了，觉得这是世界革命的重大损失。（同上，第74、76页）

1955年4月初，他突然被释放。原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清理、平反斯大林时代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查明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案”完全子虚乌有，予以彻底平反，作为其重要成员的李敦白自然平反出狱。出狱后，他在新成立的广播事业局工作。白白坐了6年监狱，他反而更加热爱、信仰中国共产党，并且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劝他，保留美国国籍对中国更有利。他知道中共党史上有一些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党更有利”的历史经验，也不强求，就以美国专家身分在中国工作。不久，他与一位善良的中国女同事相恋结婚。

“外国专家”人数很少，主要集中在北京，有种种特别规定，享受种种特殊照顾，或者说，享有种种特权。“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请示后报告，我是党员，跟我见面不必报告，但这只能算是例外，一般外国专家显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他承认，“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文革中有少数外国专家受到冲击，甚至被捕入狱，但是，“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例如，李敦白已经够“左”了，但他都认为阳早(ErwinEngst)、寒春（JoanHinton）夫妇更“左”：“两个人都左得要命，脑子很闭塞。”“美国有种人，很聪明，人也很好，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但见识不广，很容易陷入自己设置的框框，我们把这种人叫做‘乡村知识分子’。” （同上，第85、87、247页）难怪，“文革”后，这些专家尤其是他们的子女陆续离开中国，近年来颇有一些他们回忆当年中国的书，虽然不失一个独特的视角，但多数都使人有“隔”的感觉。生活在“隔离与特权”中，要突破“隔”确实不易。

在外国专家中，李敦白的政治表现最为积极，甚至对中国政治有高度的敏感。1956年“鸣放”期间，一位英国共产党驻北京记者经常邀请一些喜欢西方生活方式、西式民主的中国机关工作人员到他的住所，喝酒、跳舞，谈论政治，骂共产党。他的房间里还挂着一条写着“第一百零一花”的横幅。李敦白也被邀请过，他担心那些本来不错的客人会“糊里糊涂出事”，于是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个报告，“说这个记者会把机关里一些不谨慎的人套上，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件事值得注意。”因此，邓小平在一个中央文件中还专门表扬了他。李敦白甚至认为“后来‘反右’就提出百花齐放是指鲜花，不包括毒草”“这话是有针对性的”。言辞中颇有“鲜花”、“毒草”这个重要政治标准的提出与他这个报告大有关系之意。（同上，第202页）无论“鲜花”、“毒草”这么重要的政治标准、概念的提出是否受他的报告启发，他的这种政治敏感，确实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中共党员。

因此，在外国专家中他最受“组织”信任，就不足为奇了。他参加了中共许多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尤其是与苏共论战的“九评”，通常都由他担任英译的最后定稿者。他还亲自进行国际台的英语录音口播，有一次由于情况紧急，竟然由他直接手拿中文稿直播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这是多么危险的举动！中国高层如果对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也不可能让我做这种事，要知道，要是我喊出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全世界立即就知道了。”更重要的是，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毛泽东几次接见他们，或在请外国友人吃饭时邀请他陪同。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当年错关李敦白，并当面道歉，说他是一个好同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这个称号，就是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同上，第9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