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男：1978——重新认识东南亚

——再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的双重意义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出于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需要开始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东盟国家也因为在安全方面受到来自苏联和越南的压力而与中国达成了有限的合作。双方的接触暴露了此前中国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它们集中反映出中国对该地区旧的认知定位与新的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在思考和解决它们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同时对东南亚的战略角色做出了新的判断，这不仅是下一步中国对这一地区政策转变的基础，更成为后来“周边战略”的滥觞。因此，中国与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就具有了承上启下、弃旧迎新的双重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当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走向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于在亚洲地区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需要，开始积极地改善并发展与东盟国家[1]的关系;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逐步恶化和苏越军事同盟的形成，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与东盟靠近的过程。双方围绕柬埔寨问题展开的初步合作，在当时不仅有助于尽快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极大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为8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东南亚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此后，凡有论及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文章，多数都以这一时间为起点，并侧重于强调双方的接触与合作对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重大意义，但是却往往会忽略它对此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调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东南亚各国的再认识和对东南亚地区战略角色的再定位。在与东盟国家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决策层逐渐认识到现行外交政策在该地区遭遇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地暴露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旧认知与外交政策新诉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当时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合作的可靠性，而且决定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地区间关系所遵循的基调。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华人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重申了侨务政策、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关系时采用新的原则、以更灵活和更务实的态度和方法推动了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逐渐把与东盟合作的重点从安全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这也是后来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乃至冷战结束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关系始终平稳发展并越来越密切的关键性原因。

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外交决策主体对对象的认知和角色定位，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形成和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在80年代调整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既符合实际情况又相对稳健的道路，与决策层对这一地区基本认识的改变是分不开的;而追本溯源，这种认识上的改变又依托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初步达成安全合作的具体过程。中国方面正是在推动合作的过程中根据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重新认识、发现和定位“东南亚”，以为长期的良性关系提供持久稳定的动力。因而这一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也就具有了多重意义：它不仅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方面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而且为“重新认识东南亚”提供了契机和平台;它是中国在这一地区旧的对峙性战略的直接表现，但也是新的合作型外交思路的起点;在推进这种合作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跳脱出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框架，立足于地区的特征着手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种转变成为后来“周边战略”的滥觞。

二、“反霸统一战线”与中国-东盟关系的解冻

“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自1967年成立以来，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态。这个公开宣称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2]为宗旨的国家集团，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都亲近西方，带有秘而不宣的反共色彩。而中国方面也把东盟作为意识形态对立的目标，认为它是“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孪生兄弟，是美帝国主义反华包围圈的一个组成部分”。[3]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于70年代初与美国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这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敌意;而美国自越战后期开始有意识地“退出东南亚”[4]也迫使东盟各国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在东南亚扩张势力，并积极推行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包围中国。东盟国家一方面出于一贯以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另一方面出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联合发布了《东南亚中立宣言》(即《吉隆坡宣言》)，声称要把整个东南亚建成一个摆脱所有大国角逐和冲突的地区。[5]

东盟国家的这种立场与当时中国建立“一条线”“一大片”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要求相契合，从而使它们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潜在的合作对象。在双方互有需求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系开始解冻。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一事件被称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一个政治上的突破”;[6]随后，菲律宾(1975年6月)和泰国(1975年7月)也先后与中国建交。在中马、中菲和中泰的建交公报中，都写入了“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谋”。[7]

外媒敏感地注意到“反霸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8]中国的官方媒体开始以友好和支持的态度提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 “建立和平中立区”的主张，[9]主要领导人也在各种外事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愿望”，[10]“支持东盟建立和平中立区的政策”。 [11]

东盟在中国东南亚政策中的战略比重变得越来越大。虽然东盟仍然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抱有戒心，但苏联在东南亚地区投射的巨大阴影足以压制这种疑虑。如果说关系解冻初期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于反霸权主义的共识还只是停留在预防性的原则阶段，那么随后柬埔寨危机的酝酿和爆发就使得双方的战略合作具有了真实的地缘政治意义。从1977年夏季开始，印度支那半岛的局势持续升温：柬埔寨与越南之间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频发，7月，越南与老挝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把老挝置于越南的控制之下;1978年2月底3月初，越南与苏联的军事高层开始接触;6月，越南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多边经济互助会;7月，中越边境关闭，中国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宣称：“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12]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地倒向苏联。中国一直以来把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行径都视为是苏联霸权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化和膨胀;而东盟各国虽然都专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对共产党国家间的内讧不感兴趣，但是却担心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升级最终会导致大国力量直接武装干涉，东南亚局部战争烽火再起，殃及池鱼。虽然各自动机不尽相同，但在大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却促使双方进一步接近，在外交立场上互相声援，在行动上有限度地配合与协调。

