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恶坝”袁凤英】

 

袁凤英是一名“妓院恶坝”。上海档案馆藏B1-2-1285号案卷记录，她本人出身于妓女，以后傍上姘夫开妓院。勾引欺骗无知少女卖淫，曾罚妓女跪碗底，还协助姘夫强奸幼女，按住幼女二脚协助强奸，最后一条则是“造谣破坏，污蔑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

 

袁凤英的“血债”是以火烧红的砖头加醋烫妓女下部致死，听来自然怵目惊心，罪不容诛。但根据案卷内其他材料，实际是该妓女下身生毒疮，袁用土法热砖加醋敷烫之，该女伤势加重，以后身亡，并非有意虐死。

 

袁凤英逃过一死的原因，除了她本人的妓女出身，还由于她于1951年6月被捕时上海尚未全面取缔妓院，军管会考虑此时处决袁及其姘夫是否会有影响；案卷中分局意见判无期，市局初审加判为死缓，复审认为可判无期或死刑。待到袁案最终判决的1952年8月，镇反处决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袁最终被判无期，逃得一命。

 

【“塌鼻雌老虎”陈金娣】

 

陈金娣是另一名类似的“妓院恶坝”，拥有一个诨名“塌鼻雌老虎”。

 

军管会1951年第8082号“反革命恶坝案”决定书显示，陈曾拜女流氓为过房娘，从25岁起开设妓院，逼良为娼。对妓女采取“巴账制”，巴账期长至三年，并阻止妓女从良。又常用柴片拷打病妓。陈金娣还有克扣佣工、霸占房产、贩卖鸦片的情节。听起来名目颇多，实际是妓院老鸨的通常行为。

 

这条“塌鼻雌老虎”被判处无期徒刑，免于一死的原因，除了她本人可能和袁凤英一样出身妓女，还由于没有人命血债。

 

【“赤练蛇”王学汀】

对于社会底层出身的各种“反革命恶坝”，如无确实“血债”，军管会仍属手下留情，大抵是处以重刑但留其一命。而出身成分高、在旧社会有一定地位的“恶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即使没有确实的“血债”，也可处以极刑“以平民愤”。案卷中的数份决定书显示了这一宽严之别。

 

王学汀是个典型例子。上海市法院杨思区分庭第17号决定书显示，王学汀时年已经74岁，绰号“赤练蛇”，系恶霸地主反革命。

 

王在满清时期曾任乡理事会议员，入民国后仍为绅董，其子任参议员，属于典型的乡绅。决定书称他包揽词讼、敲诈勒索、放高利贷、收取人民“孝敬”、霸占地产，曾因同业竞争迫使某柴行关闭。在土改时又威胁村干部，制造谣言，称“国民党快要回来了。”这些案情都没有脱离一般性的“恶坝”范畴，算不上“血债”，够不上极刑。

 

但决定书特意多次提到，人民对他“切齿痛恨”，一位寡妇之女王桂新控诉王将其母女“赶出王家门，霸占其房屋和九分土地”时“悲愤地说一点一滴是写不完说不尽的。”王赶孤女寡母出王氏家族，大约与其族长身份和当地风俗有关。决定书中也没有其他“切齿痛恨”的案例。但法庭足以认定他“罪行累累” “罪大恶极”，因此“接受人民群众要求，判处死刑”。

 

虽然名为可怕的“赤练蛇”，王并没有人命债，罪行也比较含混。这点在案件请示过程中被市秘书处人员注意到，在报军管会批准时注明，“该犯就历史罪恶说确实可杀，但具体罪证不多。是否杀，可考虑。”军管会领导则批示，“王犯虽具体罪行不多，但长时期反动，称霸一方，该处居民莫不切齿痛恨，民愤很大，仍应处以死刑。”

 

批示中的“该处居民莫不切齿痛恨一句”被划掉，但很显然，“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了这位老资格乡绅的命运，至于镇反动员中的民愤虚实，就无人考究了。1951年7月，这条74岁高龄的“赤练蛇”被处决，耗费了新政权的一颗子弹。

 

【“扫帚星”周招弟】

 

周招弟的被处决，更不掩饰地体现了“民愤”的压力。

 

B1-2-1175号档案保存的周招弟案卷显示，周招弟是戏院老板，据说生性霸道。周的主要罪案是阻止无票的乡民入院看戏，激起矛盾，被联名举报“查门票吓死小孩”。另外还有一宗无法查实的人命举报，据说一名男子被周殴打数月后去世。

 

按说周的所谓罪行属于乡邻矛盾，吓死小孩的情节也不合常理，但提篮桥区法院以民愤为由判处了周死刑。市法院复查发现，周的罪行可疑，又系女性，改判无期徒刑。

 

但意见下发后，激发提篮桥区强烈反弹，认为她是流氓恶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留在社会上对人民有害无利”。市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因此加判为死缓，似乎就此定案。

 

不料意见下达后，仍旧引起提篮桥区强烈不满，认为周招弟民愤甚大，要求杀，毋须缓刑。最后经主管政法的潘汉年批示，军管会以“恶霸”、“有血债”罪条判处周死刑，对于她的“血债”，则称“虽该犯言词闪烁，其罪行自可认定”。

 

盖有上海市军管会大印和陈毅、粟裕签名的军管会（51）密二第2678号决定书上，保留了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到死缓再到死刑的毛笔字迹潦草涂改，几乎难以辨认，周招弟的命运在民愤和法律的矛盾之间来回辗转，终究厄运难逃。一颗“对人民有害无利”的“扫帚星”，就这样以反革命的名义被袚除，法律的具体规定已不重要。

 

【“兵痞”陈根泉】

 

决定书中记载的各种诨名，普遍有一种“非人类”的凶恶感，似乎可据此先将其定罪。诨号或许取自民间，但决定书对之强调，也体现了某种镇压思路。

 

档号B2-1-954保存的一个“兵痞”小青年陈根泉的判决，透露了新政权对于“恶坝”之外的“旧社会渣滓”态度。

 

陈根泉当年25岁，1940年起给某个国民党军官当勤务兵。解放战争期间被俘，遣返回乡，但无法生活而来上海，仍然找到原来军官家，为其做家务带小孩。以后被人举报参加所谓“中国青年反共忠义救国军”，因此被拘捕，经查明为诬告。陈根泉当兵期间从未打仗，没有其他罪行。1951年底，办案单位呈报市公安局，拟教育释放。

 

市局人员接报后批示，陈某可以不判刑，但他长期充当兵痞，没有一技之长。原籍无亲属和家业，眼下他依托的国民党军官亦已判刑，陈某在上海无法生活。从社会治安和陈某个人生计着想，不能释放，应该设法送劳动教养所，或动员他自愿参加劳改队。随后市局领导同意：送劳教所。

 

1951年底，中国并未有国家层面的劳动教养制度，明确的中央指示要到1955年8月的肃反之中才初次出台。但在这份案卷中，却明白地出现了“劳动教养所”的名目，说明基层已经出现了类似机构（当时上海已经有了改造妓女的妇女劳动教养所，但陈根泉并非女性）。看来国家层面的制度有赖于基层的创造。根据其他当事人回忆，当时上海的类似名目还有强迫劳动队、生产自救队等。

 

陈根泉进入劳教所，看来有多方面的考虑，但一旦进入封闭的系统，人生就难以回头了。他面临着长期在劳教所和劳动农场改造以及留场就业的命运，从此与正常人群隔离。这也是新社会对于“寄生虫”或者“社会渣滓”的一般态度：将其与正常社会隔离，加以劳动改造，从而消除其社会潜在危害性，消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