双方合作意向加强的一个直接表现是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仅以1978年为例：3月，泰国新任总理江萨访华，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人在与江萨的会面中再次明确表示全面赞同和支持东盟和平与合作的立场;同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菲律宾，这是北京方面首次派出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李先念在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会谈中，再次提到反对霸权主义，表示支持东盟提出的建立和平中立区的主张;4月，泰国外长乌巴蒂又先后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各国转达了中国方面全面赞同和支持东盟的意向;11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启程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三、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与“一揽子问题”

在中国与东盟接触与合作的过程中，1978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底，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东盟三国的意义尤其重大。这首先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在中国领导集体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基本上被确定下来，作为决策层的头号人物，他在东南亚地区得到的直观经验和印象会对后来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因为中国内外部的情况都在这一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上述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发生改变、印度支那局势趋于紧张、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反苏反霸的前提下达成初步的战略合作之外，1978年还出现了新的情况：苏联和越南突然转变了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态度，从一贯的敌视转向友好和支持。两国不仅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及其中立化的设想，而且分别派出外长和总理级别官员历访东南亚，展开“微笑外交”的攻势。虽然东盟国家普遍对苏联和越南外交政策的转变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关注的首要问题还是极力避免苏联的军事力量大规模进入东南亚，但考虑到各国国内政治情况不一样，对这种变化的反应难免出现混乱和分歧。尤其是东盟五国政府都面临着国内众多华人华侨造成的族群问题和共产党游击队势力的威胁，在苏联主动示好的前提下，想通过在中苏之间搞平衡、以削弱中国对华侨和共产党运动的影响的意见也有所抬头。邓小平就是在这种复杂又不确定的局势下，踩着苏联外长和越南总理刚刚留下的脚印，来到了东南亚。

从国内情况来看，自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到1978年，中国已经平稳度过了权力交接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并确立了主导性的地位。与此同时，决策层在反复的考察和争论中，已经大体形成了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发展方向的共识，即：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在国外观察者的眼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年，北京先后向欧洲、北美、亚洲发达地区50多个国家派出了多个副部级以上代表团，考察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出访的密集程度前所未有。邓小平本人也于10月份率团访问日本，除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亚洲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之外，还亲自考察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正是在访问日本归来之后，在举世瞩目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访问了东南亚三国。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使得这次出访不仅肩负着巩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安全的任务，而且添加了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铺设道路的内容，“甚至显然还有利用掌握东南亚经济的华侨的资本推进现代化的意图”。[13]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据此前透露出来的消息看，邓小平原本拟定的出访对象只有泰国和马来西亚，[14]但是正式出访成行的时候新加坡也赫然在列。虽然现在还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显示把新加坡加入出访行程的具体考虑，但是从后来邓小平的活动安排以及与李光耀会谈的内容来看，新加坡在70年代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显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具有发展经济和保障安全的双重需求，才使得中国在与东盟接触的过程中对问题思考的角度和内容有可能超越眼前的格局而着力于长远。这也是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角色进行再定位的基础和前提。

1.中国方面的意图

邓小平于1978年11月5日抵达泰国，9日抵达马来西亚，12日访问新加坡，14日停经缅甸返回中国，出访过程历时十天，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东盟三国停留期间，邓小平的主要意图表现得很明确，就是要推销反苏反霸的立场，争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他多次提到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但东盟三国对此的反应却不尽相同。[15]

相比来说，泰国对于中国“加强团结反对苏越霸权”的提议给予了最积极的支持，并同意中国可以使用泰国领空飞抵柬埔寨，这已经接近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了;而马来西亚则反应冷淡，不仅有意识地控制了邓小平来访一事在当地主流媒体和华人报纸上的宣传力度，而且多次表明要“奉行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16]实际上委婉地拒绝了中国关于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建议;新加坡则谨慎地把双边关系的话题限制在经济合作的范围内，不谈华人问题，并且强调了非共产主义的立场。除去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话题外，邓小平还重申了支持东盟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国控制和干涉的正义斗争，支持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的政策，支持东盟加强区域性合作和维护本国资源和权益的努力”。[17]

当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意外地达成了共识，同时签订了双边的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与泰国)，并讨论了增开新的商业航线的可能性(与马来西亚)。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在增进友好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在反霸权问题上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18]

2.东盟国家的关注点

东盟三国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虽然与中国的意图不相吻合，但是彼此之间却有共性，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揽子”问题。

首先，东盟国家对生活在东南亚各国的大量华人感到疑虑和担忧。这些由于历史原因移居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庞大，与母国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使得他们对居住国的忠诚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怀疑;尤其是东盟成员国多是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尚未完成，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其他族裔和华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更加深了东盟国家政府和原住民对华人华侨的猜忌。而中国在文革之后重申侨务政策，重新组建了中央和地方的侨务办公室， [19]利用电台广播直接向东盟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20]这一点不仅被越南利用来煽动东盟对中国的敌意，[21]更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关系中的 “一个巨大的负担”。

其次，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停止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主要是泰国共产党和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直是中共处理与他国兄弟党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因此，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对泰共和马共的革命运动给予了一定支援。但由于这些党并非执政党，其武装斗争在东盟国家政府看来就是危险的颠覆活动，而北京与这些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不对中国的动机产生怀疑。虽然邓小平在泰国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党与党的关系应该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不使这样的问题影响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发展。[11]

但这显然不能让东盟国家满意。尤其是在越南总理范文同此前做出关于“越南不支持泰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声明之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就更期望也能从中国那里得到明确的保证。

再次，东盟国家普遍不愿意过深地卷入大国[22]之间的争端。侯赛因在邓小平于马来西亚举行的答谢晚宴上强调“过去东南亚未能摆脱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现在“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类事情”;[23]李光耀在会谈中也多次申明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的立场，以及东盟国家在“非共产主义”问题上达成的共识;[24]即便是在反苏反霸的战略合作问题上对中国态度最为积极的泰国总理，也计划在接待过邓小平两个月之后访问莫斯科。这与其说是各国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不如说是对中国是否会发展成为未来的霸权心怀疑虑。虽然东盟国家和中国一样，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感到不安，也担心苏联的势力可能会借助本地“代理人”渗透入东南亚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防范和担忧就此烟消云散。换句话说，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具体的地区问题上或许有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却远不是可以相互信任的朋友。[25](P85-112)

这些问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可以暂时地服从于安全合作的需要，但是长久来看却制约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相对隔绝，与印度支那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又多半与局部的地区战争联系在一起，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的机会。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合作却使之凸显出来，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

3.问题背后的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地暴露出当时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的滞后性，尤其以北京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为重点，实质上反映的是以往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和定位与新阶段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内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新中国自成立到70年代中后期，除了建国初的一段调整期之外(1949-1955)，[26]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在东南亚推行的外交政策都带有敌我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印度支那半岛支持以越南为主的抗美战争，在亲西方的海洋国家中又重视“与下层搞统一战线”，对小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冷战的大格局下，东南亚作为大国利益交汇的地区，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必然会体现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及其战略角色的定位决定的。无论是在“一边倒”的联苏反美阶段，还是在“两个拳头打人” 的反苏反美阶段，中国始终把东南亚看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是世界革命向前推进的前沿阵地，在东南亚寻找“朋友”、打击“敌人”不仅关系着现实的国家安全，也关系到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安全。即便是在70年代初联美反苏的新阶段，中国为了在东南亚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开始积极与东盟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也只是改变了具体的外交对象，对整个地区的认识和整体思路并没有太大差异。

要不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要思考：是否应当在外交政策中重新确定东南亚的战略角色，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认识东南亚之于中国的作用。

四、从旧战略到新思维：重新认识东南亚

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接触和战略合作这一“新”变化放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整体框架中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仍然是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外交思路的延续;具体到中国-东盟国家外交接触的细节，很多前期工作也都是由周恩来完成的。[27]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从战略安全方面来说仍继承了70年代初期“联美抗苏”的路线。但若止步于此，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则过于片面，也会割裂政策发展的延续性。中国与东盟进行战略合作的时期，也正是东盟地区和中国内部都在经历节点性变革的时期，这就使得在旧战略与现实的碰撞中萌发新思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国家建设的方向和方法、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愿望压倒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国门初开之际，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又需要建立对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系，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保障国内建设不受干扰。东盟国家恰好就近提供了能够满足以上需求的诸多条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国家先后推行了外向型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小的增长高潮，其中新加坡的成就最为突出，被看作是亚洲新兴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它们的发展大大鼓舞了中国的信心。邓小平在出访东南亚之前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我们怎么会做不到?”;1978年之后又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学习新加坡及周边国家的先进经验;[28]

从后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来看，也确实与东南亚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积累外汇、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华侨投资，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条件;而且东南亚市场作为进口战略资源的来源，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的势力逐渐淡出这一地区，东盟各国独立与联合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而经济上的发展也使他们更希望能置身于大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之外;建立和平自由的中立区、真正实现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化，成为东盟国家在外交上的首要主张。这种态度即便没有对日后中国推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所启发，至少也为其稳定周边、创造和平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国内的新需求给了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们新的视角，东盟作为新的外交对象也给中国东南亚政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变化中的东南亚地区又在这种新视角下呈现出新的面貌。虽然印度支那的局势在70年代末期还在持续恶化，然而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它已经是一个时代即将终结的尾音。中国一方面继续巩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动员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达成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另一方面在80年代前半期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措施解决与东盟关系中存在的历史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调整了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1979年，中国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位于昆明的秘密电台不再发表批评当时泰国政府的言论，双方意见冲突最终导致了泰共电台关闭;1981年，邓小平又授意停止了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电台的秘密活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随后向马共负责人陈平表示，中国对马来西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无限期支付下去。[29]

邓小平在论及中国共产党处理兄弟党关系时说：“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30](P319)这种思想后来被发展概括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写入了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成为指导中共处理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新原则。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内。虽然中国方面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援助直到1989年才完全停止，[31]

但是新的党际关系原则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再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也不再把东南亚地区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的前沿阵地，而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政府间关系。除此之外，中共十二大还提出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同各国发展关系的准则;1985年5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来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32](P126)承诺在国际事务中永不称霸。在处理华人华侨事务方面，首要的是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和赞成华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在保护他们合法权利的前提下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11] (P290)

在这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吸引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引进华侨华人资本、积极开拓对外经济联系。1984年，中央政府又制定了对华人要同华侨适当区别对待的工作原则，充分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强调要防止“不注意国籍界限”的倾向，避免“引起他们住在国的疑虑和不安”，[33] (P26)特别提出在宣传工作上要谨慎，“一定不能发生错误，授人以柄，被人利用”。

这些具体措施不仅为当时中国进一步巩固与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清除了障碍，而且为日后中国与东南亚整个区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长远基础。虽然中国从未在公开场合对东南亚地区之于中国的战略角色进行过正式表述，但从政策走向来看，该地区已成为中国在继续推进改革、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合作伙伴。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判断和看法已经不再从属于冷战的大格局，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东南亚地区的现实情况，成为日后中国外交“周边战略”的先声。

五、启示

历史事件的意义永远不在于它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画上了句号，而在于它的启示作用和影响力直到今天还能够被人们认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最初是在外部安全压力的促进下才得以实现，但这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成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中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和定位，这是之后双方关系沿着互信、互利、可持续的方向良性发展的前提，这一发展过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南海岛礁的主权争端却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一点更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的主次和地区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都没有经历过根本性的调整，而东南亚地区自70年代开始奉行的“经济上推行区域一体化、政治上维持自由与中立、反对大国干涉地区事务”等原则只有加强没有削弱;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在整体外交格局中所处战略地位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有增无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大方向也理应维持不变。在多边/双边关系朝着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旧问题的消失往往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只要这些矛盾和争执不影响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基本定位，那么就可以预期双方能够在增进合作的框架中寻找到相对满意的解决之道。